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包鋼的中國轉型研究

中國民主化的使命感。如2008 年的《協商民主：理論、方法和實踐》⁸⁵、2006 年 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尋找中國協商民主）⁸⁶。

可將何包鋼的研究思考脈絡做一簡化整理。首先，「中國民主化」是他最主 要的問題意識，因此研究民主理論，與在中國脈絡下的討論及實踐佔有他研究中 最多部分。既然以自由民主做為理想，因此對自由主義、民主理論與思想的釐清，

成為他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同時，中國的情況要加以掌握，故必須先認識中國固 有的文化、思想、習慣等條件，並對這些固有傳統與民主理論之間的調適性做出 分析和建議。另一方面，中國的族群認同問題以及民族主義必須處理好，否則可 能是中國民主化最大的阻礙，因此也必須研究這些議題。何包剛不想僅止於觀察 分析，協商民主的實驗及研究就是在現實中實踐理論與理想。他做為學者且重視 科學知識本身，何包鋼希望能對政治學的普世性與知識性有所貢獻，因此在研究 中遵守學科專業，並希望能先在中國的脈絡中實踐，再回頭進一步發展理論。

第三節 何包鋼的中國轉型研究

在何包鋼的中國轉型研究中，目標很明確是要朝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因此本 節主要討論的是何包鋼對中國民主化的思考，以及他對於民主願景的期待。

首先，何包鋼最初被自由民主理論所吸引的契機，是在當時中國的社會與政 治背景下，閱讀到羅爾斯的《正義論》，進而從其中找到了理想與正義社會的畫 像。1996 年的專書The Democratisation of China（中國的民主化）即為早年代表 性的著作，這本書集合了何包鋼早期對中國民主化思考的重要論文，是瞭解何包

85 何包鋼，2008，《協商民主：理論、方法和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86 Baogang He and Ethan Leib (ed). 2006. 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 : Palgrave.

鋼學思的重要文本。何包鋼以兩種在年輕時影響到他的重要政治思想為本書破 題。第一種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即從接觸羅爾斯後形成的政治哲學思維，由此對 自由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的民主未來進行研究和思考；第二種是平民主義

（populism）的思維，這種思維是何包鋼在青少年時期在中國所接觸的，何包鋼 即長後仍記得在閱讀到平民主義思想時的興奮。中國文革期間由於官方對書籍的 禁錮，出現許多的地下讀書會。例如在廣東以「李一哲」為筆名的一個廣東地下 讀書會，張貼發送了許多大字報和文章批判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共產黨內權貴 的腐敗專制，認為中國需要民主、需要保障人民群眾的權利。少年何包鋼便為這 種理想和熱情所激盪。

這兩者間最大的差異是，前者偏向菁英式的代議民主，而後者則是強調直接 民主參與、重視基層弱勢民眾。何包鋼坦言自己曾於個人信仰的選擇上，在兩者 之間游移掙扎，這個游移在早期是以自由主義的勝出為結果，但仍可見掙扎的痕 跡。不論在本書或其它研究著作中，都常提及平民主義在中國的出現及其內涵。

總的來說，何包鋼在過去認為，平民主義式的民主思維雖然有其大眾直接參與的 理想，但容易過於激進而有危險，在現實上不容易達成。因此應以自由主義式的 民主制度為主，並參酌平民主義所提到的種種顧及弱勢群眾的討論，以提醒補充 自由主義的不足，並解決所衍生的問題。在後來何包鋼聚焦於協商民主時，這樣 的掙扎得到了較好的調適。

根據何包鋼論述的自由主義式民主理論，自由平等是最重要的基礎價值，而 天賦人權則是最高原則。這種天賦個人的自然權利是所有權利的來源依據，也是 民主制度之正當性基礎，任何問題的處理必須以自然權利的保障為前提。人類的 理性自利是自然的，因此在制度設計及價值考量上，要順應個人主義原則。但個 人權利並非無限，必須適度限制以避免傷害他人的權利。為處理這種人性中自利 傾向失控侵害別人的問題，就必須限制個人的「權力」，並讓力量互相制衡，故

程序主義的民主法治原則相當重要。

這些理解確實是很典型的自由主義式理論，但本書的一大特色是，在談到這 些理論問題時會不斷的放到中國的狀況中討論，並且與中國國內對這些理論問題 的既有立場做對話。為本書寫序的學者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即特別提 到，何包鋼不同於許多其它評論中國政治的人，因為他認真看待中國國內的民主 化思維，整理出中國國內相關的辯論，以圖發展出最適合中國的自由民主概念。

何包鋼也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在導論的地方就民主理論與中國實踐之間的聯結問 題研究寫到：

