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合一的危機：呂留良《四書講義》對清初儒學的衝擊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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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二學年度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陳逢源教授.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治道合一的危機：. n. al. er. io. sit. y. Nat. 呂留良《四書講義》對清初儒學的衝擊 Ch. engchi. i n U. v. 研究生：劉欣韋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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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摘要本文以「治道合一的危機」為主要切入點，試圖重新開發呂留良思想在清初的地位與重要性。所謂「治道合一」，指的是清朝統治初期，康熙所帶出的治統與道統合一的現象，而危機的呈現，則來自於雍正時期，由呂留良思想與其著作《四書講義》間接引發的曾靜案，以「華夷論」與「正統論」所帶出的清廷統治合法性的問題，以及其後牽連而出的種種政治與學術的問題。為了恰當地回應此問題，本文首先梳理呂留良的儒學思想與清初思想「由王反朱」的現象，了解清初朱子學復興下，以朱子學為官學的清廷與以「尊朱闢王」為主要思想核心的呂留良其實有著一致的理論走向，但呂氏思想卻在曾靜案後遭受到清廷的打擊，同樣的朱子學框架，其下卻呈現了兩個不同的理論體系，這樣的情況便導向了本文第三章的問題，即是探討《四書講義》、《大義覺迷錄》與《駁四書講義》三本著作的核心理論之間的差異。.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作為反對方的清廷，一方面透過《大義覺迷錄》申明其政權合法性，經由援引儒家思想，將南宋以來重視以血緣、種族為判準的正統論述，轉回以儒家道德為主的觀點，由此建立清朝的政權合法性，迴避滿清外族身分所帶來的疑義；而另一方面，則是在政權合法性之外，經由朱軾等人奉諭所做的《駁四書講義》將目光落在論述政權合法與否的根源思想：儒家. sit. y. Nat. n. al. er. io. 思想之上，試圖架空同樣以朱子學為尊的《四書講義》，藉由引入理學式的性命辯駁，將呂留良的朱子學推到異端的一方。《駁四書講義》在理學的大框架下，與《四書講義》進行心性問題的辯駁，這個看似純為儒學內部理論爭議的現象，卻因為《駁四書講義》身兼學術與政治的特殊性質而引人注意，這也便是第四章所關心的問題：《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之間，其實反映了清代官方在「治道合一」的前提下，綰合政治與學術的策略。而透過追問《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意義，本文看到了在治統與道統的緊張關係下所產生的「危機」，在此危機中，《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兩者的理論差異便象徵了「治道合一」的內在緊張，而呂留良《四書講義》的意義，便是在清廷以治統合併道統的統治策略下，. Ch. engchi. i n U. v. 仍然高舉著朱子學中的道統精神，保有儒學批判意義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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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次第壹章、緒論 ............................................. 3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 3 第二節、前人研究回顧 .................................. 10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26 第貳章、呂留良與清初朱子學狀況 .......................... 31 第一節、明清之際「由王反朱」現象 ....................... 33. 治政大第二節、呂留良的儒學圖譜想像........................... 39 立第三節、清初朱子學復興與儒學意義的重建 ................. 46 ‧ 國. 學. 第四節、小結 .......................................... 51. ‧. 第參章、正統與異端：呂留良《四書講義》及其爭論 .......... 53 第一節、呂留良《四書講義》理論辨析 .................... 54. y. Nat. sit. 第二節、《大義覺迷錄》與「華夷問題」 ................... 83. a. er. io. 第三節、《駁四書講義》的思想內涵與辯駁特色 ............. 88. n. v 第四節、小結 .......................................... 96 l ni Ch. U. engchi 第肆章、差異及其意義：《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分歧 99 第一節、心性問題與四書傳統............................. 99 第二節、清廷尊朱現象與康熙朝「理學真偽論」的意義 ...... 109 第三節、曾靜案的兩種處置.............................. 119 第四節、小結 ......................................... 124 第伍章、結語 ........................................... 127 參考書目 ............................................... 1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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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壹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呂留良，又名光輪，字莊生，又字用晦，號晚邨，浙江崇德人，生於明崇禎二年（1629），卒於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十五。1篤信程朱，評選時文之外亦刊刻了程朱之書，其講評著作在當時十分流行2，極具影響力，曾被閻若璩尊稱為清初「十二聖人」之一。呂氏著作頗豐，據胡楚生先生整理，計有《詩經彙纂詳解》、《易經彙纂》、《易經評解》、《禮記題說》、《呂氏醫貫》、《天蓋樓遺稿》、《天蓋樓四書語錄》、《四書講義》、《四書題說》、《四書會意解》、《呂晚邨家訓》、《呂晚邨尺牘》、《呂晚邨文集》、《呂晚邨詩集》以及多種時文評選作品3，但其身後，因學說涉及雍正年間的曾靜案，著作被官方禁燬，所傳者無幾。「曾靜案」4是發生於雍正六年的謀反案，肇因於湖南人曾靜（化名夏靚）.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遣其徒張熙（化名張倬）投書川陝總督岳鍾琪，欲策其謀反，此一叛亂，於清初查案嚴厲、氣氛肅殺之中，竟得雍正赦免，兩人於雍正朝皆未獲罪，而雍正為了回應此案，下諭刊行了兩本著作：《大義覺迷錄》與《駁四書講義》，前者主要回應曾靜案投書策反的內容，重申清廷統治合法性，而後者，則是針對呂留良《四書講義》內容的批駁，認為呂氏之說淺薄不正，乃聖學罪人、異端之說。但是，雍正對曾靜與張熙的寬大處理，以及刊行兩本著作的處置方式，卻於. sit. y. Nat. n. al. er. io. 乾隆即位之初有了巨大轉變。乾隆在雍正十三年即位後，立即下令凌遲處死曾靜與張熙，而雍正下諭刊行的《大義覺迷錄》與《駁四書講義》則回收禁講，此中轉變，十分耐人尋味。曾靜投書岳鍾琪的文章中，有如「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陰陽合 1. Ch. engchi. i n U. v. 見呂公忠所撰〈行略〉，附於《呂晚邨先生文集》之末，［清］呂留良：《呂晚邨先生文集》，收於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六冊（北京市：北京圖書館，2007 年），頁 579-580。 2 呂留良評選時文著作在當時流行的情況，或可由袁枚《子不語》中的〈時文鬼〉一則來說明：「淮安程風衣，好道術。四方術士咸集其門。有蕭道士琬，號韶陽，年九十餘，能游神地府。雍正三年，風衣宴客於晚甘園，蕭在席間醉睡去，少頃醒，唶曰：『呂晚村死久矣，乃有禍，大奇！』人驚問，曰：『吾適游地府間，見夜叉牽一老書生過，鐵鎖鋃鐺，標曰：『時文鬼呂留良，聖學不明，謗佛太過。』異哉！』時坐間諸客皆誦時文、習《四書講義》，素服呂者，聞之不信，且有不平之色。未幾曾靜事發，呂果剖棺戮屍。」故事中以異人遊地府見呂氏鬼魂而預示了呂氏之禍，而文中所說「坐間諸客皆誦時文、習《四書講義》，素服呂者」，可見呂留良的時文評選與《四書講義》在當時的風行情況。見袁枚著，申孟甘林點校：《子不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497。 3 見胡楚生：〈呂晚邨「四書講義」闡微〉，收於氏著：《清代學術史研究》（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印行，1988 年），頁 47。 4 《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七輯記此案為：「曾靜遣徒張倬投書案」，今簡稱為「曾靜案」，關於此案的奏摺、上諭皆收於此。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二冊，頁 331。 3.

