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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曾靜案的兩種處置
康熙、雍正為了強化異族統治的正當性，因而重視對理學論述的操作方式，
其效果在乾隆眼中看來似乎是可疑的，尤其雍正在曾靜案的處置對乾隆而言更是 大有問題，因此乾隆在即位之時，便下令回收了雍正所刊行的《大義覺迷錄》、《駁 四書講義》以及呂留良的《四書講義》，前兩者回收禮部不再刊行，而後者則直 接禁燬。對於這樣的處置，乾隆認為：
夫曾靜之罪，不減於呂留良，而我皇考於呂留良則明正典刑，於曾靜則屏 棄法外者，以留良謗議及於皇祖，而曾靜止及於聖躬也。今朕紹承大統，
當遵皇考辦理呂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靜之罪，誅叛逆之渠魁，洩臣民之公 憤。75
曾靜、張熙，悖亂兇頑，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憲皇帝聖度如天，以其謗 議止及聖躬，貸其殊死，並有將來子孫不得追究誅戮之諭旨。然在皇考當 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斷難曲宥，前後辦理雖有不同，而衷諸天理 人情之至當，則未嘗不一。76
曾靜之罪，於雍正之時得到寬宥，乃因雍正認為曾靜之說僅危及自身，不似呂留 良之說已及於康熙，以人子、人君之身皆無法寬宥。然而，到了乾隆之時，同樣 援取雍正的理由，無法寬恕曾靜，於是無視雍正所下諭旨，在即位之初便將曾靜 與張熙兩人凌遲處死，雍正所頒的《大義覺迷錄》則是：「停其講解，其頒發原 書，著該督撫彙送禮部，候朕再降諭旨。」77
乾隆對曾靜案的說法，其實十分曖昧，而在清廷「敬天法祖」的傳統中，甫 即位便無視先帝諭旨的舉動，更是引人注目，但是這個轉變，王汎森先生說：「幾 乎沒有材料記載這個重大改變的過程，只有透過《實錄》與《東華錄》等猜測其 因」78，而透過《實錄》、《東華錄》的資料，王汎森先生推測乾隆之所以有此舉 動，首先乃因《大義覺迷錄》中雍正多有自我矛盾的地方，另外也透漏了過多的 宮廷內幕。79而另一個關鍵，則是乾隆自身對於華夷問題的態度、想法已有不同：
75 見覺羅勒德洪等：《高宗純皇帝實錄》（台北市：華聯，1964 年），雍正十三年十月，頁 227。
76 見覺羅勒德洪等：《高宗純皇帝實錄》（台北市：華聯，1964 年），雍正十三年十二月，頁 335-336。
77 見覺羅勒德洪等：《高宗純皇帝實錄》（台北市：華聯，1964 年），雍正十三年十月，頁 251。
78 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 27。
79 在雍正的自我矛盾中，王汎森先生認為，《實錄》在編纂時對於雍正的形象做了許多修正且大 量採取迴避不寫敏感事件（即位的問題）的策略，但是在《大義覺迷錄》中，雍正卻大量批露了 這些敏感問題，如果兩書同時流傳，將使人發現《實錄》與《大義覺迷錄》有所矛盾，在這樣的 情況下，乾隆透過編纂《世宗實錄》，藉由蒐集材料的方式回收《大義覺迷錄》，掩蓋雍正朝涉及 的諸多無解的爭論便可想而知。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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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雍正到乾隆，顯然對華夷之別及其相關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雍正喜歡 以公開辯解方式對付異論（雖然強詞奪理），但乾隆更相信「萬言萬當，
不如一默」，直接查禁。對呂留良的幾部著作，雍正便主張讓其繼續流傳，
以免後世之人因好奇而覓讀，但同時也命朱軾著書駁其《四書講義》。而 到了乾隆，便將呂留良的所有著作禁毀。雍正並不大量禁書，但乾隆大約 禁了七千種。80
乾隆處置曾靜案的手法大大不同於雍正，而這種態度的不同，也反映了清代統治 的穩定與否。清朝到了乾隆之時，基本上國家承平，沒有明顯的反清勢力，因此 反清的思想在此時也並無太大影響，如果像雍正一樣不斷公開辯解、反駁反清思 想，反而是不斷的反向宣傳反清思想，因此，乾隆所採取的方式，是轉而開始培 養「忠清」意識。81
王汎森先生認為，乾隆培養「忠清」意識的企圖，第一個重要步驟便是編纂
《貳臣傳》，重新評價滿清入關時的降臣，認為如果不將降臣不忠於前朝的事蹟 公告天下，將使世人以其對清朝的貢獻而忘其不忠，同時亦選擇性刊刻一些忠明 烈士的著作，這些舉止，皆是要宣揚「忠於本朝」的思想。而這種「忠於本朝」
的思想，便是乾隆「當朝化」的正統觀。王汎森先生認為，清朝在康雍之時，因 易代未久、社會動盪、經濟不安，尚未細緻深入地處理明清易代問題，到了乾隆，
大體上已政局安定、經濟富庶，開始著手處理這個問題，而處理的方法之一：「即 是將每一代歷史『當朝化』。對於清朝而言，則是將明史『前朝化』」，透過「當 朝化」的處理，士大夫所認同的忠孝節義、綱常名理，都應用於當下這一個朝代，
所以清朝士大夫忠清，並不與在明朝時的「忠明」相衝突，一切端看當朝為何，
如乾隆在處理南宋與遼金的正統問題時，亦以南宋為「當朝」，以南宋為正統，
而非清之先祖的金。在「當朝化」與「貳臣」評價的雙軌運作下，首先宣揚「忠」
的意識，而後將所「忠」的對象，經由本朝正統地位的確立，由前朝轉向本朝，
確立「當朝化」的「忠清意識」。
