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竹地區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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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學碩士論文

從鄰近性向度探討科技社群定住區位之變遷

－以新竹地區為例

The evolution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high-tech talent via dimension of proximity－A case study of Hsinchu area

系所別：建築與都市計劃學系碩士班姓名學號：薛卜賓 M09305025

指導教授：胡太山副教授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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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研究是一條永無止境的道路，在學習摸索前進的過程中會遭遇到許許多多的困難與瓶頸，需要一路披荊斬棘才能繼續往下一步邁進。回憶在研究室的那段時間，特別要感謝指導老師胡太山博士在研究方向與理論架構上之諸多啟迪，以及對於生活上之關懷與鼓勵，使學生能夠在學業上能夠有所得。而學妹光潔、小藍、

秉靜在學習討論上亦提供諸多想法與知識互動交流。

在論文寫作期間，本研究使參考與應用諸多的文獻與二手資料，因此要感謝美國Maryland大學張聖琳（Sheng-Lin Chang）副教授提供有關科技人員家園認同感的文章，協助學生在鄰近性的探討與思考上有相當大的助益；此外，還要感謝研究地區中的各個戶政事務所、建管局與新竹市建築投資商業同業工會的熱心協助，提供有關人口、住宅等統計資料，使論文的內涵與貢獻更加深入與豐碩。在論文口試期間，感謝口試委員胡志平老師、林楨家老師在百忙之中撥冗指正，使此論文得以順利完成；亦同時要感謝當天協助簡報與紀錄的學弟與學妹們。最後，

在此也感謝我的家人，能夠讓我在無後顧之憂下，完成此論文，也感謝曾經幫助過我的任何人，無論你們是以何種形式幫助我，我都會銘記在心。

謹誌于嘉義大林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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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竹地區是台灣近十年發展最為蓬勃的地區之一，其中新竹科學園區扮演地區成長極的角色，以引導推進區域內既有標的產業之成長，並提高與其它地區成長極的關連作用。園區的迅速發展對於新竹地區的人口、定住空間產生了重大衝擊影響，本研究首先透過新竹地區四個時期的農林航空像片基本圖的判讀，在時間與空間兩個向度下探討園區的定住空間之變遷。本研究發現到區域空間擴張情形明顯往交通可及性高的地區延伸。

然而，當園區邁入到第四時期時，人口雖有持續成長，但是空間擴張情形卻有逐漸趨於緩和的傾向。因此，為了進一步闡釋此現象的產生，本研究建立科技社群定住區位決策模式，在購屋動機、資訊搜尋與選擇定住區位決策流程中，科技社群選擇住宅行為是經兩種不同的鄰近性路徑進行，其一是對於園區知識網絡、地方環境認同而依附於居住環境行為之內部鄰近性（社會、認同鄰近）；另一則是為了獲取住宅資訊學習而能直接評估居住環境之外部鄰近性（認知鄰近）。

研究發現到，新竹地區定住空間的變遷過程中，技術密集型科技社群因考量到近郊社區的優質生活環境，抑或外圍社區房價相對於核心社區較為低廉，而可能擔任區域成長主要的「推力」角色，但同時亦受到內、外部鄰近性在空間地理上必須鄰近園區知識源，因而減緩區域空間再次擴張。研究進一步就內、外部鄰近性向度以迴歸分析探究空間鄰近性之影響因子，其結果顯示內部鄰近之社會、

認同鄰近必須在空間上彼此聚集鄰近在同一地區，亦即科技社群定住區位與工作地點互相鄰近時，就有更多面對面接觸機會產生，而且可以更加容易地建立信任，

之後就會導致科技人員之間有更多的人際與鑲嵌關係產生；而外部認知鄰近性雖非空間鄰近性之直接因子，但卻有助於科技人才社會鄰近性之互動。

關鍵詞：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空間演化變遷、定住區位、個體鄰近性、空間鄰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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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ly decade, Hsinchu area has become a rising and flourishing area in Taiwan. Actually, 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HSIP) has played the role of growth pole to lead and improve objective industries and strengthen linkage of growth pole or polarization with other areas. Therefor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SIP has being such a large effect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 and residential space in area. This study uses image maps of Aerial Survey Office to examine four development periods of different changes of growth and transportation in Hsinchu area. We found that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in Hsinch area has tended to extend to high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However, when the HSIP stepped into the fourth development period, the population growth in Hsinch area has sill kept increasing, but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has turned to get slow down. Therefore, we construct decision model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high-tech talent which including motives of buying housing, information search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decision, in order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In this decision processing, high-tech talents choose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 though two different kinds of proximity－one is internal proximity (social proximity and identified proximity) which identified knowledge networks and local environment to attach to residential location; another one is external proximity (cognitive proximity) which accessed to housing information by learning interaction to estimate residential loc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technology-intensive talents who took account for high living environment of quality at suburban communities or housing price which is relatively lower than main core communities, at sub-core communities, .played the main ”push” roles of area growth. However, the residential spatial evolution had been also retarded spatial expansion once again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ximity which have to close to knowledge source at HSIP. In ter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ximity, we examined far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proximity applie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result was presented that internal proximity (social proximity and identified proximity) caused high-tech talents to aggregate geographically at the same are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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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proximity (cognitive proximity) is not direct factor of spatial proximity, yet it has still contribution to interaction of social proximity.

Keyword: 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HSIP), spatial evolution, residential

location, individual proximity, spatial proxi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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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調查設計與問卷調查……….…4-1 第二節基本資料分析……….4-5 第三節購屋社群與地方空間之連結………...4-17 第四節購屋社群之認知鄰近性………...4-23 第五節新竹地區空間發展與鄰近性之分析……….…..4-27 第六節科技社群定住空間發展模式之建構………...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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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文獻

中文部分………V-1 英文部分………V-5

附錄

附錄一評審委員建議與修正……….. .W1 附錄二科技人員購買住宅選擇意向調查問卷………...….W4 附錄三問卷信度分析………..………...W9 附錄四科技社群相關購屋構面因素分析………..…... W10 附錄五研究範圍鄉鎮市行鎮區域圖………..W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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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錄