(8) 德者為人，四塞傾險而邪僻者為夷狄，夷狄之下為禽獸」、「人臣之擇主，如女子之從夫；為臣者事非其主而失身，如女子已嫁人而再醮」、「君臣之義一日不可無，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如今天下八十餘年沒有君」5等語，歸納其中，主要論調乃以明朝為正、清朝為夷狄，夷狄並非人主，藉此申明君臣大義、夷夏之防，此外亦有批評科舉、崇尚井田等對時政的意見。關於此案，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上諭中提及，曾靜供稱其與張熙之所以投書謀反，乃因輕信呂留良之說：據曾靜供稱，生長山僻，素無師友，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選時文，內有妄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被蠱惑。隨遣張熙至浙江呂留良家訪求書籍。6 且：. 政治大呂留良生於浙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初非曾靜山野窮僻寞頑無知者比，且立曾靜止譏及於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聖祖皇考之聖德，是呂留良之罪大惡. ‧ 國. 學. 極誠有較曾靜為倍甚者也。7. ‧. 此諭中，雍正明顯將這樁謀反案的罪魁禍首指向呂留良，而非實際策劃並執行的曾靜，這點或可由上諭中特別點出呂留良乃「浙省」之人來推想其原因：雍正於此特地點明呂留良的浙省身分，王汎森先生認為，乃因雍正在曾靜案之前，即因查嗣廷案而停止浙省鄉試、會試一年，並且有浙人涉入允禟、允禩集團，再加上. sit. y. Nat. n. al. er. io. 浙省抗清勢力在清朝入關之際規模幾居各省之冠，浙省作為反清勢力根源地，使得雍正對浙江地區素有疑慮，曾設「觀風整俗使」8，此諭中亦言：「朕向來謂浙 5. Ch. engchi. i n U. v. 曾靜所著原件已失傳，信中文句散見於《大義覺迷錄》書中。此外，依史景遷所說，信件文句《東華錄》、《清實錄》皆未收，但《起居注》中保留了一份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上諭亦可見信中文句。見［美］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錄》（台北市：時報出版，2002 年），頁 18、42。以下引文引自［清］世宗胤禛：《大義覺迷錄》，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彙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二十二》（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清雍正內府刻本），頁 286、290、305。 6 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二冊，頁 374。標點本可參見上海書店出版社：《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年）。 7 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二冊，頁 377-278。 8 清實錄於雍正四年中記載：「朕聞浙省風俗澆漓，甚於他省，若不力為整頓挽回，及其陷於重罪，加之以刑，實有不忍。朕意專遣一官，前往浙江省問風俗，稽察姦偽，應勸導者勸導之，應懲治者懲治之，務使紳衿士庶有所儆戒，盡除浮薄囂凌之習，歸於謹厚，以昭一道同風之治。其如何設立衙門，鑄給關防之處，著詳議具奏，尋議查唐貞觀中，置觀風俗使。巡省天下，觀風俗之得失。今遣官前往浙江，省問風俗，稽察姦偽，應授為浙江等處觀風整俗使，鑄給關防，以重職守，從之。」此外，鄒建達、熊軍亦認為，雍正設立「觀風整俗史」的主要目的是整頓思想、輿論上對雍正得位不正、操守有瑕的謠言，他們認為：「那些對雍正不利的言論『其事有漸，其來有因』，是『由內而外，由滿而漢』散布和傳播的。『謠言』的散布和傳播者主要是遭雍正打擊的一部分皇室成員、官吏與士人紳衿。對那些反對他的皇室成員和官吏進行打擊，主要集中在政治層面上，且雍正已將他們收拾得差不多了。對士人紳衿的鬥爭則主要集中在思想上、經濟上， 4.

(9) 省風俗澆漓，人懷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謗訕悖逆自伏其辜，皆呂留良之遺害也」，已死的呂留良在雍正心中顯然成為了浙省悖逆事件的象徵，因此雍正對曾靜案的處置，也就含著整頓浙省的心思在。9 而雍正對浙省的態度，也反映了清初帝王對於江南人文之鄉的焦慮心態，如楊念群先生所說：清代帝王對江南想像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晚明以來漸趨密集的「社盟」活動的評估與清洗。也許是疆域未靖，也許是故以寬容政策待人，康熙皇帝的警覺心態尚未明顯，直到「曾靜謀逆案」發生，雍正憂患於浙省士風澆薄，並設立觀風整俗使後，在清朝皇帝的眼中，江南一代原先帶有詩酒唱酬性質的文人雅集，似乎無不與顛覆統治的叛逆活動互為策源地。10 除了江南一帶屢為顛覆統治的叛逆根源地外，另一方面，由於江南地區的文風興盛，為文化核心所在，江南所代表的正統漢族文化，在清初也不斷提醒著清廷帝王異族統治的危機，所以曾靜案中雍正對浙省的重視實則因其警覺浙省士風對清廷的威脅。11 對雍正來說，浙省風俗澆薄、反清思想蠱惑人心，而呂留良正好身處浙省，且其思想更直接成為曾靜投書策反的理論基礎，因此將矛頭指向呂留良便可想而知。因此審問之後，曾靜等人雖未獲罪，但呂留良與其子呂葆中雖其時已歿，仍被開棺戮屍，而呂留良另一子呂毅中被判斬立決，族人按律處置，作為呂留良提倡、散佈反清意識的懲處。但對呂留良的著作，雍正卻認為：.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i n U. v. 這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更有效的辦法。雍正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文化、經濟發達，士人紳衿匯集的江浙地區。」此外更由於江浙地區的歐陽秀臣曾為允禵造勢，汪景祺與查嗣亭又因文字謗訕見法，更加深雍正對江浙地區的不滿。詳見鄒建達、熊軍：〈清代觀風整俗使設置研究〉，《清史研究》， 2008 年第 3 期，頁 101-108。 9 請參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大陸雜誌》，85：4（1992 年），頁 34-35。 10 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市：三聯書店， 2011 年），頁 103，另可參見註 11 對清初「文質論」的說明。 11 清廷對江南文化與文士的處理態度，楊念群於《何處是江南》一書從「文化交涉」的角度出發有精彩的討論。楊念群認為「江南」一詞所包含的文化想像，在清朝初年（康、雍、乾）時，對清廷塑造自身的統治合法性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晚明清初的「文質論」之中，文、質的二元框架其實是「南北」、「華夷」、「滿漢」、「奢簡」等等議題的共構，明顯以種族、血緣來區分文、質，延續的是「南宋－晚明」的言論框架：「『南宋－晚明』的言論框架基本上是以『種族』區分人群，且以唯一的漢化標準判定種族在文化層序上的優劣高低」，在這個議題下，「文」代表的是江南、漢人，而「質」便是北方、滿族，於是，滿族的統治合法性、正統性似乎天生便落在漢族之後（因為是「質」而非「文」），因此清廷必須藉由重構「文質」議題，對「江南」想像進行重組或奪取其中某些意義，促使議題轉型來加強自身的正統性，如楊念群所說：「清初帝王要想擊破江南士林對『質樸』與『蠻夷』關係的想像，仍必須化身於江南自身的文化脈絡中，找到一種可以共享的思想資源」，因此，清廷對「江南」問題的處理，並非是全然的否定、壓抑與排除，而是在「江南文化」的基礎上進行轉化。詳細討論請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引文請見頁 178、198。 5. Ch. engchi.

(10) 今若焚滅其跡，假使燬棄不盡，則事屬空文；倘燬其盡絕，則將來未見其書者，轉疑伊之著述實能闡發聖賢精蘊而惜其不可復得也。及呂留良書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語，伏思我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際天蟠地，如日月之照臨宇宙，萬古為昭，豈呂留良所能虧蔽於萬一乎？12 且：逆賊呂留良，以批評時藝，託名講學，今罪蹟昭彰，普天共憤，內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之書，急宜焚燬為請。朕以為從來無悖逆之大儒，若因其人可誅而謂其書宜毀，無論毀之未必能盡，即毀之而絕無留遺天下，後世更何所據以辨其道學之真偽乎？13 雍正自認清朝無論道德、武功、學問皆既正且大，非呂留良一人可以詆毀，且其書留於世能使後世學子明辨真偽，反有功於道學，因此雍正命朱軾等朝臣撰《駁四書講義》一書，反駁呂留良《四書講義》書中思想，彰明聖儒道學，並頒布天下學官，以供學子分辨孰醇孰疵。對雍正來說，於懲處謀逆案的相關人之外，更重要的問題在藉由批駁得曾靜援引以申明君臣大義、夷夏之防的呂留良思想，間接批駁浙省士風，企圖將被江南文士掌握、關於帝國統治合法與否的思想詮釋權重新拿回官方手中，鞏固官方的統治合法性。如同雍正曾說：.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y. Nat. sit. 呂留良動以理學自居，謂己身上續周、程、張、朱之道統，夫周、程、張、. n. al. er. io. 朱世之大儒，豈有以無父無君為其道、以亂臣賊子為其學者乎？此其狹侮聖儒之教、敗壞士人之心，真名教中罪魁也。14. Ch. engchi. i n U. v. 雍正認為，呂留良自認承接周、程、張、朱之道統，其行為卻是批駁朝廷、誣衊君王，絲毫不重視君臣之義，敗壞士人之心，對於周、張、程、朱的道統學說也僅有破壞而無建設，根本為聖儒之教的叛徒，試圖藉由駁斥呂留良思想為聖學異端，將呂留良思想中所蘊含的反清思想、夷夏之防等一併駁倒。除《駁四書講義》外，雍正也以書寫方式多次審問曾靜，計共三十七道問題，而後命人將此一來一往的文字刊刻成《大義覺迷錄》一書，頒布天下，令各地學官皆有一部，命學子奉讀，以明君王之心。書中所關心的問題，觸及清朝君權問題、正統問題、政策問題以及王朝奪嫡的宮廷醜聞等，無一不是帝國避之唯恐不及的重大問題，但雍正卻與曾靜逐一辯駁，所據論調，大抵在於申明《春秋》「尊王攘夷」之說，對於夷夏的區分，不應以地域言，而應以德行綱常是否純正來看， 12 13 14. 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二冊，頁 423-424。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二冊，頁 434。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二冊，頁 378-379。 6.

