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51
試73，同時也忽視了清初大儒雖將亡國原因推給明末心學流弊，空談心性，但並 非反對心性，而是將心性與實踐扣合，此一實踐不必然推向制度與政治，而可在 個人「出處去就」間達成，即使外推至社會，如清初重建「禮治」的諸多嘗試、
鄉間儒學制度的普及等74，也都是試圖通過理論的實踐，重建人心中的儒學精神，
同時挽救外在與內在的「殘山剩水」之景。
第四節、小結
王汎森先生在討論清初思想界的發展時曾提及，清初思想界有一破一立兩種 傾向：破宋明理學的形上玄想，立治平天下之學，而在破立之間的準則，便是重 新於理論上確立何為「儒家傳統」，藉此辨清學脈、回應時局；75而在清廷一方，
則基於統治上需求，需要尋找貼合中國文化的傳統資源，藉此穩固士人群體。此 二者的需求，正巧交集在朱子學之上，並且是以其兼具經史意義與經世傾向而得 以重新復興的朱子學。
而經由上述對呂留良儒學圖譜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出其對朱子學有近乎護教 的尊崇與維護，而這些在在展現了與清廷頗為一致的傾向，亦即降低儒學形上論 辯，而將儒學定位為修身與實踐之學，但呂氏之學，為何卻在雍正年間受曾靜援 引為謀反理論後，遭受打擊？表面上看，問題似乎清晰明白，首先，呂留良的思 想中有著重了「出處去就」之說，認為南宋末年至明朝初年之間儒者失節不少，
這種排斥異族統治與堅守節義操守的理論，此外（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呂留良 之說直接成為了曾靜謀逆的理論支援。
因為這些原因，呂留良遭受打壓實屬自然，但是其中又隱含了幾個問題，首 先，呂留良直至康熙二十二年方辭世，卻在雍正五年才遭受打壓，其時呂氏思想 早在清初思想界多有流傳；而更重要的問題則是，要如何辯駁並打壓一種與官方 理論同調的思想？要透過什麼方法才能在不危及自身的狀況下，批評另一個與自 身相關的東西？
而這些問題，或許便需要透過解讀曾靜案所牽連的三個重要文本，一個是呂 留良《四書講義》，另兩個，則是官方在曾靜案後所發布的《大義覺迷錄》、與《駁 呂留良四書講義》，透過整理此三個文本，試圖了解清廷如何在理論上消解呂留
73 宋儒對心性的要求，很大一部分在回應王安石以「外王」為導向的一連串政治改革的挫敗。
南宋儒者認為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乃因王安石變法本於經學而非理學，導致外王之學有餘，
而內聖之學不足。關於此點，可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下篇》（台北市：允晨文化，2003 年），頁 40-54。
74 關於清初禮治復興與鄉間儒學的討論，可參見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 於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市：聯經出版，2013 年）、楊念 群：《何處是江南》，頁 61。
75 見王汎森：〈潘平格與清初思想家〉，收於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市：復旦大學出 版社，2004 年），頁 293-2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52
良的四書理論，也更能明白呂留良所推崇的朱子學與清廷所認可的朱子學之間衝 突內涵為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53
第參章、
正統與異端：呂留良《四書講義》及其爭論
曾靜案爆發於雍正六年（1728 年），其後牽連出兩個相關著作，首先是雍正 八年（1730 年）雍正決定將關於本案的幾道上諭、以及與曾靜來往辯答的內容 整理刊刻成《大義覺迷錄》一書頒行各地，並於雍正九年（1731 年）頒上諭，
應翰林院編修顧成天之奏，命朱軾、吳襄等朝廷大儒對呂留良《四書講義》逐條 辯駁（由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朱軾與禮部右侍郎吳襄總閱，方苞、吳龍應、
顧成天、曹一士四人查閱），而後於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彙整刊行為《駁 呂留良四書講義》（以下皆稱為《駁四書講義》）一書。1
《大義覺迷錄》與《駁四書講義》刊行，前者乃因：