頁次表 1-2-1 研究內容……….…1-4 表 2-3-1 各消費者模式之比較………...2-20 表 3-1-1 台灣、北部區域、新竹地區人口成長比較表（1986-04）………....3-3 表 3-1-2 新竹都會區各鄉鎮人口成長率（1975-04）………...…………3-5 表 3-1-3 新竹地區第一時期成長快速地區………..………...3-6 表 3-2-1 1982-2004 年新竹地區新建住宅數………...…....3-14 表 3-2-2 1997 年新竹科學園區員工工作－居住通勤分佈地區…...3-20 表 3-2-3 1990-03 年新竹科學園區員工住宅分佈地區………...3-21 表 3-3-1 相關交通計畫彙整表……….…...…...3-26 表 4-2-1 樣本之人口統計變數表………...…….….4-6 表 4-2-2 科技社群定住區位變遷交叉分析表……….4-7 表 4-2-3 集群分析結果與分群平均差異檢定………...4-10 表 4-2-4 五組定住區位遷移樣本區域轉化表………...4-12 表 4-2-5 各個群組特徵之彙整表……....…….………...………...4-14 表 4-3-1 購屋資訊來源分析表………...4-18 表 4-3-2 各集群購屋資訊來源 ANOVA 分析表…….……….…….4-19 表 4-3-3 社會鄰近性分析表………...4-19 表 4-3-4 各集群社會鄰近性 ANOVA 分析表.………..4-20 表 4-3-5 認同鄰近性分析表………..…………..…………..……….4-21 表 4-3-6 各集群認同鄰近性 ANOVA 分析表………..……….4-22 表 4-4-1 認知鄰近性分析表………..…………..…………..……….4-23 表 4-4-2 各集群認知鄰近性 ANOVA 分析表………..……….. ...4-24 表 4-4-3 人口統計變數對認知鄰近性之 ANOVA 分析表………...4-25 表 4-5-1 購屋動機與購屋資訊來源典型相關分析結果表………...4-28 表 4-5-2 購屋資訊來源與個體鄰近性典型相關分析結果表……….………. 4-30 表 4-5-3 變數資料說明………..………..……….………. 4-32 表 4-5-4 相關分析………..………..……….……….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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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頁次圖 1-2-1 研究空間範圍圖………….……….……….……..……1-6 圖 1-2-2 使用資料之時間劃分圖………..……….…….…….1-8 圖 1-3-1 研究流程圖……….……….……….…………1-10 圖 2-1-1 Friedman 空間發展模式階段……….…………..2-2 圖 2-1-2 Alonso 區位競租模式………..……...…….………….2-4 圖 2-3-1 EKB 消費者行為模式………...………..……...2-23 圖 2-3-2 科技社群定住區位決策模式初步架構………...2-24 圖 2-4-1 地方概念之統合………...2-27 圖 2-4-2 定住區位鄰近性概念圖………...……2-34 圖 3-1-1 北部區域各縣市歷年人口成長率..……….. 3-2 圖 3-1-2 北部區域各縣市歷年人口自然增加率..………...……3-2 圖 3-1-3 北部區域各縣市歷年人口社會增加率..…...….………... 3-2 圖 3-1-4 1980-1984 年人口分佈圖..…...….………... 3-9 圖 3-1-5 1985-1989 年人口分佈圖..…...….………... 3-10 圖 3-1-6 1990-1994 年人口分佈圖..…...….………... 3-10 圖 3-1-7 1995-1999 年人口分佈圖..…...….……….…3-11 圖 3-1-8 2000-2004 年人口分佈圖..…...….………...3-11 圖 3-2-1 私人推案件數與戶數分布圖….………..…………....3-18 圖 3-3-1 新竹地區歷年群落空間發展交通路網分析圖……….…..…3-24 圖 3-3-2 新竹地區周邊重大交通建設計畫………...3-25 圖 3-4-1 園區設置對周邊社區影響分佈………...3-31 圖 4-1-1 研究架構圖……….4-3 圖 4-2-1 Ward 法集群分析樹狀圖………4-9 圖 4-2-2 各集群數 RS 與 SPR 判定圖……….…4-10 圖 4-2-3 科技社群定住空間遷移路徑………...4-11 圖 4-5-1 購屋動機與購屋資訊來源典型相關分析路徑圖………...4-29 圖 4-5-2 購屋資訊來源與個體鄰近性典型相關分析路徑圖………...4-31 圖 4-6-1 科技社群定住空間發展模式………..….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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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政府主導規劃與興建開發的科學園區，藉由集中在都會區內的主要研究組織，其目的在於產生科學功用與認定，透過科技的刺激使得科學園區成為支援區域發展的政策之一（Oh, 2002）。科學園區的發展對當地區域所帶來的影響及衝擊不斷地在國內、外的科學園區上演著，主要原因就是在於科學園區對地方而言是一外來體，有學者曾對於全球之科學園區作分析，發現科學園區發展之基本特性有三，分別為再工業化、區域發展與藉由研發產生的加成效果（Castells and Hall, 1994）。

1980 年代初期台灣第一個設立的新竹科學園區，直到 1990 年代末期，在科學城的發展議題以及園區就業人口快速成長的帶動下，新竹地區在園區地方發展上才逐漸凸顯其利基，如此也呈現出現階段的科學園區與都會化區域環境的需求與關連。科學園區被視為地區或區域之成長極，在以知識技術為基礎的卓越科學研發，以及新興產業技術之發展成果下，引導區域成為創造財富與高附加價值工作機會的環境；然而，主要科技廠商的吸引與保留，以及地方科技廠商的創造與培育，在高科技發展中關鍵資源是高度熟練的科技人才。因此，生活品質已成為科學園區在區域發展策略中的重要競爭特點，高科技產業已傾向於在它們自己的區域中，建立並且提供優質的生活與工作環境品質，以確保能吸引和留住高科技人才（Smilor et al., 1988; Oakey, 1981）。

新竹近二十五年是一個再工業化的過程，不僅創造了一個新的產業類別，改變了既有產業的勞動需求與組織結構，而環繞工業化所需的生產者服務業，因都市化經濟的效應逐漸浮現（胡太山等, 2003）。在人口方面，新竹縣市離北、中

、南三大都會區較遠，因都市擴張所帶來的人口增加影響較不深（戴安蕙, 2003）；

其中新竹市自從1980 年科學園區設立至 2005 年止，人口增加將近達 11 萬人，人口成長率大於北部區域平均值，其社會增加率平均為 0.72％，顯示此一期間許多外來人口遷移入新竹地區（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都市及住宅發展處, 2005）。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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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園區員工就佔了新竹市人口6.6％（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 2003）¹，這顯示外來人口的湧進勢必對於新竹地區定住空間有相當大的需求量，反映到空間的改變勢必相當的劇烈（此部分將於第三章詳述分析）。

新竹科學園區為台灣第一個成立的產業科技園區，科技社群居住的問題從竹科的萌芽、成長至今日的成熟穩健持續發展，其中亦漸漸浮現出許多居住－工作與通勤之間不平衡的問題（Wu, 1998），導致了整個新竹地區空間型態的轉變，

工作者必須承受通勤與塞車時間上所產生的擁擠成本，因此在住宅選擇上較偏好交通便利性。而在國內則有學者對於新竹地區的人口成長分佈進行研究指出，新竹地區人口成長深受科學園區影響，推論出人口有沿著高速公路發展與交流道設置的趨勢（解鴻年, 2001）。然而，基本上此仍屬於概念上之敘述，至於接近可及性高之地區（像是高速公路）的空間分佈與範圍，尚缺乏一個較具分析性的理論架構加以解釋；因此，已有許多研究從需求導向以區域環境、基地環境與建築環境層面，探討園區科技社群對於定住區位的選擇因素考量（沈道剛, 2002; 洪芳傑, 2000; 鐘懿萍、張瑋寧, 1995），形塑出適於科技社群居住的生活環境空間；因此

，已有許多研究從需求導向以區域環境、基地環境與建築環境層面，探討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社群對於定住區位的選擇因素考量（沈道剛, 2002; 洪芳傑, 2000; 鐘懿萍、張瑋寧, 1995），形塑出適於科技社群居住的生活環境空間。科技社群因人口特質的關係在住宅的選擇上不若一般家庭考量地方財稅、房價、區域可及性與住宅屬性等，而較重視實質環境的考量，包括了諸如兒童高品質教育環境（Wu, 1998）

、住宅內部與外部環境（莊錦爐, 1998; 張瑋寧, 1996）、國外相似的生活環境（

Chang, 1999; 鐘懿萍、張瑋寧, 1995）。

對於整體空間規劃層面上，過去的研究對於定住區位地理空間分佈則著墨甚少，而這可能關係到科技社群知識依賴與社群互動學習的路徑選擇（path choice）；

換言之，科技社群的定住選擇不僅受到土地使用結構與交通運輸之間區位可及性的影響，當其購屋透過感官接受外在環境的資訊，經由心智與過去經驗的反映而出現相對性的行為，科技社群亦受到了個體鄰近性方面知識社群互動（社會鄰近性）與地方環境認同（認同鄰近性）的影響，因而以往單純由「推」與「拉」的觀點解釋科技社群居住地選擇情形，無法解釋互動過程中人與地方受到社會變遷

1 此處的新竹地區係指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包括新竹市、新竹縣之竹北市、竹東鎮、新豐鄉、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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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適應情形的改變，尤其是從外在環境角度觀察科技社群的通勤行為時，忽略了科技社群本身的影響因素。