(11) 清朝救人民於流寇水火之中，據之以德，何況清朝文治武功皆勝於前代，不可謂之「夷狄」。15此書最後以曾靜受帝王開導，悔悟當初誤信呂留良邪說，感念君王恩德而作〈歸仁說〉結尾。16帝王與囚徒的戲碼，結束在囚徒感念皇恩浩蕩、悔不當初的和解中。但是，離開了作者刊行的目的，此書是否真能達到「正本清源」的效果是個大問題，因為《大義覺迷錄》一書必須透過駁倒反清思想來證成清朝正統，但在這個過程中，任何一種反清的思想都必須被提出、論證、闡明，帝王的反駁反而成為某種宣傳，便如李暢然先生所說：「《大義覺迷錄》也首先是反清思想的義務宣傳，然後才是論證清朝統治的合法性的教科書」17，這點矛盾，雍正似乎尚未察覺，但是，在雍正死後三月，乾隆便下令禁繳其父編刻的《大義覺迷錄》，並將雍正赦免無罪的曾靜及張熙凌遲至死，似乎便是察覺的其中的矛盾與問題。而這個轉變，王汎森先生更認為其中反映了清朝帝王對於「正統」的觀點產生了變化：. 政治大從雍正到乾隆，顯然對華夷之別及其相關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雍正喜歡立以公開辯解方式對付異論（雖然強詞奪理），但乾隆更相信「萬言萬當， ‧. ‧ 國. 學. 不如一默」，直接查禁。對呂留良的幾部著作，雍正便主張讓其繼續流傳，以免後世之人因好奇而覓讀，但同時也命朱軾著書駁其《四書講義》。而到了乾隆，便將呂留良的所有著作禁毀。雍正並不大量禁書，但乾隆大約禁了七千種。乾隆對「忠」的問題也有新看法。從清定鼎中原到乾隆繼位，已過了九十多年，基本上已不再有明顯的反清武裝勢力。乾隆覺得應著力培養忠於清廷的意識，他的第一個重要步驟便是下令編《貳臣傳》，對滿. n. al. Ch. er. io. 15. sit. y. Nat. 清入關之初倚重的降臣重新評估。18. i n U. v. 關於「正統」與否的問題，楊念群先生認為，中國早期的「正統論」：「從起源的形態上看至少包含三個要素：空間（『大一統』的原始義），時間（五德終始的循環論）和種族（內外族群之別）」，而後經由分析先秦直至漢代對《春秋》經義的闡發，認為中國的正統觀念早期有「居正」與「一統」兩層，前者涉及道德正當性，後者則是疆域的有無。漢代時，反省秦朝暴政，認為若僅經由獲取「疆域」來展現「正統」將可能產生暴虐無道的政權，而失去「居正」的道德涵義，而後漢人透過五德終始說的時間序列安排，給予「正統觀」另一個合法性要素，即是必須符合五德循環的時間序列，才能取得正統合法性，透過這樣的時間序列展現天命神授的意義。此外，對後世而言更重要的「尊王攘夷」義，則是孔子透過《春秋》所警示的一種複雜的「內外觀」，以封建、血緣親疏、族群差異來分別內外，因此「對王室的尊崇與親疏也會反映在不同種族的分布上，這些族群的行為表現往往是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標誌，也是是否真正擁有『正統』的標誌」。但這「正統三要素」僅是一種「理念型」，其內涵與實際上中國王朝的興衰更迭對比後是有出入的，且三要素也時常被不同朝代、不同情況下的君王或士人做不同的處理，如南宋士人便強調了「種族」遠勝其他二者。詳細的討論請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頁 234-236。 16 曾靜悔悟之語十分有趣，如雍正曾問曾靜，其逆書中有言「天下一家，萬物一源」，又有「中華之外，四面皆是夷狄」等語，兩者分明自相矛盾，曾靜則供稱：「『天下一家，萬物一源』此兩句是從本心出的話，不雜外誘，不被人惑，所以衝口說出，與道理尚無窒礙。至若後面『中華之外，四面皆是夷狄』等語，總因誤聽人言，錯解經旨之所至」，巧妙地以「本心」、「人心」這種理學話語為己脫罪。見［清］世宗胤禛：《大義覺迷錄》，頁 304。 17 見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97。 18 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 28。 7. engchi.

(12) 在雍正之時，天下仍有些許不安，因此雍正採取公開辯駁的方式，以駁倒對方來確立自身；但是乾隆之時，天下大勢已底定，反清勢力基本上不再有實際影響，帝王應該做的，是開始強調世人的｢忠清意識｣19，不能再有任何危及此意識建立的產物，因此透過編纂《貳臣傳》，擱置「忠明」或「忠清」的差異，僅強調「忠國、忠君」，但此「忠國、忠君」實際上便是「忠清」，而且：為了提倡忠清意識，乾隆對發生在任何一朝的排斥夷狄思想，以及是否忠於該朝的問題都予注意，因為他們都足以對清的臣民造成歷史暗示作用。20 因此乾隆亦大規模的禁書、毀書，透過編纂《貳臣傳》、禁毀書籍轉化、迴避清朝外族統治的問題，而將焦點放在「忠國、忠君」與否。禁書、毀書的策略，在《四庫全書》的編纂中達到了高峰，透過書籍的禁燬，控制、壓抑某些思想，此外，在《四庫全書總目》的編寫之中，更是表現了乾隆對於原先以朱子學理論為官學的不安，這是乾隆看到的「理學的雙重性」21，也即是這個雙重性，使得清代自康熙以來對朱子學的尊崇，到了乾隆之時開始有了「抑朱」的現象產生，而由尊朱到抑朱，曾靜案的爆發可說是其中的一大關鍵。乾隆對朱子學的打壓，反映在清代學術上，便與「考據學」的興起相關，而這點，表現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即是其篩選評判標準，皆以名物典章、文字訓詁之優劣為準則，對此，李暢然便認為：「乾隆年間考據學的成長，不能不說有乾隆帝刻意的支持和對理學講學的排抑在焉。」而排抑理學講學，最重要的，便是對理學中「道統」意識的壓抑。道統之所.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sit. y. Nat. n. al. er. io. 以重要，乃在於其是一個「重建的」、「斷裂的」想像，余英時先生認為是宋代士林面對五代以來厭亂望治的心理需求所產生，要求改變現實，重建治道以整頓人間秩序的要求，所以以「回向三代」為理想，構築歷史想像與道德標準22，而楊念群則補充道：. 19. Ch. engchi. i n U. v. 此處的「忠清意識」，是王汎森辨析乾隆「正統觀」時的核心觀念，亦即乾隆以「當朝化」為準則的正統判準。王汎森認為，清朝在康雍之時，因易代未久、社會動盪、經濟不安，尚未細緻深入地處理明清易代問題，到了乾隆，大體上已政局安定、經濟富庶，開始著手處理這個問題，而處理的方法之一：「即是將每一代歷史『當朝化』。對於清朝而言，則是將明史『前朝化』」，透過「當朝化」的處理，士大夫所認同的忠孝節義、綱常名理，都應用於當下這一個朝代，所以清朝士大夫忠清，並不與在明朝時的「忠明」相衝突，一切端看當朝為何，如乾隆在處理南宋與遼金的正統問題時，亦以南宋為「當朝」，以南宋為正統，而非清之先祖的金。詳細討論請見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收於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13 年），頁 404-408。 20 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 28。 21 周明初稱之為「理學的二重性」，李暢然則稱「孔孟程朱的思想義理是『雙刃劍』」。見周明初：〈理學的二重性與乾隆帝對待理學的心態〉，《杭州大學學報》，24：1（1994 年），頁 73；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頁 98。 22 余英時之說詳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篇（台北市：允晨文化，2007 年），頁 390-421。 8.

