二年（1629），卒於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十五。1篤信程朱，評選時文 之外亦刊刻了程朱之書，其講評著作在當時十分流行2，極具影響力，曾被閻若
‧
信中文句。見［美］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 迷錄》（台北市：時報出版，2002 年），頁 18、42。以下引文引自［清］世宗胤禛：《大義覺迷 錄》，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彙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二十二》（北京市：北京出版 社，2000 年，影印清雍正內府刻本），頁 286、290、305。6 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二冊，頁 374。標點本可參見上海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6
今若焚滅其跡，假使燬棄不盡，則事屬空文；倘燬其盡絕，則將來未見其 書者，轉疑伊之著述實能闡發聖賢精蘊而惜其不可復得也。及呂留良書籍 中有大逆不道之語，伏思我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際天蟠地，如日月之照臨 宇宙，萬古為昭，豈呂留良所能虧蔽於萬一乎？12
且：
逆賊呂留良，以批評時藝，託名講學，今罪蹟昭彰，普天共憤，內外臣工，
咸以罪犯私著之書，急宜焚燬為請。朕以為從來無悖逆之大儒，若因其人 可誅而謂其書宜毀，無論毀之未必能盡，即毀之而絕無留遺天下，後世更 何所據以辨其道學之真偽乎？13
雍正自認清朝無論道德、武功、學問皆既正且大，非呂留良一人可以詆毀，且其 書留於世能使後世學子明辨真偽，反有功於道學，因此雍正命朱軾等朝臣撰《駁 四書講義》一書，反駁呂留良《四書講義》書中思想，彰明聖儒道學，並頒布天 下學官，以供學子分辨孰醇孰疵。
對雍正來說，於懲處謀逆案的相關人之外，更重要的問題在藉由批駁得曾靜 援引以申明君臣大義、夷夏之防的呂留良思想，間接批駁浙省士風，企圖將被江 南文士掌握、關於帝國統治合法與否的思想詮釋權重新拿回官方手中，鞏固官方 的統治合法性。 如同雍正曾說：
呂留良動以理學自居，謂己身上續周、程、張、朱之道統，夫周、程、張、
朱世之大儒，豈有以無父無君為其道、以亂臣賊子為其學者乎？此其狹侮 聖儒之教、敗壞士人之心，真名教中罪魁也。14
雍正認為，呂留良自認承接周、程、張、朱之道統，其行為卻是批駁朝廷、誣衊 君王，絲毫不重視君臣之義，敗壞士人之心，對於周、張、程、朱的道統學說也 僅有破壞而無建設，根本為聖儒之教的叛徒，試圖藉由駁斥呂留良思想為聖學異 端，將呂留良思想中所蘊含的反清思想、夷夏之防等一併駁倒。
除《駁四書講義》外，雍正也以書寫方式多次審問曾靜，計共三十七道問題，
而後命人將此一來一往的文字刊刻成《大義覺迷錄》一書，頒布天下，令各地學 官皆有一部，命學子奉讀，以明君王之心。書中所關心的問題，觸及清朝君權問 題、正統問題、政策問題以及王朝奪嫡的宮廷醜聞等，無一不是帝國避之唯恐不 及的重大問題，但雍正卻與曾靜逐一辯駁，所據論調，大抵在於申明《春秋》「尊 王攘夷」之說，對於夷夏的區分，不應以地域言，而應以德行綱常是否純正來看，
12 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二冊，頁 423-424。
13 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二冊，頁 434。
14 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二冊，頁 378-379。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
在雍正之時，天下仍有些許不安，因此雍正採取公開辯駁的方式，以駁倒對方來 確立自身；但是乾隆之時，天下大勢已底定，反清勢力基本上不再有實際影響，
帝王應該做的，是開始強調世人的｢忠清意識｣19，不能再有任何危及此意識建立 的產物，因此透過編纂《貳臣傳》，擱置「忠明」或「忠清」的差異，僅強調「忠 國、忠君」，但此「忠國、忠君」實際上便是「忠清」，而且：
為了提倡忠清意識，乾隆對發生在任何一朝的排斥夷狄思想，以及是否忠於 該朝的問題都予注意，因為他們都足以對清的臣民造成歷史暗示作用。20 因此乾隆亦大規模的禁書、毀書，透過編纂《貳臣傳》、禁毀書籍轉化、迴避清 朝外族統治的問題，而將焦點放在「忠國、忠君」與否。
禁書、毀書的策略，在《四庫全書》的編纂中達到了高峰，透過書籍的禁燬，
控制、壓抑某些思想，此外，在《四庫全書總目》的編寫之中，更是表現了乾隆 對於原先以朱子學理論為官學的不安，這是乾隆看到的「理學的雙重性」21，也 即是這個雙重性，使得清代自康熙以來對朱子學的尊崇，到了乾隆之時開始有了
「抑朱」的現象產生，而由尊朱到抑朱，曾靜案的爆發可說是其中的一大關鍵。
乾隆對朱子學的打壓，反映在清代學術上，便與「考據學」的興起相關，而 這點，表現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即是其篩選評判標準，皆以名物典章、文字 訓詁之優劣為準則，對此，李暢然便認為：「乾隆年間考據學的成長，不能不說 有乾隆帝刻意的支持和對理學講學的排抑在焉。」