綜合前述，本研究從探討園區科技社群的個體特質鄰近性與定住區位兩者間的關係，建立適當的分析架構來解析闡釋科技社群定住區位變遷、都市實質環境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而建立科技社群定住空間之發展模式。基此，本研究首先從空間與時間向度的角度切入，探討科學園區不斷轉型的過程中，對區域定住空間發展所造成的影響過程；其次，嘗試以科技社群購屋定住區位之抉擇程序中，探討個體鄰近性與空間發展變遷兩者間之關聯。藉由研究分析結論與探討，希望在其它地區發展科學園區這樣大規模的投資時所需要考量定住區位設置問題，提供政府相關單位擬訂住宅政策，或民間開發業者進行不動產經營管理時之參考依據，以避免土地使用不經濟、公共設施缺乏等現象發生。故此，本研究之目的有三：

1. 透過研究空間四階段時期之變遷，在科學園區對周邊地區產生極化過程中，分析新竹地區定住空間向外擴張與結構改變之情形；

2. 從竹科高科技社群的定住區位決策之個體鄰近性（內部與外部），解析其對工作－居住區位抉擇之關鍵因素，並建立科技社群定住區位決策模式；

3. 建構社區住宅空間（空間鄰近性）與科技社群購屋個體鄰近性之關聯性，一方面探究其對於高科技地區空間結構之影響；另一方面，審視科技社群定住區位選擇是否考量空間聚集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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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研究內容

本研究所要探討之內容可分為兩個部分，一是建構科技社群定住空間實質發展歷程，一是探討園區科技社群個體特質對於定住空間結構影響與分布（表1-2-1）

，進而作為空間規劃（土地使用空間結構、使用密度等）、或是高科技產業再發展、以及周圍地區產業政策之基本依據。所以研究方法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

本研究進行理論的回顧與探討，探討園區發展空間結構理論、科技社群定住區位選擇，找出影響科技社群特質的適當鄰近性因子，進而建立研究假說與架構；其次，則是探討科學園區的空間發展脈絡，分析科學園區設立之後，對包括人口成長、住宅社區、交通建設等方面所帶來的變化與衝擊，以描繪出科學園區與地方發展的關係；在二手數據資料量化分析後，再進一步從非實質層面，解析科技社群在定住區位的鄰近性與高科技地區空間發展脈絡兩者間之隱含意義。

高科技地區定住空間發展

實質分析（供給面）

人口與定住空間之變遷科技社群與住宅發展關係

科技社群定住區位選擇

定住區位之個體鄰近性科技社群個體特質非實質分析（需求面）

竹科時空發展背景

主軸研究向度研究定位

新竹地區住宅發展特徵居住區位選擇因素分析

解析

竹科時空發展之隱含

關連

表1-2-1 研究內容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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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資料

就科學園區鄰近周邊之鄉鎮市區為因應就業員工與其衍生人口、以及相關衍生產業的急速成長，對社經空間環境產生相當多面向的影響進行探討。由於這些影響向度經常是來自非官方資料、或個案研究基於研究所需而得的實證調查資料；再者，雖然部分個案研究或官方統計資料未能適時適切的提供良好訊息，但其所提出的卻是一個良好的分析基礎。因此，為達成解析新竹科學園區設立對周邊空間結構變遷過程之目的，進而作為空間規劃（土地使用空間結構、使用密度等）、或是高科技產業再發展及周圍地區產業政策之基本依據，本研究以描述統計分析為基礎並配合實證調查，針對園區周邊地區之人口定住空間向度進行探討。

本研究以兼具時間向度與空間向度的觀點，以探討四個時期新竹科學園區周邊地區空間聚落與科技社群的變遷，並進一步探討空間的變遷與交通運輸的關係。

（一）空間範圍

由於新竹科學園區影響的層面相當的大，並非侷限於園區所在的鄉鎮，與鄰近都市亦會產生聯結網絡進而影響其發展，甚至以更宏觀的角度來看，其影響範圍應遍及整個區域。因此本研究之空間範圍，考量到新竹生活圈各鄉鎮市與科學園區的相對地理位置以及各地區的發展歷程，並依據新竹縣市的像片基本圖所劃設的圖幅範圍作為劃定，其範圍包含新竹市、新竹縣竹北市、竹東鎮

、寶山鄉、湖口鄉、新豐鄉、苗栗縣竹南鎮及頭份鎮等區域（圖1-2-1）。

（二）時間範圍

在時間點上以新竹科學園區設立初期迄今作歷程性的發展比較，因此本研究主要的分析時期是由1980 年至 2004 年止，正好是新竹科學園區歷經四分之一世紀轉變的觀察，並以每五年作為一時間點，進行資料分析。

（三）研究資料與限制

由於研究區域範圍廣大，且需採取全面性的普查資料進行統計分析，故以官方出版的二手資料為主要統計資料來源。

1. 人口成長分佈：由經建會都市及住宅發展處的 1986-04 年「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取得台灣地區與北部地區之區域人口統計資料，至於新竹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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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1 研究空間範圍圖

N E W

73 63

17

57

88 67

56

28 15

72 71

91 92 93 85 84 83 82 81 89 90

98 99 100 94 86 74

95 87 75

61 62 64 65

76 66

77 78 68

79 69

102 101

96 97 80 70 60 59 55

54 53 52 51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34 33 32 31 30 29

20 21 22 23 24 12 13 14

25 16

26 27 18 19

6 7 8 9 10 11

5 4 3 2 1

寶山鄉竹南鎮

頭份鎮新竹市

竹北市

竹東鎮湖口鄉新豐鄉

1.坡子頭 2.後湖 3.十一股 4.圓山子 5.富岡西部 6.大莊 7.新莊子 8.瑞興 9.湖口 10.下四湖 11.上四湖 12.羊寮港 13.坑子口 14.員山 15.波羅汶 16.老湖口 17.四湖尾 18.長安 19.彭厝 20.南寮港 21.崁頂 22.鳳岡 23.山崎 24.竹高屋 25.燒炭窩 26.太平窩 27.太平窩尾 28.石門 29.南寮 30.舊港 31.溪洲 32.新社 33.竹北 34.義民廟

35.港南西海岸 36.浸水 37.南勢 38.新竹市 39.二十張犁 40.六家 41.東海 42.寶石 43.三姓橋海岸 44.三姓橋 45.牛埔 46.青草湖 47.光明新村 48.關東橋 49.頭重埔 50.芎林 51.鹽水港 52.香山 53.茄苳湖 54.靈隱寺 55.雙溪 56.金山面 57.二重埔 59.三重埔 60.石壁潭 61.清天泉 62.內湖 63.中隘 64.南隘 65.新城 66.火燒崙 67.寶山 68.北坑

69.油車窩 70.竹東 71.崎頂 72.中大埔 73.頂埔 74.深井 75.水流東 76.富興頭 77.下大壢 78.北埔 79.大窩 80.竹東南部 81.沙母崙 82.保安林 83.竹南 84.頭份 85.斗牛 86.斗煥坪 87.珊珠湖 88.軟橋 89.綱弦 90.塭內 91.尖山 92.鹿櫥坑 93.瓦窯下 94.三灣 95.大銅鑼圈 96.大窩浪 97.上坪 98.造橋 99.濫坑 100.永和山 101.五指山 102.五峰

苗栗縣

新竹縣桃園縣新竹市

台中縣

宜蘭縣台北縣台北市基隆市

北部區域台灣地區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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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住宅社區發展：利用新竹縣、市與苗栗縣政府工務局建管課之 1981-2004 年