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億萬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親上之念，
毋庸再為剖示宣諭。但憸邪昏亂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懷悖逆者，普天之 下，不可言止此數賊也。用頒此旨，特加訓諭。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當 問天捫心，各發天良，詳細自思之。2
雍正認為人心皆良，尊君親上之念乃人心所同，但恐尚有存悖逆之心者，故頒《大 義覺迷錄》於天下，希望存此心者能就書而自省，詳細思辯，不致違背本心而犯 下滔天大罪。而後者，則因：
朕以為，從來無悖逆之大儒，以呂留良之奸邪，即令學問淹貫，文辭雅馴，
而身蹈悖逆之行，口談聖賢之言，言行不符之小人，其所著之書，尚足令 人尊信乎？若因其人可誅，而為其書宜燬燬之，固未必能盡即燬之，而絕 無留遺天下後世，更何從窺其底蘊，而辨其道學之真偽乎？3
據雍正所說，之所以留下呂留良《四書講義》而不禁燬，最主要原因是為了讓世 人認清其學之「真偽」如何，而命朝廷大儒所著的《駁四書講義》，便是在這個 目的之下產生，但：
1 關於《大義覺迷錄》成書過程，請參見史景遷《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錄》的第十章：付梓。而
《駁四書講義》部分則請參見《駁呂留良四書講義》書前所錄上諭。見史景遷：《雍正王朝之大 義覺迷錄》（台北市：時報出版，2002 年）；朱軾等：《駁呂留良四書講義》，收於四庫未收書輯 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陸輯第 3 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清雍 正十一年刻本）。
2 見雍正：《大義覺迷錄》，收於徐正等點校：《呂留良詩文集》下冊（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年），頁 203。
3 見朱軾等：《駁四書講義》，頁 6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54
逆賊所犯者，朝廷之大法也，諸臣所駁者，章句之末學也，朕惟秉公以執 法，而於著書者之為醇為疵，與駁書者之或是或非，悉聽天下之公論，後 世之公評，朕皆置之不問也。4
雍正在《駁四書講義》成書之後，認為其中辯駁的章句學問，與呂留良所犯之滔 天大罪，實際上輕重相去懸殊，但此舉是為了讓呂氏之書與駁書並存，將評價的 任務交給天下士人，讓他們自行決定孰是孰非，而當學問真偽辯明後，士人學子 也就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去判斷呂留良之罪了。
由雍正對這兩部書的期許來看，《大義覺迷錄》一書，所著重者在於天下公 理、君臣大義及政事之上，而《駁四書講義》則傾向學術內部的清理辯駁，前者 借重的是政治的力量，後者則是藉儒林之聲（雖然並不是純粹的儒者，而仍具有 濃厚的朝廷色彩，但其辯駁形式基本上是在儒學內部的理論清理），從兩個方向 駁斥呂留良思想。
而於上個章節中我們已然看到，呂留良的儒學思想中雖有強調出處去就、申 明民族大義的理論，但除去敏感的民族思想部分，其學術理路發展基本上與清初 朱子學的普遍傾向是一致的，但《大義覺迷錄》、《駁四書講義》卻試圖全面解消 呂留良思想，因此書中內容除了反駁關於民族大義的部分外，本文更關心的是，
除去民族問題外，在同樣以朱子學為「儒家正學」的基礎上，由官方主導的兩本 書，如何在理論上與呂留良切割開來，或是說，如何取消、解消呂氏朱子學的理 論有效性，而同時保有自身的理論有效性？換句話說，本章關心的，不（僅）是 呂留良嚴守民族大義的立場及其爭論，而是把範圍稍稍擴大，希望藉由解讀這起 清初重大的文字獄事件所牽連而出的三個文本，試圖找到同樣籠罩在「朱子學」
理論大旗之下的三個文本之中，《大義覺迷錄》與《駁四書講義》如何在辯駁互 動的過程中撐開理論的空間，帶出曖昧與不定的「可議」之處，並欲藉此批倒呂 留良（無論成功與否）。
因此，本章首先便直接由呂留良《四書講義》入手，彙整其理論大要，而後 引入《大義覺迷錄》與《駁四書講義》的反駁論點，試圖清理三書在朱子學、四 書理論、政論等論述下所構築的文本迷宮，以便更明確地看到三個文本在曾靜案 之中到底有什麼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