(13) 不宜把道學看作是一個純粹的思想流派，而是與秩序重建的政治目標糾葛在一起，以此才能理解士林營建「道統」譜系與「正統觀」建立之間所發生的關係。23 所以當這樣的「道統」資源全然被君王奪取之後，宋代傳統士人賴以重建秩序、回向三代、批評時政的「治道」資源，在清代便失去了著落。亦如黃進興先生分析康熙與朱子學的關係中認為，「在清代，尤其是康熙皇帝，由於各種思想與歷史條件的湊合，使得『治統』與『道統』不祇象徵意義上，同時實質裡合而為一」24，而雖然「治道合一」是儒者長久以來的期盼，但「由於統治者匯聚『治統』與『道統』於一身，以往二者在意識型態上的區別，也就變得模糊不清」25。千年來儒者「治道合一」的期許在此時實現了，但細究其內涵，卻是政治力進入「道統」之中，「道統」併入了「治統」，如其所言：. 政治大. 清初君主在政治意識形態所努力的是，將「政治勢力」延伸到「文化領域」。確切地說，是因統治者主動介入文化與思想的傳統，致使「皇權」變成「政治」與「文化」運作的核心，而統治者遂成為兩項傳統最終的權威。26. 立. ‧ 國. 學. ‧. 在「治統」與「道統」合一的情況下，傳統儒者所希冀的「政教合一」固然得以實現，但此時「道統」所固有的、超然於政權之外的自主性與批判性卻也逐漸被政權消磨掉，道統進入了政權，支撐了威權統治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儒者便難以再借「道統的想像」來批判現實政治，儒者自古以來堅守的、為「帝王師」的想像亦再難實現。. sit. y. Nat. n. al. er. io. 經由上述的討論可以看見，曾靜案所引發的問題，可以說便是政治上與學術上的正統問題。政治上的正統問題，主要由《大義覺迷錄》帶出，是「大一統」帝國面對「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下如何超出「夷夏之別」重構「正統」涵義的問題，也是清朝帝王如何操作官方論述的問題：是公開辯駁還是燬書禁書？而學術上的正統問題，主要便由《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帶出。為何以朱子學為官學正統的清代，面對同樣以朱子學自持、「尊朱闢王」不遺餘力甚至極得讚許、有「醇儒第一」封號的陸隴其推崇的呂留良及其著作時，卻是以曾靜案為媒介，開棺戮屍、並作《駁四書講義》批駁其言論，藉此舉表明呂留良之學非聖儒之學、非程朱之學？而在這樣的分判下，便可見兩種朱子學，一是清朝官方肯定的朱子學，一是呂留良以道統自持的朱子學。. Ch. engchi. i n U. v. 政治與學術的正統爭論都在曾靜案上看到清廷處理的影子，而曾靜案的核心又放在呂留良身上，因此，本文所關心的問題也以呂留良為核心。而在兩種正統問題的辯論之上，本文更關心的，是《駁四書講義》與《四書講義》的理論辯駁。 23 24 25 26. 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頁 249。見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台北市：允晨文化，1994 年），頁 89。見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頁 93 見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頁 109。 9.

(14) 對於《大義覺迷錄》，我們很清楚此一文本的性質與功用，在於替雍正爭取統治、即位與施政的正當性、合法性，但是這樣的企圖，雍正卻在《大義覺迷錄》之外，又希望透過《駁四書講義》為其爭取，因此《駁四書講義》的性質便兼有雙重意義，一是學術思想上的，一是政治上的。換句話說，《駁四書講義》的刊行，明白體現了清廷藉學術佐政治的企圖。因此，本文的主要問題，便在希望透過《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內容分析，佐以曾靜案這起重大案件的發展與清代前期學術發展的狀況，在學術與政治互動的場域中，理解《駁四書講義》與《四書講義》的爭論與差異所在，並且透過學術與政治的互動消長，理解此一差異於清初的學術思想發展中所展現的意義與重要性為何，給予呂留良思想一個適當的定位。. 第二節、前人研究回顧.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本研究企圖以曾靜案所引發的學術與政治上的正統問題切入，藉此釐清清初（康、雍、乾）複雜的政治與學術互動狀況，了解呂留良朱子學特色與意義所在，因此前人研究回顧方面，擬分幾個部分進行：一、呂留良研究；二、呂留良與曾靜案研究；三、《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研究。. y. sit. Nat. （一）呂留良研究. n. al. er. io. 對於呂留良的研究，較早且較細緻全面的，有錢穆先生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呂晚村學述〉27中所論：「晚村之闡朱學，其意在發揮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事外姓為主。實非康、雍以下清儒仰窺朝廷旨意，以尊朱闢王為梯榮捷徑者所獲夢想於萬一也」28，認為呂留良提倡朱學，真義在於發揚其中的民族精神：. Ch. engchi. i n U. v. 蓋夷夏之防，定於節義，而搖於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見，則夷夏之防終墮。人惟節義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晚村所以深斥永嘉而敬推朱子者，其意在是。晚村所以深斥姚江而敬推朱子者，其意亦在是也。永嘉不諱言功利，姚江力排功利而言良知，然從事於功利者每借良知為藉口，惟謹守朱子之所謂義理，則顯與功利背馳。而言良知者，其根極歸趣亦無以自外焉。29 此外，「晚村以發明朱學為務，而其入手用力，則以批點八股文為主」 30，八股 27. 見錢穆：〈呂晚村學述〉，收於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台北市：東大出版，2006 年），頁 144-157。 28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84。 29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94。 30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85。 10.

(15) 時文自明中葉以來，因制舉文字流於空洞，且功利所在，學子務求登科，反而割裂經文以應試，非為學正途，備受鄙薄，呂留良卻反以批點八股為主，對此，錢穆先生說：當時人率分理學、舉業為兩途，治舉業則尊朱子，而講理學則當別有用心，而晚村非之。謂治舉業亦當辨理道、闡聖學，而講理學亦無過乎朱子。故晚村自入清以來，雖亦應考，雖仍留心當時制舉文字，然亦即以此為辨理道、闡聖學之藉手。31 認為呂留良不同於時人理學、舉業兩分的態度，而在「舉業」中亦放入「辨理道、闡聖學」的核心目的，企圖透過學子人人誦讀的制舉文字傳遞聖學思想。錢穆先生之外則有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書中整理了呂留良思想特色，如崇信朱熹；以力行為主，重視出處去就辭受交接的根本處；注重「格物」、「致知」、「學」與「慮」，心是所以為學之物，非「心學」所言頓悟之心；推崇井田；重視夷夏之別等等。 32而這些特色主要可歸納為三點，即：「尊朱辟王」、「倡井田」、「重夷夏之別」三者，此與錢穆先生所說相同。在呂留良思想之外，兩人都關注到呂氏與黃宗羲、張履祥以及清朝理學名臣如陸隴其、熊賜履等人的關係。黃宗羲是王學中人，呂、黃兩人早年交好，晚年決裂，對於此事，錢穆與容肇祖認為，最主要的問題乃在於尊朱、尊王及呂留良尊朱辟王所引申出堅守夷夏之辨的學術態度差異33，並非如全祖望所說的澹生堂爭購圖書一事。34 而張履祥作為清初辟王學第一人，由張履祥到呂留良，主要觀察重點是拉出.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sit. y. Nat. n. al. er. io. 了明末清初尊朱辟王思想的一條發展路徑，如錢穆先生所說：「稼書之學，實自呂晚村；晚村得之張楊園。楊園亦明遺民，與梨洲、亭林諸老相輩次，曾受業於蕺山，與陳乾初交游甚密，其論學則黜王崇朱，不隨聲阿師友也」35，以張履祥、呂留良、陸稼書為清初尊朱闢王的思想發展路線。其餘清初理學名臣如陸隴其、李光地、熊賜履等人與呂留良的討論，則是藉此強調呂氏慎於夷夏之別展現出的朱子學，與仕清者所展現出的朱子學其間差異，以陸隴其為例，陸氏為清初理學名臣，推崇呂留良，於雍正二年入祀孔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為「國朝醇儒第一」，得極大殊榮。對此錢穆先生認為：「晚. 31. Ch. engchi. i n U. v. 見錢穆：〈呂晚村學述〉，收於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頁 149。見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附包賚編『呂留良年譜』）》（香港：崇文書局，1974 年），頁 36-37。 33 錢穆先生認為：「黎洲以王、劉學統自承，而晚村則一意程、朱，兩人講學宗旨漸不合，而卒至於隙末焉」，而容肇祖亦說：「呂留良的宗朱的見解，使他跑向於反對黃宗羲的王學的一途，這是可能的。」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79；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頁 47。 34 關於澹生堂購書一事，乃指黃宗羲以三千金購得澹生堂所售圖書，呂留良不得，而後遣使者於中途竊得衛湜所著《禮記集說》與王稱所著《東都事略》。 35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290。 11 32.