「建築使用執照存根」，由於本研究是探究新建住宅在空間上的歷程變遷，

所以並不考慮變更使用。此外針對私人開發案推案的部分，則是利用新竹市建築投資商業同業工會1990-2004 年「月推案統計表」。

3. 交通路網興建：以交通部國道高速公路局歷年「高速公路年報」、公路總局歷年「交通統計年報」，取得中山高速公路、北部第二高速公路以及南寮－

竹東東西向快速道路增闢或新建之各交流道興建完工通車後的時間。

4. 都市空間變遷：運用農林航空像片基本圖判讀方法將研究地區歷年實質空間變遷予以套繪及描述。由於像片基本圖所傳遞的即為當年該地區空間發展的真實現象，故本研究將以此作為真實空間發展的描述。選用的圖面資料為林務局農林航測量所航照測繪之第一至第四版『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像片基本圖』，比例為五千分之一。

各統計資料盡量求其年序的完整性，且盡可能以「村里」為單位進行統計分析。如無法取得「村里」級的資料，則是以「鄉鎮市區」或「縣市」級的資料進行統計。然而，在蒐集資料的過程中，仍遇到一些無法克服的困難。

首先是部分行政區的範圍在研究期間內發生變動，以致統計資料往往無法接續，其中在「鄉鎮市區」層級方面，新竹市在1981 年升格為省轄市，並將香山鄉納入轄區範圍，到了1990 年時將行政區區分為東區、北區與香山區，因此在此之前並無這三區的個別資料；此外，在「村里」層級方面，由於人口成長快速促使各鄉鎮市區在考量資源均衡發展及紓解部分地區人口成長壓力，因此開始增設劃分新的村里。各村里歷次行政區調整變動狀況如下所列：

1. 東區：關東里於 1993 年自新莊里分出，1994 年時建華里自東山里分出、科園里自龍山里分出、復興里自復中里分出、新光里自光鎮里分出、錦華里自文華里分出， 1998 年時明湖里與湖濱里自柴橋里分出。

2. 北區：1992 年光華里與金華里自湳雅里分出、磐石里與新雅里自文雅里分出，1995 年境福里自福林里分出，1998 年金雅里與湳中里自湳雅里分出、

(17)

5. 湖口鄉：2001 年東興村自和興村分出、信義村自信勢村分出、勝利村自鳳凰村分出、中正村自中勢村分出。

6. 竹南鎮：1999 年竹興里、聖福里自營盤里分出，2002 年時佳興里自山佳里分出。

7. 頭份鎮：1998 年民權里與民生里自民族里分出，成功里與建國里自蟠桃里分出。

再者，本研究的研究時期是從 1980 年至 2004 年並以每五年為一個時期，然而官方資料的起始時間並不一致，為求其統整性因此以每一個時期的第一年為基準（1980、1985、1990、1995、2000 年），因此像是新竹市建築投資商業投資工會的「月推案統計表」僅只有分成三個年期。另一個問題是航空像片基本圖，第一版約於1978 年攝影，隔年測繪，第二版約於 1985 年攝影，1986 年測繪，第三版約於1993 年攝影，1995 年測繪，第四版於 2003 年攝影，2004 年測繪；由於每一個地區的四個版本航照圖攝影及測繪時間有些許差異，為了方便於後續研究之分析，將 1980 年以前定義為園區設立前之空間發展、1980-85 年定義為園區第一階段空間發展，1986-93 年定義為園區第二階段空間發展，而 1994-03 則為第三階段空間發展。

1980 85 90 95 00 05

1978 2003 1985 1993

數據資料

航照圖

園區第一階段發展

園區第三階段發展園區第二

階段發展

圖1-2-2 使用資料之時間劃分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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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下列方法研究分析：

（一）新竹地區空間演化（實質層面）之研究方法 1. 描述性統計資料分析

將二手資料之人口、都市空間與交通路網空間分析部分，使用電腦輔助軟體 AutoCAD 來繪製空間分析圖。從像片基本圖中的建築物分佈，可以獲知人口成長快速地區與建築物間的關係。然而由像片基本圖之建築物中，不易分辨其建築密度，且亦包含有商業、工業與住宅等不同使用類別之型態。

因而，本研究嘗試配合研究地區1982 年至 2004 年住宅類建築使用執照存根

，進一步分析住宅建築之分佈情形。

2. 比較分析法

透過圖層的相互套疊以不同的時間序列審視人口成長、住宅社區與交通路網之關係程度，並且分析聚落演變過程，由園區設立前以農業生產活動為主之聚落空間，至園區設立後以工商業為主之聚落空間，在此期間有何重大的轉變。此外，配合科技社群之購屋個體鄰近性等因子，從中探究因園區人口成長所帶來之住宅發展模式。

（二）科技社群定住區位鄰近性（非實質層面）之研究方法 1. 文獻回顧法

由於過去並無相關研究從個體層面探討購屋社群與區域空間發展之關係，故此本研究主要以 EKB 決策模式概念延伸建構科技社群定住區位決策模式，並探討可以作為個體鄰近性之指標性因子。

2. 問卷調查

主要針對在新竹科學園區內之科技人員進行問卷調查，以瞭解其人口特質在居住還進內部與外部鄰近性兩者間對於居住區位選擇因素之影響，並進一步探討此兩者與空間鄰近性之關聯性。

3. 問卷統計分析

藉由 SPSS 與 Excel 統計軟體，採描述與卡方檢定、變異數分析、因素

(19)

第三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流程共分為五章，除本章緒論外，第二章進行相關文獻整理與回顧，

包括高科技地區實質空間發展、科技社群鄰近性、定住區位決策過程模式相關文獻；第三章蒐集歷年新竹地區與新竹科學園區相關統計資料，針對新竹科學園區與周邊地區空間發展變遷描述性統計分析，探討園區對地方發展之情勢；第四章屬空間演化中非實質性之研究分析，為科技社群定住區位選擇問卷設計並建立本研究假設，進而分析問卷資料、實證模式的建立及變數探討；最後，第五章為結論與建議。本研究流程如圖1-3-1 所示：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範圍與內容

文獻回顧

園區周邊地區空間發展分析

高科技地區空間演化之浮現

結論與建議

科技社群鄰近性定住區位模式建立

人口成長住宅社區交通路網都市空間

科技社群居住區位影響因子

科技社群居住區位選擇之內涵擬定問卷、抽樣

統計分析

台灣科學園區的新規劃思維

․創新活動與知識外溢

․鄰近性與區域知識流動

․空間鄰近性高科技地區空間發展

․高科技地區空間發展模式

․過去定住區位探討

․竹科定住空間結構轉變

․EKB 模式

․定住區位內外部鄰近性

建立研究假設

圖1-3-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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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私人及公共投資掌控了地區發展的成功與否，在過去研究指出新竹科學園區設立前的初期預期效應乃至後期的發展衝擊，諸如交通、教育、就業、環境等，

將直接反應在人口的成長幅度上（胡太山等, 2002; 楊雲龍, 1980; 李俊發, 1980）

，而人口的成長將帶動「住宅」的需求。因此，本章第一節針對國內外對於科學園區空間發展、定住區位、以及竹科設立後對於新竹區域所帶來的空間結構影響進行相關回顧；而在本章的後半部分則是進一步探究地區之間儘管受到推拉效應

，但僅能解釋空間發展現象，卻也引發出一個更高層次的問題：是誰在推？是誰在拉？因此就科技人才社群網絡之鄰近性面向，解析影響科技社群定住區位選擇背後的那雙「看不見的手」。

第一節高科技地區實質空間發展

產業在都市經濟、人口成長的歷程中，提供區域成長的動力來源，因此科學園區經常被視為一區域之成長極，透過重點建設投資促使產業升級，同時並帶動地方相關產業及工商業的發展，而區域的成長將影響該區域內空間結構系統的變動。區域空間脈絡在都市研究領域中屬於空間架構關係之探究，在檢視園區與周邊地區空間脈絡時，就「核心—邊陲」模式解釋高科技地區空間發展，並從實質環境結構的觀點來進行剖視空間發展因素。

