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前人研究的成果
留地馬來亞。
世界第二次大戰以前，馬來亞文人曾提倡南洋色彩或地方本土的寫作，但隨 著抗日運動的崛起，馬來亞華文劇作依舊是固守中華文化，雖有部分南洋特色 的作品，可是作品的數量有限。日本戰敗後，馬華話劇的本土意識高漲，中國 意識被多元本土意識淡化，並融入其中。在劇本中，馬華話劇反映了日本的跋 扈、殘忍無道。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侵略以及同化是一種文化暴力，日本 殖民者用強硬殘暴的手段壓制馬來亞人民，以懷柔兼高壓的統治方式統治臺灣 人民。
馬華學者對馬華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引起了筆者對馬華話劇文學與文化的反 思。對外來文化與殖民政策對殖民地人民產生的影響，有了文化接受與文化對 抗的觀點。二戰期間，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臺灣戲劇（以臺語爲主的戲劇），經 過日本戲劇的影響，而變成皇民化戲劇。日本文化與政策對臺灣文化的影響可 謂深遠。
本文希望從以上種種論述，剖析日本殖民前後馬華話劇和臺灣戲劇中國性的 變異，以及本土性的產生。
第二節 前人研究的成果
有關本土性一詞，朱崇科在《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 迷思》談論馬華文學的本土性時指出：
所謂本土性，就是指本土特質、本土視角、本土精神與意識。具體到馬華 文學，則是指馬來西亞華人的立場、精神、視角與意識。應當指出的是，
這種特質並不等於馬來性（Malayness）。儘管它與馬來性有交集，它是在 馬來西亞萌芽，在中國性與馬來性澆灌下生成的奇葩。7
朱崇科進一步分析本土性包含：
本土色彩（本土自然風情與人文景觀的再現）、本土話語（馬華歷史情境 中對中文的再造與發展，也是馬華文化凝結的載體）、本土視維（文學書 寫中本土精神或意識的自然又顯著的流露）。8
7 朱崇科：《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臺北：唐山，2004 年），頁 29。
8 朱崇科：《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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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贊成朱崇科對本土性的詮釋，他具體地分析本土性的特質，以及構成本 土性的因素，但朱崇科的觀點有盲點，他認爲馬華文學本土性是由馬來性與中 國性構成的。實際上，馬華文學本土性不只是包括中國性與馬來性兩種，還有 英國文化、印度文化等，它屬於多元文化，只因馬來亞是個多元文化的殖民地，
馬華話劇不但受馬來文化的影響，而且擁有其他族群文化的風格和特性。
論及中國性與本土性的還有許文榮，許文榮分析馬華文學中國性、本土性和 現代性的三位一體：
馬華文學的中國性不是純粹的中國性（像中國文學那樣），而是本土化和 現代（文學）化後的中國性；馬華文學的本土性，也不是純粹的本土性（像 馬來文學那樣），而是中國化和現代（文學）化後的本土性；馬華文學的 現代性，也不是純粹的現代性（像西方文學那樣），而是中國化和本土化 後的現代性。唯有把它們放在三位一體的框架，才能縱覽整個風景線。9 許文榮對於中國性、本土性、現代性三位一體的提出，可謂以不同的視角觀 察馬華文學，他透視了馬華文學的中國性和本土性不是純粹的，但是他似乎忽 略了有些早期的馬華作品只有中國性作品，而沒有具備本土性色彩。如話劇文 學，愛青的《神像》，況且不是所有馬華作品都同時具備三位一體的元素。
學者對中國性一詞，有許多觀點。不同學者對中國性一詞的看法有所不同。
黃錦樹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如此評述：
（海外）華人堅持把中文華語視爲文化屬性的標準，語言文字仿佛就象徵 了民族的血緣。尤其那些刻意強化他私人書寫中的「中國性」的作家，更 強烈的展示出他們這種血統的執著。10
黃錦樹認爲海外華人作家以中文作爲自己是中國性作家的標準。其實，以 中華文化標榜作家的中國性並沒有任何弊病，作家可以用不同語言來寫作，更 何況以自身民族的語言來寫作，並不是執著，而是對自己文化的看重與繼承。
語言可以作爲傳達思想的工具，亦可成爲各民族文化的「標誌」。各民族擁有 自身的文化與語言，不同語言的使用可以使單一文化趨向多元文化。語言與 文化擁有密切的關係，文化可藉語言傳達民族的思想情感。語言做爲不同族
9 許文榮：〈馬華文學中的三位一體：中國性、本土性與現代性的同構關係〉，馬來西亞留台校 友會聯合總會：《馬華文學與現代性》（台北：新銳文創，2012 年），頁 20。
10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1998 年），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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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之間的橋梁，語言也是不同族群文化相互交流的媒介，因此語言既是工具，