(16) 村所以尊朱，實別有其宗旨，與稼書絕不同」 36、「繼晚村之後而言程朱者，上之為陸稼書，下之為李光地。稼書已不能過吳、許，至於光地，程朱有鬼，不食其祭」37，極力批判事清儒臣。又如熊賜履，熊氏為學力辟陽明而尊朱子，以講理學為顯宦名臣，康熙讀其《閑道錄》稱其：「正大精醇，斯文嫡派」，但容肇祖卻說：「熊賜履的學問真簡陋極了，他是主張專看《四書集注》，參以《大全》《或問》，而以刻《朱子語類》 38 及《遺書》為無益有損的」，認為熊氏見識可鄙，其之所以為朝廷所重，乃出自逢迎。對於清初仕清的朱子學學者，錢穆先生的分析極具啟發性，可資借鑒：清廷既特尊朱子正學，以見聖朝治道之隆，又求表章本朝正學名儒相輝映，而光地非其選也。求其持身無疵纇，講學尚醇謹，能持門戶之見，而名登清之仕籍者，陸稼書實推首選，於是稼書遂以雍正二年從祀兩廡。故清初言朱學者，顧亭林、王船山、張楊園、呂晚村諸人持於野，孫承澤、魏裔介、熊賜履、李光地諸人唱於上，獨稼書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以俯仰而先得兩廡之祀，此乃清廷操縱之得其道。……然刻程朱書為之流傳，亦呂晚村先為之。朝廷之意，從我者乃正學，背我者即大逆，而特以朱子為之幌。是則正學之興，未必稼書之功；其衰，亦未必稼書之罪也。39.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sit. y. Nat. 錢穆先生認為清廷尊朱子為正學，但對清初朱子學者的態度卻有差異，如顧亭林、王船山、張楊園、呂晚村諸人，不入廟堂，而如孫承澤、魏裔介、李光地、熊賜履等人，則與廟堂過近，惟陸隴其「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因而得入祀孔廟，. n. al. er. io. 此中真意乃：「從我者乃正學，背我者即大逆，而特以朱子為之幌」。兩位先生之後則有張綺文《呂留良的研究》40一書，此論文中除了呂留良《四書講義》、時文選評思想外，更兼及其詩文理論以及曾靜案的分析。主要觀點仍延續錢、容二人，以「尊朱闢王」、「民族意識」為解釋主線，認為呂氏之尊朱，除了朱學對士子讀書、習經、行事皆有重大功用外，更重要的是「明末遺老，體驗了亡國的痛苦，眼見流俗陷溺，世教日蔽，學統幾絕」41下，企圖修正理學、以實踐之道挽救世道人心的企圖，因而判定呂氏學術思想特色「是和他反清民族思想緊密地扣連起來而並行發展的」， 42因而其尊朱闢王、批評制藝文的目的，都是為了貫徹真正的程朱思想，且透過復興真正的程朱思想確立學者腳跟，堅守出處去就與民族節義。. 36 37 38 39 40 41 42. Ch. engchi. i n U. v.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84。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96。見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頁 83。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292-293。見張綺文：《呂留良的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年）。見張綺文：《呂留良的研究》，頁 453。見張綺文：《呂留良的研究》，頁 455。 12.

(17) 此外，張綺文更將呂留良研究推至曾靜案，認為曾靜案爆發後雍正對呂留良的處置，便是體會到呂留良透過其諸多著作反覆加強傳播的「民族意識」的危險，如張綺文所說：呂留良尊朱學說所生的真實影響，乃在「華夷之辨」的一面。朱子生當南宋，即出復仇為政治上的第一要務。呂氏生活在異族建立的專制政治之下，他的性情，志節及其際遇，培育了一股強烈民族意識，這種反清民族意識，不僅僅是在他的詩文裡流露，同時與配合了他不仕清的實際行動而浮現出來。43 此處雖關心曾靜案與呂留良的關係，但其分析僅停留於清廷對「民族意識」的危機，而未深入討論呂留良思想與民族意識與清廷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呂留良研究，首先由錢穆先生與容肇祖開出的諸如尊朱闢王、夷夏之別、朝野朱子學之別等等視域，而張綺文則全面觀察呂留良其人其事與其思想，更注意到其思想引發的曾靜案背後的意義，後繼研究者，便多在以上三人所開出的研究視野下進行深化或反省。後繼研究方向可歸納為五類：. 學. ‧ 國. 立. 政治大. 1. 泛論呂留良生平、交遊與思想地位. ‧. sit. y. Nat. 泛論呂留良生平、交遊與其思想者，有楊向奎、卞僧慧、俞國林、徐宇宏、吳光等人的研究。楊向奎於〈晚村學案〉中聚焦於呂留良與曾靜案、《大義覺迷錄》一書之間. n. al. er. io. 的關係，認為「呂留良堅持民族立場，以為夏夷之別高於君臣，滿為東夷，入主華夏，於是張《春秋》大意，倡夷夏之說，曾靜又為之煽動，於是文字獄起，而血腥薰天矣」44，此外亦討論呂氏尊朱闢王學說的內涵，認為呂氏之說，主要在格物致知的方法論與性善學說上與王學有異。45 卞僧慧有《呂留良年譜長編》46一書，於年譜外尚關心呂留良思想及其地位。卞僧慧認為呂留良在清代佔有重要位置，卻因文字獄關係而使其長年來不受重視，但呂留良在「呂案未起時，天蓋樓評選的八股文流行極廣，影響很大。天下士子，誦其書，尊其人，稱之為『東海夫子』」47，而其思想，則著重於民族大義的反清立場，更透過時文選評傳播於士子學人之中。卞僧慧認為：. 43. Ch. engchi. i n U. v. 見張綺文：《呂留良的研究》，頁 665。見楊向奎：晚村學案〉，收於氏著：《清儒學案新編》卷二（濟南市：齊魯書社，1988 年），頁 421。 45 見楊向奎：〈晚村學案〉，頁 430-438。 46 見卞僧慧：《呂留良年譜長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3 年），年譜定稿於 1984 年。 47 見卞僧慧：〈關於呂留良的幾個問題的剖析〉，《天津社會科學》，1986 年第 3 期，頁 53。此文亦收入為《呂留良年譜長編》的前言。 13 44.

(18) 在清朝反動統治下宣傳反清思想，呂留良採取了一種異乎尋常的辦法。他利用八股文作為宣傳工具。他認為「今欲使斯道復明，捨目前幾個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秀才都念八股文，他就在批選八股文的字裡行間宣傳他的政治主張。48 而且其思想重視「夷夏之防，嚴立出處、去就、辭受、交接的界線。……他認為君臣尊卑相去只一間，而不應相去懸絕」49。卞僧慧認為呂氏思想充滿反清立場的政治意涵，而其思想的最重要的影響，或許是催生了曾靜案：曾靜一案，是呂留良通過評選八股文向讀書人宣傳「夷夏之防」的最大收穫。雖說不是呂留良直接派遣曾靜等上書岳鍾琪策反的，可是曾靜等這一行動的思想則是從讀了留良的書才悟出來的。追根尋源，清政府才定呂留良為逆案首惡。50. 政治大卞僧慧對呂留良的詮釋，因為文字獄的事件，將之放置於極政治面的詮釋，關心立呂留良思想的政治影響，如民族大義、反清等等。. sit. y. Nat. 林認為：. ‧. ‧ 國. 學. 同樣關心呂留良生平事蹟，俞國林於《天蓋遺民－呂留良傳》中，則透過史料，以傳記手法重新描寫呂留良生平事蹟，並於傳後附帶討論呂留良評選時文的目的、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想與尊朱闢王的學術立場等，論點不出崇正學（朱子學）、 51 講實踐、堅守民族節義以救心學流弊，但對於曾靜案後對呂留良的處置，俞國. n. al. er. io. 呂留良生前提倡朱學，對朱學的復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他的身後，因為文字獄的影響，使整個中國學術領域及研究方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經史考據成為學術主流，學術史上稱之為「乾嘉學派」。52. Ch. engchi. i n U. v. 在這樣的觀察下，呂留良在曾靜案中的位置，實際上是作為一種朱學的象徵，而清廷藉由曾靜案認識到了朱學的危害，而藉由壓迫朱學象徵，搭配一系列文字獄政策、文化政策，促使朱學轉型成為以經史考據為主流的乾嘉學派。徐宇宏則於《大家精要－呂留良》書中綜觀呂留良生平交遊、時文評選內容、尊朱闢王的學術取向、理學精義的闡發等等面向，論述重點在於認為「紫陽之學」的真義乃是在世變之下，仍能堅持民族氣節，才算朱學的真髓，他認為：「呂留良所尋求和表彰的是『紫陽之是』，首要的就是為人處世所應堅守的節義志操。他的朱學立場，以出處去就為第一義，特別強調立身行己的工夫，這是他與清初 48 49 50 51 52. 見卞僧慧：〈關於呂留良的幾個問題的剖析〉，頁 54。見卞僧慧：〈關於呂留良的幾個問題的剖析〉，頁 54 見卞僧慧：〈關於呂留良的幾個問題的剖析〉，頁 56。見俞國林：《天蓋遺民－呂留良傳》（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74-293。見俞國林：《天蓋遺民－呂留良傳》，頁 286-287。 14.