一、高科技地區空間發展模式

談及科學園區對於區域成長的關連，均會先由核心—邊陲模型或稱為極化成長理論等提起，並藉由此理論或模型來說明整個高科技空間發展之現象。如 1955 年 F. Perroux 以成長極理論觀念說明區域經濟成長在空間上傾向於往少數核心區域聚集，而每一核心區域皆有其影響地區或腹地；接著G. Myrdal 在 1957 年於累積因果理論中，提出波及效應（spread effects）與反洗效應（backwash effects）解釋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並不是同時產生和均勻擴散的，而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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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ization effects），以不平衡成長的主張來解釋成長中心和周圍腹地的互動關係

，並指出發展確實是按照主導部門帶動其它部門增長，由一個產業引發另一個產業成長的方式進行，而提出產業關聯效應之概念（Parr, 1999）。而這些原理或理論則是在 Friedman（1966）提出「核心－邊陲」（core-periphery）的觀念，將都市（核心）與區域（邊陲）間之空間發展互動過程引入空間結構中並有較為完善地解釋，也是目前常用於解釋都會化過程的指標。而在Friedman 模型中，其將都市與區域間之發展分成四個階段（圖2-1-1）：

圖2-1-1 Friedman 空間發展模式階段

資料來源：J. Friedman (1966), p36, Fig2-1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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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區域各地方中心比較獨立，自給自足，沒有都市階層的形成，為區域發展之前的典型結構，每一個城市都獨占一個小區域的中心，形成平衡靜止狀態，是一種相對穩定的階段。

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的穩定狀態被打破，區域一大核心出現（科學園區），加速的成長，形成強而有力的空間中心，是區域極化初期的典型現象，外圍地區的資源向中心地區遷移和聚集，形成一個單獨的都會區，極化作用盛行。

第三階段：除區域中心都市存在外，外圍地區也逐漸產生強而有力的副核心，整個產業步入成熟時期，而由於次級核心形成，原來外圍地區，已被分散為都會和都會之間的小外圍，不過極化作用仍大於潤下作用。

第四階段：各個都市系統形成一有機之複合體，各都市依階層規模型態而分佈，

均衡都市體系形成，核心都市與地方性一般都市已均衡。

Friedman 模型中最大的特點是把都市化與工業化引入區域發展，將三者結合在一起。科學園區設置之意義在於扮演高科技產業中心，藉由提供良好環境、以及優惠的獎勵措施，引導高科技產業持續不斷地發展。經由此中心的引導作用，

注入發動型工業運轉並透過產業之連鎖效應，整合地區專業的人力資源及研究機構，以促進區域的成長。基本上，Friedman 是肯定工業化對鄰近地區的正面作用的。不過，在完成此一發展模式的過程中，核心與邊陲區域間的發展差距，可能會導致社會、經濟的緊張關係，而破壞區域系統的穩定性；因此，如何增進空間整合，縮小核心與邊陲地區的差距，將是區域發展的重要課題。

二、過去定住區位之探討－立基於區域結構觀點

「區位」源於德文的standort，是 1882 年由 W. Launhardt 首先提出。區位與位置不同，區位的主要含義是事物佔有的場所，但也含有「位置、佈局、分佈、

位置關係等方面的含義」（李小建, 1999）。區位理論是經濟地理學核心理論之一，

在歷史上不同時期產生了不同的區位理論，如農業經濟時代有J. H. Thűnen 的農業區位理論，工業經濟時代有A. Weber 的工業區位理論和 A. Lösch 的市場區位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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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住區位之理論演化

自從都市經濟學以一門學科存在時，定住區位（residential location）抑或稱為居住區位（housing location）是研究學者的重要議題，並且在通勤研究中最廣為人知的理論，它解釋工作者為什麼選擇與偏好某些地方做為住所，而非其它地方。

隨著時間的推移，影響定住區位因素不斷地變化與發展。進入新的世紀，隨社會經濟的迅速進步以及經濟建設的穩健發展，各領域都發生了明顯的變化，而研究住宅區位的分佈情形以及形成的原因，乃是近年來社會、經濟，乃至心理學等方面探討的重點，這些分析一方面在於瞭解都市及定住空間的變化，一方面作為預測及規劃未來的依據。對於定住區位之研究可從經濟學派、人文生態學派、行為學派與結構學派之觀點進行探討：

1. 經濟學派觀點

在1964 年經濟學派學者 Alonso 提出了第一個理論模式，而這個模式現在已為大多數使用模式奠定了基礎。Alonso 的定住區位理論（被稱之為標準定住區位模式或標準都市模式）是基於所有工作機會均落在單一的市中心內，

在區位、地租與土地使用之效用極大化的考量下，通勤成本與住宅區位距市中心間的距離呈正相關，即愈接近市中心的房價愈高，工作者會在居住成本與通勤成本之間作抉擇（圖2-1-2）。繼 Alonso 之後， Muth（1969）、Mills

（1973）、Hekman（1980）與 White（1988）進一步提出更貼近真實的單一中心都市模式，而Straszheim（1987）、Simpson（1992）與 Boarnet（1994）

則是更趨於臻致。

圖2-1-2 Alonso 區位競租模式

R：表示單位地租 D：表示距離 t：表示地租坡度線

Ⅰ：商業區

Ⅱ：住宅區

Ⅲ：工業區

Ⅳ：農業區

(24)

經濟學派作為都市經濟學的核心理論，有效地解釋了都市住宅的空間分佈，以及土地利用類型的分佈，其優點在於不僅可以解釋都市其它活動的區位分析，還為之提供分析的依據。然而，經濟學派之理論觀點仍有其缺失之處，諸如只考慮到需求層面，認為定住區位是由家戶的特徵所決定，但事實上供給和需求是同等重要的兩方面；其次，居住成本和通勤成本的差異在大城市相當明顯，因此可以有效影響定住區位的差異；相對地，在小城市中則二者差異不大，而無法構成影響定住區位的有效因素；此外，有許多學者經由實證研究探討通勤成本對低收入者的關鍵作用而提出質疑。而且經濟學派認為家戶的遷移是單向的，這已經被仕紳化（gentrification）現象所推翻。

2. 人文生態學派觀點

生態學派以C. R. Darwin 的進化論和 H. Spencer 的「適者生存」理論為基礎建立其理論架構。其將都市視為一個由生物學和文化雙重層面構成的有機體

，將生態學原理應用於都市研究，引入競爭、淘汰、承繼和優勢等概念用於刻劃土地利用變化的過程，藉由人口與地域空間的互動關係探討都市內部發展，

從而得出都市空間秩序呈帶狀擴散的結果。這一類的研究以 Burgess（1925）

根據芝加哥城研究結果所提出的同心圓理論、Hoyt（1939）的扇形理論、及 Harris 與 Ullman（1945）所發展的多核心理論等為最具代表性。

後期的人文生態學派研究者借助社會區域、因子生態分析等定量分析，對北美城市進行許多實例分析後，建立了新的居住擴散分析模型，其研究結果指出北美城市社會空間結構和定住區位是由社會經濟地位、家庭狀況和種族三個主要方面決定，其中家戶社會經濟地位的不同使其居住形態圍繞中心商業區呈扇形分佈；家庭狀況的不同使其居住形態呈同心圓分佈；種族的不同使其居住狀態呈組團狀分佈（Murdie, 1969）。之後，Davies（1984）又為 Murdie 的三因素模型補充了六個因素：移民地位、非標準住宅、初始家庭、已建家庭、住宅產權和城市邊緣。其中家戶社會經濟地位的差異使居住呈扇形分佈，家庭地位、移民地位和已建家庭的差異使居住呈同心圓分佈，非標準住宅和新建家庭

(25)