「當然，對羅爾斯或白魯洵而言，並沒有需要在這個鴻溝間提出問題。這是只有 對一個同時受中國和西方教育，同時從事西方規範理論及漢學研究工作並且認真 的渴望中國能夠民主化的作者，填補這個鴻溝的議題才會是特別重要的。」（P 5）

例如在探討自由主義理論設計時，即不斷與國內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民主化思 想作比較，也以自由主義的觀點來對不足之處做出批評補充。

在本書的後段還花了許多篇幅來討論中國固有文化與傳統，作為發展民主的 條件之討論。從這些內容與何包鋼其它討論到中國固有傳統及思想的文章，或可 一窺何包鋼對「傳統」的態度。何包鋼在這裡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民主有利和 不利的要素。在正面有利民主的部分，他認為中國文化中有許多可發揮類似西方 文化的功能性價值，且文化是可以塑造培養的。何包鋼認為中國追求民主最大的 問題是文化轉型期的不穩固，以及包括對集中制的偏好、沒有穩固的公開妥協習 慣、列寧式共產文化的影響等，其中引用不少西方學者觀點。由以上可知，早期 的何包鋼在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上，似乎較傾向去思考如何改造使其適合民主，民 主理論居於指導性地位的比重較大。在被認為是中國固有政治思想的儒家研究方 面，何包鋼也整理了過去學者對儒家文化與民主的正負面影響之研究。他認為儒 家文化仍提供了一個發展民主的文化基底，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台灣、韓國

皆發展出民主。何包鋼進一步論述儒家文化在政治關係中所強調的價值為「責 任」，且推崇公利，人們應依所屬身份來互動以共同建造社會秩序。他認為這樣 的方式是不足的，因為這樣仍無法對個人做出基本的保障而可能造成侵害。應將

「權利」的概念融合進政治價值思考，以此作為政治關係與問題解決的方針，創 造一個新的文化道德基礎以利發展民主。

天安門事件作為影響何包鋼一生的轉捩點，自然也為他所重視研究。對天安 門事件的研究，主要是在市民社會討論的框架下。何包鋼在這些研究論文中基本 上同意在中國的自治組織可說是「半市民社會」，而在天安門事件中不成熟的組 織運動也可能反過來傷害了民主。市民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扮演雙重角色，一方 面擁有相對自主權的半市民社會可形成對政府的壓力，但另一方面保守的組織則 可能被威權政府所利用支持新威權主義，而過於激進的市民社會更不利民主進 程。但和其它學者不同的是，他主張在中國的這些半自治的組織亦可能為改革者 所用，看到較積極有利民主的面向。

2004 年召開協商民主研討會後，何包鋼的研究有了相當的改變，對西方自 由主義理論開始出現若干反思。事實上，在2004 年前何包鋼對於範式思考的改 變就可看出痕跡。國家認同問題一直是何包鋼研究中要處理的重要議題，何包鋼 認為如果在中國試圖以民族主義來解決國家認同問題，用強硬的手段來處理少數 民族以及兩岸問題，那麼只會收到更激烈反抗的負面效果，對中國的發展有著極 不良的影響。何包鋼在2000 年的著作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民族主義、民族認同和中國民主化）中認為，由於民

族主義在中國是以強調歷史、血緣、文化、傳統等作為強化國家認同的價值，而 未包含民主原則及程序，因此容易傾向強橫激進。另外則盛讚澳洲由於有著民主 傳統及價值，因此發展出自豪且不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但在2002 年的

“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 in Europe and East

Asia”（全球民主與歐洲、東亞的民族認同）中開頭段落便寫到：

「全球民主概念在東亞的應用受到數個限制因素而無法理解成普世觀念，只是局 部特殊條件下的區域現象。本篇可作出東亞會找到自己的途徑來面對國家認同問 題處理的結論，特別可從中國在處理香港問題的一些內容上看出來。」

在敘述這個議題的語氣上已緩和許多，並且在本篇的最後提出，以全球民主 處理國家認同問題的觀念，是適用於歐洲具有局部特殊性的概念：

「全球民主在東亞的數個因素限制之展現，也表示它並非是一個普遍適用的議 程，而只是適用於歐洲的局部特殊條件下的區域現象。」

之前與澳洲比較後認為西方具有優越性，中國應加以學習的主張，似已不 復。在2008 年的著作《協商民主：理論、方法和實踐》中，更進一步談到民族

之前與澳洲比較後認為西方具有優越性，中國應加以學習的主張，似已不 復。在2008 年的著作《協商民主：理論、方法和實踐》中，更進一步談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