(19) 其他尊朱者不同的重要特點」。 53呂留良指出，朱子之學不僅講求格物以求理，而且尤其注重處世之節義，在日常行為下下功夫，「立足現實，經世致用，才能真正領悟朱學的真諦，也才能有實際的能力去抗衡以及排除陸王心學派的影響」，而其批駁王學致良知、以心為學視格物為支離破碎的工夫，乃是顛倒為學次第，目的亦即是透過駁王學，宣揚朱學真義54，因而評價呂留良於清初思想，確以其「尊朱闢王」與堅守「民族節義」的思想特色佔有一重要位置。55 最後有吳光〈論呂留良的思想文化成就及其歷史地位〉，認為「呂留良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即早年抗清，中年評選時文、尊朱辟王，晚年義不仕清，堅守民族氣節」56，而後認為：《四書講義》的基本內容，是闡述其崇仁義、黜功利；嚴「夷夏之防」、重「出處去就」；效法三代，恢復井田、封建、學校、選舉制度；君王、朋友皆「以義合，不合則離」的政治思想，甚至主張「君臣義絕，則可為寇仇」。57. 立. 政治大. ‧ 國. 學. 吳光認為呂留良「尊朱闢王」的重點是堅守氣節、批判異端，氣節一項指涉的自然是夷夏之辨，而批判異端之說，自然便是「闢王」一面。58. ‧. 2. 呂留良《四書講義》與時文評選的尊朱闢王思想研究. sit. n. al. er. io. 53. y. Nat. 除了以上所說泛論呂留良即其思想的著作外，學界亦開始針對呂留良「尊朱闢王」思想的細緻研究，此點主要由呂氏《四書講義》著手，其中以胡楚生先生. i n U. v. 見徐宇宏：《大家精要－呂留良》（昆明市：雲南教育出版社，2008 年），頁 45。見徐宇宏：《大家精要－呂留良》，頁 87。 55 見徐宇宏：《大家精要－呂留良》，頁 142-152。 56 見吳光：〈論呂留良的思想文化成就及其歷史地位〉，《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0 年第 3 期，頁 107。 57 見吳光：〈論呂留良的思想文化成就及其歷史地位〉，頁 111。 58 但吳光於後文中，認為呂氏之「尊朱」乃是受限於時代意識而盲目尊朱的保守思想：「呂留良的『尊朱』，未能洞察程朱理學在當時已走向教條化和思想僵化的弊端，尤其未能深刻認識八股時文與科舉取士制度的積弊，而慨歎『欲使斯道復明，捨目前幾個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而捨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則未免有盲目「尊朱」之嫌了」，吳光此說忽略了呂留良批選時文的真義所在，乃在於透過影響士子極深的時文寄託其朱子學思想，而其思想也並不同於受科舉宰制而走向僵化、教條化的「程朱理學」，甚至可以說就是反對這種教條程朱理學而來；此外，吳光亦認為呂氏之「闢王」乃將學術上的門戶之見上升到社會治亂興衰作用的批評，但實際上是「忽略了政經制度作用與現實政治力量消長變化的『文化決定論』」，吳光此批評脫離了呂留良尊朱闢王思想的時代背景與涵義，於時代背景中，明末清初「由王反朱」思潮代表著士人於政治、文化上的反省，政治上，王學內省心性道德的空疏導致士人忽略實踐於外的儒學外王面向，學術上，王學入禪，以朱子格物致知為破碎支離之學，講究明心性、頓悟，不顧經典，實為理學發展的危機，故明末清初有「以經學濟理學」、「經世實學」等思想出現，企圖解決理學危機。呂留良的尊朱闢王思想，應置於此脈絡下討論，是儒者救治儒學流弊與世道淪喪的嘗試，並非忽略現實政經制度與政治力量的「文化決定論」，而恰恰是考慮了學術脫離實用而成為考試或純哲學的心性論辯後將產生的問題而來的批判。 15 54. Ch. engchi.

(20) 〈呂晚邨「四書講義」闡微〉為代表，文中歸納《四書講義》內容有八：一、首重立身行己；二、明辨義利公私；三、發揚程朱學說；四、拒斥異端思想；五、申述君臣關係；六、強調民族大義；七、闡釋封建井田；八、尚論歷代得失儒者之學，且此八項中：前四項者，則呂氏「內聖」之學也，後四項者，則呂氏「外王」之學也。然而呂氏身值明末，遭逢巨變，感觸既多，傷痛實深，是以立身為學，自內聖以至外王，莫不以夷夏之防為倡議，以光復禹域為職志。59 認為呂留良《四書講義》中無論內聖或外王思想，皆以「夷夏之防」為核心，而後更引《續修四庫提要》評呂留良《四書講義》之語：「自成呂氏之書，非一般尊朱不敢失尺寸者，可以同語」60，可見呂留良對朱子學的闡發有其重要性。而鄭雅菁則於其論文《呂留良及其民族思想與「尊朱闢王」之研究》中認為，歷來對呂留良的思想詮釋受限於對民族思想的發揮，因此將「尊朱闢王」學說與「民族思想」結合，僅在大框架中討論其《四書講義》中的思想，並未進入更細緻的義理面討論，因此以《四書講義》入手，著重辨析呂留良批駁心學、佛教之語。呂留良認為陽明心學乃「陽儒陰釋」之學，例如陽明學求學、求知、求聖皆由「心」上去，實已入禪，非儒家正學，因儒家「不重心義」，如呂留良所說：「天也，性也，理也，道也，皆可以言學：心獨不可以言學。惟釋氏本心以心為盡頭，謂天、性、理、道皆出其下」61，而透過細讀《四書講義》、辨析心學與程朱學的義理差異，得以豐富對呂留良「尊朱闢王」之說的認識。62 姜勝南於其《「崇朱闢王」：呂留良「《大學》評語」研究》中亦認為學界對.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sit. y. Nat. n. al. er. io. 呂留良思想的探討，時常將之作為民族思想的附庸，無法準確地理解呂留良「尊朱闢王」思想的內涵，如其所說：「關於呂留良『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的華夷思想的論述，大多僅依據呂留良的《四書講義》卷十七中的一段話，並且大量引用雍正帝的《大義覺迷錄》」 63，所以呂留良的「華夷思想」論述可能有以偏概全的問題。於是姜勝南直接深入呂留良《大學》評語中辨析呂氏「尊朱闢王」的實際內涵，認為呂氏「通過闡發朱熹以及辨駁王學和當時坊間時文言論對《大學》的詮釋以達到『尊朱』的目的」64，而表現在《大學》思想義理上，即以大學為「大人之學」，非「盡其心」之學；以「止於至善」統領二綱領，貫徹始終；以「格物」為「捍衛外物」，物為事件，而非事物；辨陽明四句教為異端之學；辨陽明 59. Ch. engchi. i n U. v. 見胡楚生：〈呂晚邨「四書講義」闡微〉，頁 75。見胡楚生：〈呂晚邨「四書講義」闡微〉，頁 47。 61 見呂留良《四書講義》，頁 482。 62 見鄭雅菁：《呂留良及其民族思想與「尊朱闢王」之研究》（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 年），頁 203-204。 63 見姜勝南：《「崇朱闢王」：呂留良「《大學》評語」研究》（長春市：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頁 1-2。 64 見姜勝南：《「崇朱闢王」：呂留良「《大學》評語」研究》，頁 20。 16 60.

(21) 「致良知」乃誤認「致知」之知為「良知」等。65 除了《四書》義理的闡發外，呂留良尊朱思想亦表現於其評選時文的心態上。制舉時文乃功利之所在，學者趨之若鶩，但這樣的情況也將引發另外的問題，如錢穆所說：「其弊也，學者惟知科第，而學問盡於章句」66，而陽明心學的良知之學，便是針對當時的科考章句之學而發，厭棄此種四書講章之學者益眾，但呂留良對受時人輕薄的八股時文，反而親自批選時文，此點乃因呂氏認為：「今欲使斯道復明，捨目前幾個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 67、「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為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思，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68，由此我們才明白他評點時文的目的，首先是於士子人人誦讀的八股時文下手，使士子能接觸到儒學真義、傳達其民族意識與尊朱闢王的思想，而後是透過批選八股時文，幫助士人先「據其中」，進入廟堂，再於廟堂中進一步學習事君之理。其評文行為，陳祖武認為應以康熙五年為界限，分前期後期，前期出版時文評選，僅是結社風氣的影響，而後期才是以經世致用為目的，藏尊朱闢王思想與政治主張於評文之中，因此認為呂留良並不只是一般受鄙薄的「時文選家」而已，而更有其批判時政、學風的實用目的。69對呂留良選評時文一志業，狄百瑞亦說：.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呂留良的話不再是說給當朝皇帝聽的，他轉向了所有為官之人。畢竟，這些人共同承擔著統治的責任。呂留良不僅放大朝臣的作用，而且當他嚴厲譴責某些官吏未能盡職盡責維護正道時，還把官場作為一個整體包括進來。70. y. Nat. sit. 狄百瑞以儒學對現實的批判性切入，亦認同呂留良是透過時文選評，作為積極介. n. al. er. io. 入政治的方式，將其對時政的批判與希望寄託在廣大的朝臣以及正讀書準備應試的準朝臣們，而非帝王。71. 65. Ch. engchi. i n U. v. 見姜勝南：《「崇朱闢王」：呂留良「《大學》評語」研究》，頁 11-20。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8。 67 〈行略〉，呂留良：《呂晚邨先生文集》，收於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第六冊，頁 595。 68 見呂留良著，陳鏦編次：《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經部一》（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清刻本，頁 638。 69 見陳祖武：〈呂留良散論〉，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第七輯（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54-255。 70 見狄百瑞著，黃水嬰譯：《儒家的困境》（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76。 71 楊念群透過對明末士人社群的研究，認為這種文人社群提供時文評選供士子參考研讀的目的，並不只在於販售評選所得的資金，而更深的一層目的在於：「借助科舉的階梯，使在野的生員階層勢力盡量滲透入官僚體系之中」，如復社的核心領袖張溥，透過其在野的身分評選時文，操縱晚明選政，而使得晚明的科舉考試出現如近人小野和子的評論：「考試權現在已被在野的復社人士隋心所欲地操縱，意謂著君主權的一部分已經完全空洞化了」，雖然「完全空洞化」一詞值得商榷，但透過時文選評散佈復社的思想，再進一步讓這些學習復社觀點的士子應舉入朝，「復社的主張由此得以貫徹期間，實現政治的改造效果」。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頁 109。 17 66.