人文生態學派揭示了都市空間結構和社會結構的相互關係，為都市空間結構研究提供新的思維角度和方法，因而得到普遍地肯定，而且其所提出三大都市型態模式至今仍作為都市社會居住空間研究的典範。而後期人文生態學者尤其以大量都市的實證研究為基礎，具有極高的科學性貢獻。但人文生態學派從本質上而言，缺乏完整的理論架構，難以脫離描述性分析的方式，因此既無法對未來都市發展做出預測，亦缺乏對都市居住分佈的形成機制作深入研究。此外，人文生態學派未能充分考慮社會變數和人類行為之間的互動作用，亦即未考慮到人的行為主觀性以及預期行為在社會變數作用下對居住空間結構的影響。

3. 行為學派觀點

1960 年代末期，北美都市研究學者開始致力於個體因素（如個人心理、價值、感受及行為）對空間區位的影響。其主要理論包括家庭生命週期理論和住宅遷移行為研究。生命週期理論解釋一個人一生中可能發生的五次遷居，即成長、離開家庭、結婚、有孩子及年老（Abu-Lughod and Foley, 1960），把定住區位與家戶的生命週期階段相聯繫，如結婚不久的夫婦，首先租賃都市中的公寓

，等到有了小孩以後租賃郊區的單一平房，最後是在都市邊緣購買自己的房子

。生命週期的變化會影響到家庭結構的變化，進而引起住宅需求的變動，由此住宅遷移行為理論應運而生。此理論探討家戶因內部需求與外部居住環境的刺激，當現有居住空間效用與居住需求差距較大時，就會引發遷居的需求和動機

（Brown and Moore, 1970）。

行為學派以實用主義為特徵，避免了機械式和靜態的描述居住區位的變化

，凸顯個體的主觀機動性，尤其考慮到新家庭和單身的形成對住宅需求的影響

，因而豐富了前兩個學派的內容。但其理論上並無考慮家戶特定的社會經濟狀況，亦不適用於公共住宅市場中的家戶和少數民族家戶。

4. 結構學派觀點

1960 年代後，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激化，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社會科學領域進行研究，影響日益顯著。Harvey（1973）在其著作中認為，

一個都市實質的地理空間分布，並不是自然和市場力量造成的結果，而是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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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為追求自己的經濟目標改變投資結構所造成。以 1970 年代以來的郊區化現象為例，即是美國大型建設公司和金融機構在資本過剩的情況下，不斷地極力遊說促成聯邦政府對高速公路和住宅建設的新發展計畫，大量剩餘資本轉入房地產開發而造成的房地產熱。在都市實質環境和人的關係上，他們認為城市定住區位不僅反映了勞動力在生產上的地位差異，而且還有助於維持這種差異的延續。

結構學派從認識論的角度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對都市內部結構有重要作用，把對都市空間結構的解析從經濟學派和行為學派的個人選址行為提高到社會結構體系的層面上，從而對問題的認識深入到根源。結構學派也有其不足，即早期研究過於片面化，忽視其它社會過程對都市空間結構的影響。

（二）定住區位實證研究方法

許多定住區位抉擇的實證性研究探討兩個相關的概念性議題：一是強調社區的特性，另一種則是偏重在居住選擇的個體和家戶特徵效應，早期的特徵價格（

hedonic price）與近來的離散選擇（羅吉特）模式，這兩種不同的實證性方法已在這些研究領域中廣泛地使用。前者，主要是以公共財政的面向為出發，Tiebout（

1956）首先提出各地方政府有其不同的收支型態，居民在各個區域間自由移動，

以尋找滿足其偏好的最佳財政組合，居民透過「以腳投票」顯示其偏好，而使地方公共財的提供與人口分佈達到最合適的效率。後續學者Oates（1969）的初期研究結合中間房地產價值（median property values）到地方公共財和地方稅中以驗證 Tiebout 假說，並指出提供地方社區公共財的資金是透過徵收財產稅所獲得，並且這些稅收和徵稅活動會對於潛在居民遷入特定社區提供誘因。而Buchanan 與 Goetz

（1972）則是將地方財政因素所誘發的人口變動現象稱之為「財政遷移」，更突顯 Tiebout 由地方財政結構層面探討人口遷移決策的主張。

其次是後者，則認為住宅的價格不應僅是限於住宅對工作間的距離，且都市的也並非呈現均質性的發展，而是會受到外在建築環境、公共設施等非實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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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構成使用價值的各種特徵上有明顯的差異，如住宅的區位、樓層、朝向、屋齡及建材等（Ridker and Henning, 1967），這些特徵結合在一起從而影響消費者的選擇，因此住宅價格將由於內在特徵的差異而不同。住宅市場的價格能透過消費者對住宅特徵的評估而確立，如區位、環境、鄰里等（Freeman, 1979）；然而，特徵價格的模式的建立需要蒐集大量的數據資料以及進行較為廣泛的調查，才能真實反映出消費者在定住區位、建築結構與鄰里環境對於住宅價格、住宅特徵的偏好。

三、需求導向之竹科定住空間結構轉變

過去的研究探討高科技人員定住空間的選擇大多著墨於住宅需求層面之區域環境、基地環境與建築環境（林淑萍等, 2003; 黃若帆, 2003; 沈道剛, 2002; 洪芳傑, 2000; 莊錦爐, 1998; 張瑋寧, 1996），這些研究大抵是以 1990 年代的竹科科技人員為對象，並以住宅本體特性為主要變數，因此在指標設計上多以區位、坪數

、建築型態、格局、單價及總價來進行調查，顯示科技人員居住的生活型態偏好

。研究結果大都顯示出新竹科學園區的員工與新竹地區民眾的基本屬性有顯著差異，園區員工在教育程度、所得水準上皆高於新竹地區的民眾。

這些學者從不同的時間軸向發展審視新竹科學園區之定住空間發展，像是在時間橫軸上，洪芳傑（2000）採因數分析法從區域環境、基地環境與建築環境，

探討新竹科學園區科技人員對於住宅區位的選擇因素考量，研究中發現到科技人員對於基地環境的治安情形、環境狀況、公共設施可及性最為重視，其次為區域環境的交通品質水準、公共設施水準、教育水準與房價高低，最後才是建築環境因素。這顯示出園區員工對於住宅的選擇上較多還是以定住區位為優先考量，而對建築環境之重視程度較一般民眾低。沈道剛（2002）的研究中顯示，在高薪資的特性下園區員工對於定住區位選擇時考量通勤之主要因素，以通勤所需距離與時間為主，而不受交通工具之影響。

而在時間的縱軸發展上，胡太山和解鴻年（2004）以家戶生命週期的觀點，

透過問卷調查方式分析園區員工從隻身闖蕩到成家立業三個時期定住區位、住宅類型的變遷過程，其分析結果顯示園區員工受到薪資所得及家庭結構影響，初期住所選擇以鄰近工作地點為主要考量，到了中、末期家庭結構改變則是以子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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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鄰近完善的公共設施與較佳的日常生活機能為首要考慮因素。而在定住區位的空間演化上則有明顯地郊區化現象產生，並且有持續向外擴張的趨勢。

新竹科學園區不斷轉型的過程中，對地方社經空間發展所造成的影響，無論從時間的橫軸及縱軸上，都能瞭解園區發展過程中一些空間面上的影響因素為何

，尤其胡太山和解鴻年（2004）更是結合新竹地區人口分佈的圖層套疊，演繹分析園區員工定住區位與新竹地區人口演化之間的相關性，然而其在員工家戶生命週期的分析上仍屬初始階段，尚有許多一般家庭生命週期的議題如戶長年齡、住宅需求現況與環境品質等有待進一步探究（陳淑美、張金鶚, 2002）。

整體而言，過去的研究的主軸環繞在瞭解量化上「什麼樣的定住空間」的問題－偏重在探討科技人員的分佈和各種住宅需求因素影響幅度之結構性問題；然而除了這樣的議題之外，本研究期望能更深入的探索質化上的「為什麼是這樣的定住區位」的問題－處理「人的經驗和意義」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從微觀的角度以社群知識互動所引發的個體鄰近性，探究科技社群在定住區位選擇所賦予人、