乾隆對曾靜案的處置中，可以發現乾隆並不滿意雍正於曾靜案的處置方式。
雍正朝之時，面對的是大理論、大框架上的「國家正統問題」，但是到了乾隆朝，
則已須面對到更細緻的認同問題，前者爭奪理論正統，故有面對反對理論的必要，
而後者則必須確保反對理論不再出場影響民心。
關於此點，李暢然點出「程朱理學」的兩面性：既可維護統治，也能成為反 清利器。因此雍正批駁呂留良並非「聖學之儒」，即是將反對思想排除在「正統」
程朱理學之外，而此「正統」即是清代認可的程朱理學；乾隆則一面接受程朱學 維護清朝統治的面向，另一方面極為醒覺地面對著程朱理學的危險性進而提倡考
80 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 28。
81 詳細討論請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 28；王汎森：〈權力的毛細 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收於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 與心態》（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13 年），頁 40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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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學。在雍正與乾隆兩位帝王處理曾靜案的手法中，無不對朱子學有深刻的反 省。
清代以朱子學為正統官學，科舉考題以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為定本，此點 從康熙御制《朱子全書》、命李光地編纂《性理精義》、升朱子入孔廟配享的十哲 之列等，皆可看出朱子學的官學地位並無改變。雖說此地位在康熙之後並無動搖，
但是雍正、乾隆兩人對朱學的態度卻有所不同。
雍正面對朱子學時，所思考的僅是如何破除朱學帶來的對夷狄內外的分判，
這點由上述雍正對曾靜案的處置便可清楚看見，無論在《大義覺迷錄》、《駁四書 講義》中，雍正皆由《春秋》大義入手，試圖扭轉「華夷之辨」所依據的血緣、
族群、地域等對滿人不利的論述，轉而以文治之盛、疆域之廣來證明自身的「正 統」地位。
但是，楊念群先生在討論清初的《春秋》義時，曾引多爾袞對史可法招降的 書信，多爾袞主「尊王義」，以「尊王討賊」替代「尊王攘夷」為口號；而史可 法則主「攘夷義」，延續了南宋以來對「尊王攘夷」的認識。面對清人以「攘夷」
主張取代「討賊」，楊念群認為：
比較《春秋》的這兩層涵義，「攘夷」被突出出來的時間相對較晚，是南 宋以後形成的歷史觀，卻直接支配著明代士人對正統的理解，並滲透到了 明朝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各個角落。清人取「尊王討賊」之義，其目的顯然 是想淡化自己的蠻夷身分，卻在道義的制高點上完全不足以和明人的《春 秋》觀相抗衡，這可以在多爾袞與史可法來往文書的語氣和氣勢上比較出 來。82
「尊王討賊」的口號企圖以清廷的武功之盛，來迴避「攘夷義」所突出的「夷夏」
問題，其中心思與雍正之辨相同。因此，到了乾隆朝時，乾隆對朱子學有了不同 的看法：
（按：乾隆）更為仔細地全盤思考「大一統」正統觀之建立的格局，故對
「朱學」的態度遠為複雜曖昧，一方面乾隆諭旨中會經常出現批評朱子的 言論，另一方面他又有意甄別和篡取「道統」的內涵以為己用。83
此說法呼應了王汎森先生對乾隆重新處理曾靜案的分析結果，乾隆乃是以更全面、
仔細地思考了如何建立清朝「正統」的問題。相對於雍正汲汲營營於「華夷關係」
的辯論，乾隆更關心的毋寧是清朝統治格局如何更深入人心，如何建立「忠清」
意識，在這些問題中，朱學對道統的解釋權便可資利用。而這種對朱學曖昧不明 的態度，即是朱維錚所說，清代統治階層在文化政策上的「精神分裂」，一方面
82 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頁 234。
83 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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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壓朱子學，另一方面又不願全然拋棄朱子學內涵中所擁有的道統意識。84 乾隆對朱子學的打壓，反映在清代學術上，與「考據學」的興起相關。如上 文曾引的李暢然先生之說外，楊念群先生亦認為「考據學」的興起並不只是通說 所謂逃避清廷高壓統治，士人鑽進文字聲韻訓詁以躲避文字獄所造成，而「恰恰 是乾隆有意設計的結果」85，他認為：
清代考據學的出現或多或少與乾隆對整體「大一統」文化布局的考量有關。
如《四庫全書》等文化工程的啟動和推進，均需要考據學在版本和修纂技 術方面的大力支持。清朝考據學的興盛應是官家正統觀建立過程中催生出 來的一個後果，甚至是一個有意為之的政治步驟。86
如《四庫全書》等文化工程的啟動和推進，均需要考據學在版本和修纂技 術方面的大力支持。清朝考據學的興盛應是官家正統觀建立過程中催生出 來的一個後果，甚至是一個有意為之的政治步驟。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