而排抑理學講學，最重要的，便是對理學中「道統」意識的壓抑。道統之所 以重要，乃在於其是一個「重建的」、「斷裂的」想像，余英時先生認為是宋代士 林面對五代以來厭亂望治的心理需求所產生，要求改變現實，重建治道以整頓人 間秩序的要求，所以以「回向三代」為理想，構築歷史想像與道德標準22，而楊 念群則補充道：
19 此處的「忠清意識」，是王汎森辨析乾隆「正統觀」時的核心觀念，亦即乾隆以「當朝化」為 準則的正統判準。王汎森認為，清朝在康雍之時，因易代未久、社會動盪、經濟不安，尚未細緻 深入地處理明清易代問題，到了乾隆，大體上已政局安定、經濟富庶，開始著手處理這個問題，
而處理的方法之一：「即是將每一代歷史『當朝化』。對於清朝而言，則是將明史『前朝化』」，透 過「當朝化」的處理，士大夫所認同的忠孝節義、綱常名理，都應用於當下這一個朝代，所以清 朝士大夫忠清，並不與在明朝時的「忠明」相衝突，一切端看當朝為何，如乾隆在處理南宋與遼 金的正統問題時，亦以南宋為「當朝」，以南宋為正統，而非清之先祖的金。詳細討論請見王汎 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收於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13 年），頁 404-408。
20 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 28。
21 周明初稱之為「理學的二重性」，李暢然則稱「孔孟程朱的思想義理是『雙刃劍』」。見周明初：
〈理學的二重性與乾隆帝對待理學的心態〉，《杭州大學學報》，24：1（1994 年），頁 73；李暢 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頁 98。
22 余英時之說詳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篇（台北市：允 晨文化，2007 年），頁 390-42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9
不宜把道學看作是一個純粹的思想流派，而是與秩序重建的政治目標糾葛 在一起，以此才能理解士林營建「道統」譜系與「正統觀」建立之間所發 生的關係。23
所以當這樣的「道統」資源全然被君王奪取之後，宋代傳統士人賴以重建秩序、
回向三代、批評時政的「治道」資源，在清代便失去了著落。
亦如黃進興先生分析康熙與朱子學的關係中認為，「在清代，尤其是康熙皇 帝，由於各種思想與歷史條件的湊合，使得『治統』與『道統』不祇象徵意義上，
同時實質裡合而為一」24，而雖然「治道合一」是儒者長久以來的期盼，但「由 於統治者匯聚『治統』與『道統』於一身，以往二者在意識型態上的區別，也就 變得模糊不清」25。千年來儒者「治道合一」的期許在此時實現了，但細究其內 涵，卻是政治力進入「道統」之中，「道統」併入了「治統」，如其所言：
清初君主在政治意識形態所努力的是，將「政治勢力」延伸到「文化領域」。 確切地說，是因統治者主動介入文化與思想的傳統，致使「皇權」變成「政 治」與「文化」運作的核心，而統治者遂成為兩項傳統最終的權威。26 在「治統」與「道統」合一的情況下，傳統儒者所希冀的「政教合一」固然得以 實現，但此時「道統」所固有的、超然於政權之外的自主性與批判性卻也逐漸被 政權消磨掉，道統進入了政權，支撐了威權統治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儒者便難以 再借「道統的想像」來批判現實政治，儒者自古以來堅守的、為「帝王師」的想 像亦再難實現。
經由上述的討論可以看見，曾靜案所引發的問題，可以說便是政治上與學術 上的正統問題。政治上的正統問題，主要由《大義覺迷錄》帶出，是「大一統」
帝國面對「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下如何超出「夷夏之別」重構「正統」涵義的 問題，也是清朝帝王如何操作官方論述的問題：是公開辯駁還是燬書禁書？
而學術上的正統問題，主要便由《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帶出。為何 以朱子學為官學正統的清代，面對同樣以朱子學自持、「尊朱闢王」不遺餘力甚 至極得讚許、有「醇儒第一」封號的陸隴其推崇的呂留良及其著作時，卻是以曾 靜案為媒介，開棺戮屍、並作《駁四書講義》批駁其言論，藉此舉表明呂留良之 學非聖儒之學、非程朱之學？而在這樣的分判下，便可見兩種朱子學，一是清朝 官方肯定的朱子學，一是呂留良以道統自持的朱子學。
政治與學術的正統爭論都在曾靜案上看到清廷處理的影子，而曾靜案的核心 又放在呂留良身上，因此，本文所關心的問題也以呂留良為核心。而在兩種正統 問題的辯論之上，本文更關心的，是《駁四書講義》與《四書講義》的理論辯駁。
23 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頁 249。
23 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頁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