事及環境的意義，以及人與人、人與環境的社會行動（現象）意義。

四、定居空間轉變產生結構性問題

由於科學園區之設立乃以均衡地區發展、促進產業升等目標，且以地方產業之特有條件，結合地區之科技資源，使地區乃至區域產業經濟活絡化，於是園區設置主要考量整體區域社經環境間彼此發展關係，以及與區域特性間之關係；相對地，其對地區都市環境的影響主要呈現於居住環境、休閒環境、基礎設施與高可及性的交通運輸系統（施鴻志, 1991）。近年來重大建設的設立（像是高速公路

、加工出口區），使台灣地區的空間結構產生相當的改變，而促成區域人口的空間重分配現象（王大立、邱信智, 1999; 王湧泉, 1985）。而科學園區設立也是其中一項，以下從人口分佈與住宅相關文獻瞭解園區對於區域結構轉變之影響。

（一）區域間工作－居住均衡改變

全球半導體技術的發祥地和電腦革命的搖籃－矽谷（Silicon Valley）從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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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飆漲及交通壅塞等問題，而引發工作－居住的不均衡現象（Cervero and Wu, 1998）。而工作－居住均衡意指「在一特定空間範圍內，工作機會與住宅單元數量相當，居民從居住至通勤的地點在合理的範圍內，同時住宅也能符合居民的需求」。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國內的新竹科學園區，因為園區發展過於快速

，成為大型的就業中心而吸引外來人口，短時間內造成人口的大量增加，區域內無法提供適當住所，使大量的就業人口朝鄰近地區尋求合適的居住地點（沈道剛, 2002）。

Ravenstein（1889）認為在理性選擇的前提下，人口變遷受到推的因素及拉的因素影響，推的因素促使人口移出該地區，而拉的因素則可吸引人口搬遷至該地區。園區空間結構之變遷若以推拉理論加以解釋，亦可發現在人口或是產業移入地區具有某種拉力，而產業及人口移出區具有推力，在此兩種力量之交互作用下，空間結構產生不斷之變遷，亦造成都市中工作及定住空間的分化。

同樣地，工作及定住空間彼此也有推－拉關係存在，當工作的地點決定之後，

會影響人在定住空間上之選擇，促使選擇離工作空間較近之地點居住，以節省通勤時間；而定住空間決定之後，亦可能對於工作空間上之選擇產生相對之影響。換言之，工作空間及定住空間的選擇上存在著抵換效果的關係，而在這之中工作通勤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二）通勤就業路徑

都市空間結構包含了物體、基本設施、土地及活動等許多元素，而各種元素之組合並非均衡的分佈於都市空間中，因此形成了地區的差異及地區不同的供需行為，空間互動即為一種滿足因區位差異性產生特定需求而採取的行為。

由於工作與定住空間之分離造成勞動力市場的空間不均衡，對工作者而言，通勤是因為都市空間結構無法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需求，人們為了滿足需求所採取之行動，而通勤活動就是要解決此種問題（Levinson and Kumar, 1997）。

所謂的通勤行為是探討個體因不同的旅次目的而選擇不同的運具抵達通勤地點，在這過程期間所引發的行為模式效應，這包括通勤所需時間、通勤距離與旅次發生時間（沈道剛, 2002），因此個體的旅運與活動行為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旅運與活動特徵與個人特質的影響。Berry（1973）認為工作通勤是為由地區成長中心對周圍城市、鄉鎮、鄉村傳送成長推動力的一個最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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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行為是將勞力輸出地區往勞力輸入地區活動的現象，換句話說即是人在往返定住空間至工作空間的活動，因此通勤行為與都市結構有密切的關係，因此在研究通勤行為時必須瞭解都市結構及工作分佈狀況。

一般都會區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以及機動性較高之機車，而郊區多以汽車代步，相較於科學園區員工之通勤行為，可能受到園區員工本身高薪所得特性

，以及受限於新竹地區之交通發展現況，居住區位選擇多以考量可及性高之交流道附近（沈道剛, 2002），在工作－定住空間互動的強度和方向導致區域空間型態的改變（Taaffe et al., 1980），使新竹地區逐漸呈現郊區化現象。在區域中心和附廓間之緊密社經關係，特別是工作和居住地點之間工作通勤旅次的強度

，則為判斷都會區範圍的重要依據。因此，瞭解通勤旅次的分佈，以及都會區內產業空間結構的變遷，更能提供都會區內部人口就業活動「工作隨人」或是

「人隨工作」等交互影響性質分析（Hoogstra et al., 2005）。

工作者在考量住宅需求時，除了價格因素外，工作區位的可及性亦是相當重要的考量因素之一。通常居住地區與就業地區並不一定在同一區位，聯繫二者之間的重要因素，便包括了二地相連的公共設施（如道路建設、大眾運輸系統），以及家戶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種類，而這些因素均直接影響了家戶的通勤成本（林素菁, 1999）。因此，在當通勤人數與工作機會地點固定時，工作者可選擇定住區位與通勤路徑，受到三種均衡力量之影響，即 1.住宅供需均衡；2.

路段交通量供需均衡；以及3.定住區位與通勤路徑的選擇均衡（顏山涼, 1986）

。依據1997 年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調查，園區就業者有 85％以上以私人運具為其主要交通工具，而每天通勤但非居住於周邊地區者也高達 10％，因此初步顯示周邊地區的都市空間結構改變是依存於交通可及性與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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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創新與空間－科技社群鄰近性之探討

一般而言，Friedman（1966）的「核心－邊陲」空間發展模式可以解釋大多數的區域空間發展，但是對於引發區域極化產生的關鍵觸媒或作用卻沒有進一步的解釋。從科技人員工作流動的觀點來看，在轉換工作後還是會傾向選擇在園區周邊的知識密集型服務業或研究機構，因為他們可能無法捨棄建立已久的知識創新網絡（胡太山, 2005）。因此，本研究立基於科技人才必須依附在「創新知識」的體系與環境下，當科技人員有購屋或換屋的需求時，是否其定住區位選擇的空間範圍受到學習互動與創新的鄰近性之影響，但在此之前必須先認知知識創新環境之形塑，並且探討互動學習與創新的鄰近性相關向度對於科技社群的重要性。

一、創新活動與知識外溢

在經濟地理中「知識經濟」已引起對古典理論所認為之產業區位與區位經濟發展進行某些修正；例如過去認為特定地點的屬性是對企業營運獲利具吸引力的區位條件，但今日則轉換一地方之大環境是否具備有利於在該區位廠商營運或去創新或學習能力，而這些地區持續創新的能力則根植於能反映長期顯著投資之各種組織與資源上。在知識經濟時代，知識已被視為經濟成長之「內生成長機制」

的核心因素，直接倚賴於知識或有效資訊的獲取累積與運用，而強調有技術知識與專殊化之人力資源的投入，以創造知識及運用知識的能力與效率，成為支援產業群聚維持與經濟不斷發展的動力（胡太山, 2005）。因此，任一組織的成功取決於快速學習創新的能力，而將組織轉化為新產品與服務的創新，將是位居未來經濟成長之關鍵。

國內相關研究顯示，新竹科學園區發展成功的關鍵要素包括：完整的企業研發架構（呂清松, 1997）、鄰近技術移轉基礎設施（林楨家等, 2004; 胡太山、張素莉, 2001）、企業生產網絡連結（解鴻年等, 2004; 王俊堯, 2003）、以及良好生活品質（洪芳傑, 2000; 莊錦爐, 1998）。新竹地區在研究組織、學術機構與研究發展投入的助益下，使高科技產業於地區有高度集結趨勢，正如Baptista（1996）所指的

