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Friedman（1966）的「核心－邊陲」空間發展模式可以解釋大多數 的區域空間發展，但是對於引發區域極化產生的關鍵觸媒或作用卻沒有進一步的 解釋。從科技人員工作流動的觀點來看，在轉換工作後還是會傾向選擇在園區周 邊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或研究機構，因為他們可能無法捨棄建立已久的知識創新 網絡（胡太山, 2005）。因此，本研究立基於科技人才必須依附在「創新知識」的 體系與環境下，當科技人員有購屋或換屋的需求時，是否其定住區位選擇的空間 範圍受到學習互動與創新的鄰近性之影響，但在此之前必須先認知知識創新環境 之形塑，並且探討互動學習與創新的鄰近性相關向度對於科技社群的重要性。
一、創新活動與知識外溢
在經濟地理中「知識經濟」已引起對古典理論所認為之產業區位與區位經濟 發展進行某些修正；例如過去認為特定地點的屬性是對企業營運獲利具吸引力的 區位條件，但今日則轉換一地方之大環境是否具備有利於在該區位廠商營運或去 創新或學習能力，而這些地區持續創新的能力則根植於能反映長期顯著投資之各 種組織與資源上。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已被視為經濟成長之「內生成長機制」
的核心因素，直接倚賴於知識或有效資訊的獲取累積與運用，而強調有技術知識 與專殊化之人力資源的投入，以創造知識及運用知識的能力與效率，成為支援產 業群聚維持與經濟不斷發展的動力（胡太山, 2005）。因此，任一組織的成功取決 於快速學習創新的能力，而將組織轉化為新產品與服務的創新，將是位居未來經 濟成長之關鍵。
國內相關研究顯示，新竹科學園區發展成功的關鍵要素包括：完整的企業研 發架構（呂清松, 1997）、鄰近技術移轉基礎設施（林楨家 等, 2004; 胡太山、張素 莉, 2001）、企業生產網絡連結（解鴻年 等, 2004; 王俊堯, 2003）、以及良好生活品 質（洪芳傑, 2000; 莊錦爐, 1998）。新竹地區在研究組織、學術機構與研究發展投 入的助益下，使高科技產業於地區有高度集結趨勢，正如Baptista（1996）所指的
，知識經濟活動或創新活動，一般集中在特定產業科學知識基礎較雄厚之地區；
也就是知識經由地區接近而激發互動，促成更有效率的產生與轉移，使立基於新 知識的經濟活動集結在新竹地區。
企業為了尋求成本上的考量，以聚集區位為選擇目標，如聚集可降低共同基 礎設施成本、更易接近人力源與供應商以及更易接近專業知識等。Swann（1993
）認為就需求面而言，廠商聚集是為了獲得地方需求的優勢，特別是來自相關產 業的需求。雖然，廠商聚集基於有益因素，但聚集創新活動之產生主要原因仍在 於知識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的效果，即為知識溢出效果的存在性與影響為 創新成果與生產成長的泉源；此外溢機制主要以新知識的契合性為考量，亦即廠 商會對相關採用的技術進行投資，以提升自我能力達到可適應其他廠商所開發的 新技術與理念，並藉此獲得因新知識外部性所形成的利益（Cohen and Levinthal, 1989）。Pavitt（1987）指出，由於非正式與未制式化的本質，新技術知識應該於 地方流通而勝於遠距離流通；因此基於此，產業中心將產生更多的知識溢出與創 新結果。
知識外溢效果的重要性有助於空間鄰近之競爭對手從事創新活動，聚集提供 一些有助於支援創新活動之技術基礎設施的知識投入要素（Feldman, 1994）。這 些投入要素可能來自於競爭者、相關產業廠商、供給者、消費者、以及其他執行 研究工作的實體，像是大學與財團法人機構。基於此一論點，創新活動傾向在空 間上集中於此類基礎設施聚集的鄰近地區，亦即為了外溢效果的利益，這些區位 具有不可移動性與特定性（Tassey, 1991）。而創新活動相當依賴基礎科學知識的 來源，例如大學於政府的研發機構。而大部分新創技術的機會來自科學知識的改 進；與大學的空間鄰近，使廠商可直接與之接觸，而即時將資訊轉化為可用的知 識，將較早期與快速的技術重新置入商業控制中；學術研究外溢效果的滲透、以 及其在空間的聚集已被實証（Acs and Audretsch, 1988）。
基於學研機構與大型廠商鄰近有助於知識外溢，因而科技人才在工作上知識 資訊的流動可強化此效果（胡太山, 2005）。Audretsch（1998）指出科學家、工程 師、或其他的知識工作者，都是具有新經濟知識稟賦的作用者，而這些科學家或 工程師於正在發展的新知識中，若能找到合適該知識預期價值廠商，便可以從知 識中獲取最合適的報酬。換言之，廠商提供特定知識的預期價值給競爭知識工作 者，而導致工作者選擇新廠商或以衍生的方式另組創新廠商將知識外溢。另一方