(22) 3. 呂留良思想的學術史研究對於呂留良在清初學術界中的地位，王俊義曾引王弘之說：「近時崇正學，尊先儒，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呂晚村也」，且閻若璩甚至將呂留良評價為清初的十二聖人之一，以此認為呂留良的思想著述，在清初學術界有重要的地位與影響。72此點由徐宇宏引清初泰州學者張符襄與雍正年間學者孫學顏之說亦可知，張符襄言：「獨以為朱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惟先生一人」而孫學顏亦認為：「宋五子後，以儒者之言發揮聖賢經訓，俾斯文丕變，彝倫不至於終敗者，功莫盛於東海晚村先生」。73 以上種種，皆可見呂留良思想於明清之際的重要性，因此除了呂留良尊朱闢王思想內涵的研究外，學界亦重視呂留良思想在清初學術史、思想史中的地位，如張天杰，肖永明兩人於〈從張履祥、呂留良到陸隴其－清初「尊朱闢王」思潮中的一條主線〉一文中，延續了錢穆先生研究中捻出的「張履祥、呂留良、陸隴其」尊朱闢王思想脈絡，認為清初思想界延續了宋明以來理學內部在程朱、陸王思想的爭論，主要有「朱陸調和」與「尊朱闢王」兩派：.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程朱、陸王之爭貫穿宋、元、明、清。南宋有朱熹、陸九淵鵝湖之會與太極無極之辯。明代有程敏政《道一編》、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與羅欽順《困知錄》、陳建《學蔀通辨》之間的書面辯駁。到清初則情況更為複雜，主要表現以黃宗羲、孫奇逢、毛奇齡、湯斌為代表的「朱陸調和」派，與張履祥、呂留良、張烈、陸隴其為代表的「尊朱辟王」派，兩派之間論辨日愈激烈。74. er. io. sit. y. Nat. al. n. 呂留良思想於清初學術中的地位，便是在朱王之爭中，上承清儒闢王學第一人的張履祥，下接清朝理學儒臣第一的陸隴其 75，陳祖武亦認為：「呂留良之學，受張履祥影響極深。清初浙西諸儒，以表彰朱學而足以同浙東王學大儒黃宗羲相頡頏者，當首推張履祥」76，又，程寶華亦認為，張履祥與呂留良的思想大致相同，其思想中皆以尊朱闢王為宗旨、企圖修正理學流弊、嚴守遺民規矩且都主張經世致用。77. 72. Ch. engchi. i n U. v. 見王俊義：〈雍正對曾靜、呂留良案的「出奇料理」與呂留良研究－兼論文字獄對清代思想文化發展之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1 年第 2 期，頁 67。 73 見徐宇宏：《大家精要－呂留良》，頁 142-143。 74 見張天杰，肖永明：〈從張履祥、呂留良到陸隴其－清初「尊朱闢王」思潮中的一條主線〉，《中國哲學史》，2010 年第 2 期，頁 119。 75 張履祥是明清之際著名的理學家，作為「清儒中辟王學的第一個人」，其「尊朱辟王」思想，主要通過其友人呂留良而影響了被稱為「本朝理學儒臣第一」的陸隴其。見張天杰，肖永明：〈從張履祥、呂留良到陸隴其－清初「尊朱闢王」思潮中的一條主線〉，頁 116。 76 見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32。 77 見程寶華：〈張履祥和呂留良的學術交往與思想發展研究〉，《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5：7（2009 年），頁 10-13。 18.

(23) 尊朱的思想，在清初反省明代學術空疏、無用於治世的「由王反朱」思潮中並不少見，甚至清廷便是欽定朱子學為官學，但是，呂留良的朱子學與清廷所提倡的朱子學，自錢穆始，便認為兩者本質上便有很大的不同，而汪學群亦認為：「他（按：呂留良）提倡朱子學與張履祥大體相同，只在總結明亡經驗教訓，不仕清廷，與為使朱子學成為清廷官方之學而努力的陸隴其有本質不同」78。而陳祖武亦認為，呂留良的朱學觀和清初的陸隴其、熊賜履、李光地等「御用理學家」的尊朱闢王之說「殊若霄壤」 79，但不同於汪學群仍以「夷夏之別」所引發仕清與否的「節義」觀念來區分在朝（陸隴其）在野（張履祥、呂留良）兩種朱子學，陳祖武由另一觀點出發，認為呂留良的「尊朱闢王」並非是理學家視野內的問題，他認為：「呂留良提倡朱學，並非出於儒林門戶之爭，而是為了『經世致用』，探討『生民禍亂之原』，以求正人心，救風俗」80，並不同於仕清的儒臣，而為達成「經世致用」的目的，首先必須批駁無用於世道人心的「理學」，此處的理學於明末清初的視野中，便即指陸王心學，因此：. 政治大呂留良主張「通經博古」，試圖以經學去濟理學之窮。清初，理學已是強立弩之末，理學界更是一片混亂。這不僅是理學的危機，而且也是傳統儒家 ‧. ‧ 國. 學. 學說的危機。所以，呂留良一再地發出：「吾道衰，正人代謝」；「世教日蔽，學統幾絕」的喟嘆。他認為「理學惑亂」局面的形成，「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注始焉」。因此，他把「通經博古」同「明理學」相提並論，大聲疾呼：「不學六經，不足通一經」；主張：「學宮士必通經博古，明理學為尚」。81. sit. y. Nat. n. al. er. io. 認為兩種朱子學是理學與經學的差異，「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直至取代理學，這是清初學術發展的大勢」82。對於兩種朱子學，楊念群在「道統」的觀點下，比較了康熙帝與呂留良兩種朱子學差異，認為：. Ch. engchi. i n U. v. 康熙崇朱，顯然不是要強化朱子所代表的「士人」對「道統」的占有和使用，更非鼓勵士人逃離「政統」的約束，用以道自任的名義對皇帝的言行指手畫腳，而是要集「治統」「道統」二重角色於一身，復興三代的盛況。83. 78. 見汪學群：《明代遺民思想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80-281。見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頁 142。 80 見陳祖武：〈呂留良散論〉，頁 256。 81 見陳祖武：〈呂留良散論〉，頁 257。 82 見陳祖武：〈呂留良散論〉，頁 257。陳祖武認為，如何處理經學與理學的關係，是清廷入關後，面對社會由亂而治，朝野共同關懷的問題，而「康熙後期的表彰朱子學，就已經顯示了融理學於經學之中的發展趨勢」，於此點出朱子學與經學關係，見陳祖武：《清代學術源流》（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2012 年），頁 200。 83 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頁 133-134。 19 79.