，知識經濟活動或創新活動，一般集中在特定產業科學知識基礎較雄厚之地區；

也就是知識經由地區接近而激發互動，促成更有效率的產生與轉移，使立基於新知識的經濟活動集結在新竹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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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為了尋求成本上的考量，以聚集區位為選擇目標，如聚集可降低共同基礎設施成本、更易接近人力源與供應商以及更易接近專業知識等。Swann（1993

）認為就需求面而言，廠商聚集是為了獲得地方需求的優勢，特別是來自相關產業的需求。雖然，廠商聚集基於有益因素，但聚集創新活動之產生主要原因仍在於知識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的效果，即為知識溢出效果的存在性與影響為創新成果與生產成長的泉源；此外溢機制主要以新知識的契合性為考量，亦即廠商會對相關採用的技術進行投資，以提升自我能力達到可適應其他廠商所開發的新技術與理念，並藉此獲得因新知識外部性所形成的利益（Cohen and Levinthal, 1989）。Pavitt（1987）指出，由於非正式與未制式化的本質，新技術知識應該於地方流通而勝於遠距離流通；因此基於此，產業中心將產生更多的知識溢出與創新結果。

知識外溢效果的重要性有助於空間鄰近之競爭對手從事創新活動，聚集提供一些有助於支援創新活動之技術基礎設施的知識投入要素（Feldman, 1994）。這些投入要素可能來自於競爭者、相關產業廠商、供給者、消費者、以及其他執行研究工作的實體，像是大學與財團法人機構。基於此一論點，創新活動傾向在空間上集中於此類基礎設施聚集的鄰近地區，亦即為了外溢效果的利益，這些區位具有不可移動性與特定性（Tassey, 1991）。而創新活動相當依賴基礎科學知識的來源，例如大學於政府的研發機構。而大部分新創技術的機會來自科學知識的改進；與大學的空間鄰近，使廠商可直接與之接觸，而即時將資訊轉化為可用的知識，將較早期與快速的技術重新置入商業控制中；學術研究外溢效果的滲透、以及其在空間的聚集已被實証（Acs and Audretsch, 1988）。

基於學研機構與大型廠商鄰近有助於知識外溢，因而科技人才在工作上知識資訊的流動可強化此效果（胡太山, 2005）。Audretsch（1998）指出科學家、工程師、或其他的知識工作者，都是具有新經濟知識稟賦的作用者，而這些科學家或工程師於正在發展的新知識中，若能找到合適該知識預期價值廠商，便可以從知識中獲取最合適的報酬。換言之，廠商提供特定知識的預期價值給競爭知識工作者，而導致工作者選擇新廠商或以衍生的方式另組創新廠商將知識外溢。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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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識遇到某個地理界線時會停止外溢，特別是重大突破、且存有高度不確定性的智識更是如此。基於知識具模糊不明確的、難於符碼化、與經常僅是無意中所發現的特性，越於是在跨越地理空間藉由通訊的轉移已成為一個不變的方式。

因此，針對環境背景複雜、困難模糊、與不確定的創新知識，其最佳的轉移方式

，就是由面對面的互動學習及經常重複的聯繫（Von Hipple, 1994），這當中「鄰近性」扮演了關鍵的角色。

因此就個體層面而言，科技人才必須透過知識創新後的知識擴散活動汲取新知，從外部或內部學到新知識，認識到知識與時俱進對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的重要性。此外，外在的學習風潮所形成的學習型社會，此亦牽動著個人必須學習的自覺。唯有知識創新才能在組織中發揮個人的才幹，追求自我理想的實現。當知識創新在個人形成生活的部分，也當團體中的成員視知識創新為習慣並習以為常，

才能發揮個人在組織中的高附加價值。

二、鄰近性與區域知識流動

諸多新古典經濟學家要大家相信的，知識並非經濟系統外所產生的公共財，

經濟作用者受限於理性界限（bounded rationality）（其意謂著作用者的認知限制）

，因而要使他們適度地行動將會有所阻礙（Simon, 1955）。為了降低不確定性，

作用者則會進行例行的行為，尤其當他們在尋找新知識時更是如此，但尋找過程的結果充滿了不確定性且經常無法預期（Nelson and Winter, 1982）。因此，作用者通常在緊密靠近其現有知識基礎中尋找，這對其更進一步提升提供了機會；此隱涵著知識產生與創新，經常是廠商本身在尋找過程中累積與地方化的結果，其中具潛移默化知識的程度相當高（Boschma, 2004）。

近十餘年來主要探究美國與歐洲地區的經驗研究結果亦確實顯示，從事創新研發的廠商或創新作用者間的空間鄰近性對創新表現有正面影響（Verspagen and Schoenmakers, 2000; Audretsch and Feldman, 1996; Feldman, 1994）；在這諸多經驗研究中對空間鄰近性的看法特別值得注意。首先，如 Maskell 和 Malmberg（1999

）特別描述「學習」的互動特性，認為空間鄰近性有助於廠商間或與其他作用者間面對面互動學習，亦有助於建立共用語言、文化與慣習；再者，如Porter（1998

）認為處於產業群聚地區的廠商其競爭力較強，而產業群聚的定義是：「某特定產業領域具共通性、互補性且空間鄰近的廠商和相關機構的群體」，此從廠商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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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觀點出發，亦明顯支持了空間鄰近性的必要性。而雖然如Saxenian（1994）曾以美國矽谷及 128 公路之比較說明僅空間鄰近性並無法解釋為何這兩地區同樣在 1960 年代興起而至 90 年代矽谷高科技產業發展相當成功但 128 公路卻反而衰落，

試圖提醒研究者多多關注廠商間社會網絡的層面。

在一些科學領域例如組織研究、創新研究和區域研究中，理解到鄰近性有助於經濟互動與績效（Amin and Wilkinson, 1999）；而鄰近性包含諸多不同向度之概念，包括有認知、實質、組織和制度等的鄰近性（Torre and Gilly, 2000），而 Boschma

（2005）更進一步充分探討多面向鄰近性。廣義而言，鄰近性之概念主要把焦點從作用者互動汲取出不同的基礎，亦即當經濟作用者嘗試去合作與提升經濟績效時，會建構在不同之鄰近性向度基礎上。然而，本研究對於鄰近性與科技人員定住區位之探討，並非描述科技人員在購屋時是否有助於提升廠商的經濟績效，而是在於知識外溢的效應下浮現、發展出不同的鄰近性向度，並且基於空間鄰近性雖非引發學習既非必要條件，但是卻可能有助於刺激其他鄰近性向度（Boschma, 2005）。因此，當定住區位超越知識學習互動的空間範圍時，是否意味著科技人員必須花費更多時間在工作－居住通勤上，因而降低或損害其他鄰近性向度。基此，本研究應用 Boschma 其中的社會鄰近性、認同鄰近性與認知鄰近性之概念，

進一步說明各種非正式互動鄰近性與科技社群定住區位之關聯。

（一）社會鄰近性（social proximity）

社會鄰近性的概念源於「鑲嵌」的相關研究文獻（Granovetter, 1985; Polanyi, 1944），是探討作用者基於友誼、親屬關係和經驗彼此互相信任，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社會鑲嵌。作用者學習與創新的能力可能需要社會鄰近性，主要原因之一是相互信任的社會關係促進了內隱知識的交換，這種內隱知識天生就難以透過市場傳達和交易（Maskell and Malmberg, 1999）。因此，社會鄰近性激勵一個社會與開放的「溝通理性」態度，而不是一個朝向成本最小化的完全市場（Lundvall, 1993），利用人際關係的互動與依賴而擴大鑲嵌程度，並以此建立信任，再透過資訊分享與專業分工，獲得共同解決問題之協調合作效果（

－以新竹地區為例

中 華 大 學 碩 士 論 文

從鄰近性向度探討科技社群定住區位之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