，當知識遇到某個地理界線時會停止外溢，特別是重大突破、且存有高度不確定 性的智識更是如此。基於知識具模糊不明確的、難於符碼化、與經常僅是無意中 所發現的特性，越於是在跨越地理空間藉由通訊的轉移已成為一個不變的方式。
因此，針對環境背景複雜、困難模糊、與不確定的創新知識，其最佳的轉移方式
，就是由面對面的互動學習及經常重複的聯繫（Von Hipple, 1994），這當中「鄰 近性」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因此就個體層面而言，科技人才必須透過知識創新後的知識擴散活動汲取新 知，從外部或內部學到新知識，認識到知識與時俱進對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的重要 性。此外，外在的學習風潮所形成的學習型社會，此亦牽動著個人必須學習的自 覺。唯有知識創新才能在組織中發揮個人的才幹，追求自我理想的實現。當知識 創新在個人形成生活的部分，也當團體中的成員視知識創新為習慣並習以為常，
才能發揮個人在組織中的高附加價值。
二、鄰近性與區域知識流動
諸多新古典經濟學家要大家相信的，知識並非經濟系統外所產生的公共財，
經濟作用者受限於理性界限（bounded rationality）（其意謂著作用者的認知限制）
，因而要使他們適度地行動將會有所阻礙（Simon, 1955）。為了降低不確定性，
作用者則會進行例行的行為，尤其當他們在尋找新知識時更是如此，但尋找過程 的結果充滿了不確定性且經常無法預期（Nelson and Winter, 1982）。因此，作用 者通常在緊密靠近其現有知識基礎中尋找，這對其更進一步提升提供了機會；此 隱涵著知識產生與創新，經常是廠商本身在尋找過程中累積與地方化的結果，其 中具潛移默化知識的程度相當高（Boschma, 2004）。
近十餘年來主要探究美國與歐洲地區的經驗研究結果亦確實顯示，從事創新 研發的廠商或創新作用者間的空間鄰近性對創新表現有正面影響（Verspagen and Schoenmakers, 2000; Audretsch and Feldman, 1996; Feldman, 1994）；在這諸多經驗 研究中對空間鄰近性的看法特別值得注意。首先，如 Maskell 和 Malmberg（1999
）特別描述「學習」的互動特性，認為空間鄰近性有助於廠商間或與其他作用者 間面對面互動學習，亦有助於建立共用語言、文化與慣習；再者，如Porter（1998
）認為處於產業群聚地區的廠商其競爭力較強，而產業群聚的定義是：「某特定 產業領域具共通性、互補性且空間鄰近的廠商和相關機構的群體」，此從廠商競
合觀點出發，亦明顯支持了空間鄰近性的必要性。而雖然如Saxenian（1994）曾以 美國矽谷及 128 公路之比較說明僅空間鄰近性並無法解釋為何這兩地區同樣在 1960 年代興起而至 90 年代矽谷高科技產業發展相當成功但 128 公路卻反而衰落，
試圖提醒研究者多多關注廠商間社會網絡的層面。
在一些科學領域例如組織研究、創新研究和區域研究中，理解到鄰近性有助 於經濟互動與績效（Amin and Wilkinson, 1999）；而鄰近性包含諸多不同向度之概 念，包括有認知、實質、組織和制度等的鄰近性（Torre and Gilly, 2000），而 Boschma
（2005）更進一步充分探討多面向鄰近性。廣義而言，鄰近性之概念主要把焦點 從作用者互動汲取出不同的基礎，亦即當經濟作用者嘗試去合作與提升經濟績效 時，會建構在不同之鄰近性向度基礎上。然而，本研究對於鄰近性與科技人員定 住區位之探討，並非描述科技人員在購屋時是否有助於提升廠商的經濟績效，而 是在於知識外溢的效應下浮現、發展出不同的鄰近性向度，並且基於空間鄰近性 雖非引發學習既非必要條件，但是卻可能有助於刺激其他鄰近性向度（Boschma, 2005）。因此，當定住區位超越知識學習互動的空間範圍時，是否意味著科技人 員必須花費更多時間在工作－居住通勤上，因而降低或損害其他鄰近性向度。基 此，本研究應用 Boschma 其中的社會鄰近性、認同鄰近性與認知鄰近性之概念，
進一步說明各種非正式互動鄰近性與科技社群定住區位之關聯。
（一）社會鄰近性（social proximity）
社會鄰近性的概念源於「鑲嵌」的相關研究文獻（Granovetter, 1985; Polanyi, 1944），是探討作用者基於友誼、親屬關係和經驗彼此互相信任，他們之間的 關係就是一種社會鑲嵌。作用者學習與創新的能力可能需要社會鄰近性，主要 原因之一是相互信任的社會關係促進了內隱知識的交換，這種內隱知識天生就 難以透過市場傳達和交易（Maskell and Malmberg, 1999）。因此，社會鄰近性 激勵一個社會與開放的「溝通理性」態度，而不是一個朝向成本最小化的完全 市場（Lundvall, 1993），利用人際關係的互動與依賴而擴大鑲嵌程度，並以此 建立信任，再透過資訊分享與專業分工，獲得共同解決問題之協調合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