(24) 在清代帝王提倡的「尊朱」之下，許多學者亦以「尊朱」迎合帝王，但其中所呈現的「朱子學」並非是朱子學的真義，而是去掉儒者批判時政、制衡帝王的氣魄，僅是要透過推崇朱子學的名義，以政治力佔有對道統的詮釋權，抹去朱子學批判的一面。84 但呂留良所推崇的朱子學，卻是要：「堅持朱熹在『道統』傳承意義上的地位，更是堅持士人仍需與帝王共治天下的宋人理想」85，並且「把『朱學』當作修練身心的學問來加以信仰的」86，這種意義下的朱子學所展現的樣貌，絕對不同於廟堂推崇的朱子學，因此我們才能明白，呂留良於其文集之中反覆提及的「出處去就」的重要，在出處去就所彰顯的行為舉止上，不僅是日常生活，而更是以承接道統的士人身分，如何面對整個時代，整個政治，而朱子學的意義對他而言，便在其中。呂留良的「尊朱闢王」思想，呼應了清初學術界由王反朱的思潮，卻因其內在對朱學的詮釋放入實踐、經世、堅守出處去就的思想特色，而在清代的尊朱學者中有其特色。. 立. 4. 呂留良與黃宗羲. 政治大. ‧ 國. 學. ‧. 對呂留良的研究，除了上述幾種關心呂留良本身思想或學術史意義的研究外，尚有專注於探討呂留良與黃宗羲「始親晚隙」的問題所在，關於此事，歷來解釋主要有幾種說法：一、爭購澹生堂圖書；二、呂留良不滿黃宗羲於高旦中墓誌銘中批駁高旦中；三、黃宗羲刊刻劉宗周遺書列呂留良於後學中；四、尊朱、尊王學術差異；五、呂留良堅守遺民立場，不滿黃宗羲入史館。87. sit. y. Nat. n. al. er. io. 但是，決裂的原因可能無法明確找出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彼此疊合且不斷加深影響的結果，糾結於尋找爭論的真實原因將跳入無法解決的僵局，對此，陳居淵則於〈清初的黃、呂之爭與浙東學術〉中，首先反駁了以上幾種立場。陳居淵認為，若說是學術思想上尊朱與尊王的差異所造成（如錢穆、容肇祖等所說），此說無法解決學術思想的差異，在兩人交往之初即有，並不是在購書事件後才得知；而對華夷之辨所有的政治態度不同（如徐定寶所認為的），則無法回應與呂留良相交的好友中，也有不少人與清廷合作，如南京的藏書家黃虞稷、周在浚等88。陳居淵跳出了這幾個限制，而說：. Ch. engchi. i n U. v. 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那就是他們都注意到黃、呂之爭初於購買澹生堂藏書浙一基本歷史事實。然而迄今為止，似乎還未曾有人留意到，黃、呂所爭之書（按：衛湜的《禮記集說》與《東都事略》）在當時學術史或思想 84 85 86 87 88. 此觀察呼應了前文曾引的黃進興、李暢然兩人對清初帝王合道統於治統的觀察。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頁 134。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頁 135。見張綺文：《呂留良的研究》；鄭雅菁：《呂留良及其民族思想與「尊朱闢王」之研究》，頁 59-84。見陳居淵：〈清初的黃、呂之爭與浙東學術〉，《寧坡黨校學報》，2004 年第 6 期，頁 90。 20.

(25) 史上的意義。89 此外：何以一部《禮記集說》就導致了黃、呂之爭呢？筆者認為這與清初浙東地區的學術分為有著密切的聯繫，及當時學者對搜集、抄錄、纂輯宋元經注的經學活動，表現出異常的熱情。90 明代一向被認為是經學極弱的時代，如顧炎武所說：「明人之書，無非竊盜」，認為明人於經學無所長，所作的經學著作也僅是拼貼舊有材料，並無洞見，而後五經掃地、連宋元經注也束之高閣。因此，陳居淵認為，清初浙東地區學者對宋元經注的蒐集、整理，便可視為是對明代經學衰微的反撲，透過恢復宋元經注，反省明代的過失。而其中的經學史意義，首先在於「他否定了《五經四書大全》的合法性，重新整合宋元經注」91，因為明代對宋元古注並不重視，到了晚期，因為心學流行而使經典詮釋也逐漸個人化，對經典的主觀理解取代了以客觀文獻為基礎的傳統注疏之學92。.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而第二個經學史意義在於，清初浙東學者的經書抄錄與纂輯雖然旨在恢復宋元的經注，但是並不意味著在舉世溺沒宋明理學之時而宏揚理學，而是專注於「經典注疏」之上，是在理學漠視傳統經典的情況下的反省，而「在中國傳統經學的框架內，崇尚《六經》，否定宋元經注的經學價值，便意味著依歸漢唐的注疏之學」93 ，所以另一個經學史意義便是浙東學者展現了越宋元而趨漢唐的學術取向。. n. al. er. io. sit. y. Nat. 5. 其他. Ch. engchi. i n U. v. 除以上幾項之外，史曜菖於其論文：《棺蓋，論未定：清代呂留良(1629－1683) 思想、形象的抗拒與接受》中，以呂留良形象的接受史為切入角度，探討呂留良形象在康熙之後的轉變。史曜菖認為呂留良在康熙朝時尚有如陳鼎認為其「發明閩洛之旨」、「講程朱學有所得」等，到了雍正朝卻因曾靜案的緣故，形象遭受清廷大大否定，加上涉入文字獄，而使士人避談。直到清末，革命派人士章太炎認為「以文字獄抗虜者，在野有呂留良，在朝有查嗣廷、胡中藻」，因此極力宣揚呂留良反清形象。因為此變動過程，史曜菖認為「呂留良」的形象是受到政治、學術、遺民情節等等原因所影響而不斷變動94，其「反清」的形象亦是雍正帝於 89 90 91 92 93 94. 見陳居淵：〈清初的黃、呂之爭與浙東學術〉，頁 91。見陳居淵：〈清初的黃、呂之爭與浙東學術〉，頁 91。見陳居淵：〈清初的黃、呂之爭與浙東學術〉，頁 92。見陳居淵：〈清初的黃、呂之爭與浙東學術〉，頁 93。見陳居淵：〈清初的黃、呂之爭與浙東學術〉，頁 93。見史曜菖：《棺蓋，論未定：清代呂留良(1629－1683)思想、形象的抗拒與接受》（桃園：國立 21.

(26) 《大義覺迷錄》等官方文件之中所不斷加強的。95 而李裕民則作有〈呂留良著作考〉，認為在清廷兩次大規模查抄呂留良書籍著作後（一次是雍正朝曾靜案時，一次是乾隆朝藉由編四庫全書的目的查抄），其著作留世者以不多，而後細心整理出存世與亡佚的著作。96 （二）呂留良與曾靜案研究在呂留良思想研究之外，學者對於與呂留良牽連甚深的曾靜案也有不少研究，但大多關心《大義覺迷錄》所帶出的雍正得位問題，此研究以孟森先生所著《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中的〈世宗入承大統考實〉為最早的研究代表97。據馮爾康先生整理，雍正得位問題研究，可分為三類：一、篡位說：認為並無如《大義覺迷錄》中所寫的康熙召見皇子與隆科多宣佈繼次末命之事，此事純是雍正所捏造；二、合法說：認為在康熙晚年對雍正的態度中，可見其選立雍正有其原因；三、自立說：認為康熙於死前在允祉（三皇子）、雍正、允禵（十四皇子）三人間猶豫不定，未選出繼位者即過世，因此雍正便與隆科多勾結，自立遺詔。98 但是，在關於史景遷藉助史料記載以敘事體重新還原曾靜案與《大義覺迷錄》成書過程的《雍正王朝之大義決迷錄》一書中，譯者於譯者後記中說：.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近來西方漢學界重提曾靜案，旨不在於賡續這場歷史奇案，揭發宮廷鬥爭的來龍去脈；而是另闢蹊徑，把雍正對曾靜案的出奇料理、違逆雍正嚴諭誅殺曾靜等的這段過程，視為滿人形塑自我認同之重要轉折的表徵。99. sit. y. Nat. n. al. er. io. 提示了對曾靜案與《大義覺迷錄》的另一個研究角度，即是走出針對雍正得位問題的宮廷鬥爭討論，而把曾靜案處置手法與《大義覺迷錄》視為清廷帝王形塑認同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此案視為清朝帝王轉化「異族統治」為合法性統治的過程，從中發掘清代帝王如何運用儒學資源來「正統化」自身統治。亦如同邵東方所說，歷來解讀《大義覺迷錄》「大多集中在書中保留的曾靜、呂留良等人的強烈反清言論，和暴露清皇室內部爾我詐虞的爭鬥事實」100，進而忽略了雍正於書中的辯駁，對此邵東方認為，《大義覺迷錄》一書實際上是「體. Ch. engchi. i n U. v.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1-4。 95 關於此點，王汎森先生亦說：「呂留良公開發刊的著作中能挑起種族思想的部分極少，並且是以非常含混的方式表達」，認為呂留良的著作中透露出的反清形象其實並不深，只是在有心人的選擇性閱讀後不斷加強才產生的。見史曜菖：《棺蓋，論未定：清代呂留良(1629－1683)思想、形象的抗拒與接受》，頁 123-145；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 22。 96 見李裕民：〈呂留良著作考〉，《浙江學刊》，1993 年第 4 期，頁 97-100 97 見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實》，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36 輯（台北市：文海出版社，1969 年）。 98 見馮爾康：《雍正繼位之謎》（台北市：雲龍，2004 年），頁 3-9。 99 見史景遷：《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錄》，頁 256。 100 見邵東方：〈清世宗《大義覺迷錄》重要觀念之探討〉，《漢學研究》，17：2（1999 年），頁 62。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