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黃錦樹認爲中國人移民到南洋後，對中國的存亡感和關心主要原因 可從兩方面來看，「從現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大致下斷言：不是別的，正是晚清中 國的政治革命。就歷史過程而言，大致可以分爲幾個階段：（1）維新；（2）國民 革命；（3）民國危機。」11黃錦樹提出想像共同體12的概念來評析馬來亞華僑與中 國人的互動關係，他們在共同語言、文化、種族和國家的相同特點下，懷有都 是炎黃子孫的統一觀念。
筆者認爲，馬來亞華僑大部分因爲血緣的關係，故此關心自己遠在中國的 親人，從對家人的關懷，推至對民族和國家的關心，部分新客不一定參與革命 救國，他們可能對中國政局不了解，有些人是因爲抗日戰爭才開始思索自己民 族認同的問題。馬華話劇裏很少提及關於維新和國民革命的問題，由此可知，
馬來亞華僑在話劇方面選擇性地反映他們所關注的問題。筆者在本章第一節「馬 華話劇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與文化移植」一文中，以《忠義之家》、《救國團》、《歸 國之前》深入分析馬來亞華僑對中國情感上的改變。
雖然馬華話劇沒有反映國民革命，但是根據歷史記載，新馬華人確實曾參 與孫中山的革命。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的爆發，新馬華人在中國革命行動中作出了 重大的貢獻，尤其是在廣東和福建建立革命政權方面。如果沒有新馬華人 最初所提供的財力援助，這兩省的革命政權可能遭受挫敗……改良主義者 和革命主義者的活動提高新馬華人的政治意識。他們加強了剛開始形成的 國家意識，並協助將當地四分五裂的華人社會團結起來。一種團結及歸屬 感和有關中國國家新觀念出現了……利他主義、獻身、平等與自由、團結 與民主的新觀念則逐漸生根。13
黃錦樹察覺馬來亞華人移民與中國性的關係建構在想像共同體的基礎上，
他進一步分析：
晚期移民（華教運動的倡導者及支持者）以文化來定義種族，而土生華人
（較早移民的華人）則以最廣泛的標準來定義華人（如膚色、生活習慣等）。
11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 101。
12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 99。
13 顏清湟：〈華人歷史變革（1403-1941）〉，林水檺等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一冊，
（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1998 年），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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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對於華人的要求非常強調文化（中華文化）：講華語、寫華文、讀中 文書、瞭解中國歷史。可以發現，假如扣除了對中國政治實體的忠誠，那 也就是對「中國人」的要求。而後者的自我認定比較上是「人類學似的」，
不涉及道德的強制性。比較之下，後者或許可以稱之爲最低限度的中國性，
其限度在中華文化的邊界（華/番之間）。對後者而言，生存得更好優先於 文化血緣的堅持。對前者而言，那卻是一個民族道德的問題。14
黃錦樹對中國性的解讀和許文榮對中國性的論述截然不同。許文榮認爲馬華 本土性、中國性和現代性是三位一體的框架，而黃錦樹則從土生華人和晚期移 民的華人對中國文化不同的看法，而比較兩者中國性的不同。土生華人因爲以 個體為中心（生存得更好為優先），所以是「最低限度的中國性」，而晚期移民 的華人以群體（民族和文化）為中心，顯然對中國性的要求更高一些。不管是 土生華人或晚期移民的華人都有中國性，只是因爲對文化的認同不同而有所差 別。
我們可察覺，隨著時代的演進，不管是土生華人或晚期移民的華人，似乎 可以把中國性融合在本土性中，因此筆者覺得，中國性與本土性是可以融合的。
中國性可以獨立存在，但也可以融入本土性。
此外，有關中國性的討論，林春美對中國情結與本土意識提出以下觀點：
中國情結在馬華作家群中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可說是作家對中華文化 絲絲縷縷切不斷的牽連。不同的是，有的流露於言談舉止、氣質神彩之中，
而有的則是化成字裡行間的情愫。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情結並不一 定就是「馬華情結」的對立面，也未必一定與「本土意識」相衝突。15 林春美作出了中國情結與馬華情結並非對立，也不一定與本土意識相衝突 的論述。筆者認同林春美的看法，因爲筆者認爲，馬華文學的馬華情結與中國 情結是相容的，兩者融合以後可以成爲本土意識的成員。林春美似乎認同中國 情結與馬華情結是互相融合的。
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筆者認爲馬華話劇的本土文化從早期的中國文化演變 成混合多元本土文化的「多元本土性話劇」。從多元文化來看，由於馬華話劇對
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筆者認爲馬華話劇的本土文化從早期的中國文化演變 成混合多元本土文化的「多元本土性話劇」。從多元文化來看，由於馬華話劇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