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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儒學中的重要理論概念，「四書」本身，也因為承載了「道統」或「儒學真義」
的意義於其中，而在討論正統、異端、道學之真偽時，而使人無法迴避。
所以呂留良以朱子的四書學來表現儒學真義，抵制佛學與王學，而《駁四書 講義》為了貶抑呂留良，則必須重新拿回四書的詮釋權，藉由把握四書，象徵著 把握儒學本身的正統性，將呂留良貶為異端，而其選擇的入手理論，則是試圖模 糊朱子學框架的界線，轉向宋明理學系統，從宋明理學的論述傳統在四書之中所 帶出、極為重要的論述模式──「心性之辨」著手。
通過理學的心性辯駁，一方面貼切四書成書以來的儒學傳統，一方面解消呂 留良理論。在既正統（貼合宋明理學傳統）又非正統（不同於朱子學的心學）的 兩個領域之間互相交雜模糊下，將呂留良所說的「朱子學」概念，轉換為「理學」， 進而展開其批評。
第二節、清廷尊朱現象與康熙朝「理學真偽論」的意義
梳理了《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理論差異，以及二者之所以選定「四 書」作為論爭發展的場域後，可以看到雍正將其於《大義覺迷錄》中所欲重新證 立的「正統論」寄託在《駁四書講義》上，試圖由儒學內部的理論詮釋掌握儒學 正統，而這種透過種種論述掌握儒學正統性的嘗試，其實也是自康熙以來清廷不 斷經由政治與學術場域中的論述操作所企圖達到的結果。《駁四書講義》的嘗試，
也可在康熙的「尊朱」與「辨理學真偽」的嘗試中看到相似的策略。以下便分由
「尊朱」與「辨理學真偽」兩個重點切入。
（一）清廷尊朱與「治道合一」的現象
明、清易代之後，清廷之所以提倡朱子學，陳祖武認為，傳統經學乃是漢人 文化傳統的核心，而明清易代之後，如何處理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學，也是一大問 題：
如何處理理學與經學的關係？這是入清以後，伴隨社會的由亂而治，朝野 共同關注的問題。在日趨高漲的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聲浪之中，清廷與康 熙後期的表彰朱子學，就已經顯示了融理學於經學之中的發展趨勢。33 朱子學以其兼有理學與經學的特色得到表彰，成為清廷入主中原後，處理中國傳 統學術的選擇。34
33 見陳祖武：《清代學術源流》（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00。
34 關於朱子學與理學、經學的關係，李暢然認為經典注疏之中，有「傳注體」與「子學體」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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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這個敏感問題切入，認為清初帝王延續了「朱子學」的正統地位，其主要原 因乃是要透過對文化學術的支持，化解異族統治之下，江南士林正統文化的「蠻 夷」、「質樸」批評，其言：
清初帝王要想擊破江南士林對「質樸」與「蠻夷」關係的想像，仍必須化 身於江南自身的文化脈落中，找到一種可以共享的思想資源。康熙操戈於 內室的辦法是用「理學」打擊「陽明學」。走的恰恰是清初江南士林思想 中以「南宋－晚明」相對應的思維框架。只不過用程朱的思想去對抗奢靡 風尚，透露出的不是那條「夷狄－中國」及「文質之辨」相結合的線索，
而恰是江南士林資源中「程朱－陸王」（後轉為程朱－陽明）之辨的表現 形式。40
延伸明清易代後盛行的「程朱－陸王」之辨，轉化其論述批判的對象，原先的批 判對象乃是陸王之學的流弊，士人藉由反省流弊，重新鼓吹程朱學價值，其中蘊 含的仍然是反清復明的希望。但經由帝王的援取，學術進入廟堂，成為國家權力 的一環，清廷巧妙地融入了程朱思想之中，與士人一同打擊陽明學，但其核心價 值已不同於原先反省明清鼎革而來，而是被官方思想滲透、用以制衡江南對清朝 統治批評言論的用途。
康熙對程朱思想的看重，更表現在其晚年下令編纂《朱子全書》與《性理精 義》二書之中，以帝王之尊欽點朱子學為儒家正學，朱子學的官學地位於此確立。
41康熙此舉極具效果，如黃進興便認為，因為康熙對朱子學的尊重與提倡，使得 以帝王為代表的「治統」與學術上的「道統」兩者合而為一42，千年來儒者「治道 合一」的期許在此時實現了。所謂「治統」與「道統」，王夫之曾說：「天下所極 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43明 確的點出了「治統」即是天子統治之位、之權，而道統，則是聖人用以教人、治 天下的學問之道。
而康熙朝「治道合一」的跡象，在諸多臣子的言談之中可見，如李光地便曾 說：
40 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市：三聯書店，
2011 年），頁 198-199。
41 對於康熙編纂《性理精義》企圖依靠朱子學鞏固政權的說法，陳榮捷則持反對意見，陳說主 要採取的立場乃是《性理精義》編纂於康熙五十四年，已是康熙晚年，如果是為了統治需要，不 應遲至五十四年才編纂，因此認為康熙是基於別的原因如其個人對朱子學的心得、身邊程朱學近 臣的影響等等，其雖也認為康熙本人對儒學的喜好與推崇，不可過於置信，但康熙對新儒學的長 久興趣，應可推測其闡揚程朱學說之用心頗為純正。見陳榮捷著：〈性理精義與十七世紀之程朱 學派〉，頁 387-388。
42 見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頁 89。康熙朝治道合一的現象，是複雜的歷 史條件與思想論述的遇合，有人為的操作也有歷史發展上的客觀因素，對此，黃進興先生於《優 入聖域》中討論甚詳。
43 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 13（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 年），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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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道統之與治統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序堯舜以來至於文王，
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
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 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 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而來，至皇上又 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 復合乎？44
認為古時治統與道統同出於聖王之身，但周世之後，孔子、朱子之說均不得其時 的君王賞識，聖賢之學無法大顯於治統之中，治統與道統便歧而為二，直到康熙 以帝王之身躬行聖賢之學甚篤，治統與道統合一的跡象方才再現。此外，曾靜於 其〈歸仁說〉中，除了回應、重述雍正的「春秋觀」與「君臣論」之外，更曾進 一步認為「我朝」「體天心以為民」，無論吏治、刑政、科舉、民治，皆體民心以 為治，而「與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準」，45而後說：
極而至於體天之心，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間，心融神契，道統、治統、
心法、聖學，一氣相承。承以聖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開生民位開 之大葉，深仁厚澤，邁百王而獨隆……。46
今我朝既如此得統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義，駕過商、周、漢、唐有不 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備，超越千古。47
將清朝與雍正的統治合法性極力上推，認為康熙道德醇厚、政績顯著，使得「道 統、治統、心法、聖學」一氣相承而繫於帝王之身，從儒學道統的價值意義肯定 了清廷統治的正統性。
但是，細究此處「治道合一」的內涵，卻是政治力進入「道統」之中，將「道 統」併入了「治統」當中，如黃進興先生所說：
清初君主在政治意識形態所努力的是，將「政治勢力」延伸到「文化領域」。 確切地說，是因統治者主動介入文化與思想的傳統，致使「皇權」變成「政 治」與「文化」運作的核心，而統治者遂成為兩項傳統最終的權威。48 面對「治統」與「道統」的消長疊合，楊念群則透過分析清初士人與君王對古典 思想的挪用得出同樣的結論：「雙方在同樣借助於某個古典思想媒介表達自己的
44 見李光地：《榕村全書》，卷十，頁三上－三下。
45 見雍正：《大義覺迷錄》，頁 378-382。
46 見雍正：《大義覺迷錄》，頁 382。
47 見雍正：《大義覺迷錄》，頁 386。
48 見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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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意圖時，士人的一方常常會面臨最終被王權話語收編的危險。」49儒者與君 王崇朱的目的不同，但「具有反諷效果的是，雙方的『崇朱』又均是以貶抑明代 士林風氣為出發點，至少從表面上看具有趨同的傾向」。50
到了雍正年間，雍正以陸稼書從祀孔廟兩廡的舉動，正是表明了清廷崇朱的 政策51，對此，錢穆有精彩的分析：
清廷既特尊朱子正學，以見聖朝治道之隆，又求表章本朝正學名儒相輝映，
而光地非其選也。求其持身無疵類，講學尚醇謹，能持門戶之見，而名登 清之仕籍者，陸稼書實推首選，於是稼書遂以雍正二年從祀兩廡。故清初 言朱學者，顧亭林、王船山、張楊園、呂晚村諸人持於野，孫承澤、魏裔 介、熊賜履、李光地諸人唱於上，獨稼書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以俯仰而 先得兩廡之祀，此乃清廷操縱之得其道。……然刻程朱書為之流傳，亦呂 晚村先為之。朝廷之意，從我者乃正學，背我者即大逆，而特以朱子為之 幌。是則正學之興，未必稼書之功；其衰，亦未必稼書之罪也。52
錢穆認為，陸隴其之所以得入孔廟從祀，乃因其「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上不 在天」亦即雖為朝臣，但並非如李光地、熊賜履等為康熙近臣，不會引發在野諸 儒對清廷的反感；而「下不在地」，則因其所崇朱學，乃朝廷之朱學，與在野諸 儒如呂留良之學大不相同，固其入祀，乃清廷通過政治力表彰其所認可的「朱子 學」，同時亦是清廷有意掌握分辨「儒學真偽」能力的一大表徵。
從康熙挪用儒學理論資源，以程朱學為媒介融入士林思想之中，發展了「程
從康熙挪用儒學理論資源，以程朱學為媒介融入士林思想之中，發展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