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

上應該秉持多元開放的態度，讓各種不同的觀點與途徑賦予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 更豐富的內涵。透過結合澳大利亞的學術資源鼓勵吸引來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 漢學家，在澳大利亞形成一個豐富優質的漢學知識社群，期待澳大利亞能夠成為 一個開放性、世界性的中國研究中心。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後漢學的思考，其背後的意義是對於研究者身份想像的 轉換，「可以同時是西方人和華人」這樣的思維，是一種對身分認同的開放鬆綁。

要接受自己也是某種意義的華人，就要先把在澳大利亞的居民從「只屬於澳大利 亞國民或著西方人」的這種身份想像解放至「世界」的領域，白教授也提到這種 思維提供了澳大利亞人一種新的在世界存有（being world）的身份進行思考。廣 邀吸引來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外國學者，則是讓澳大利亞成為一個開放性、世 界性的中國研究中心的重要實踐，更能豐富澳洲中國學的內涵，有助於研究者從 特定立場的解放。如果過去因協助發展而被邀集的外國留澳學者對澳洲研究風氣 的影響是未被明確察覺的，那麼現在以後漢學的思維為例，便是要將這種良性的

影響鼓勵發揚光大。

第三節 歷史研究

史學研究過去曾經是澳洲漢學界發展的主要力量。費子智(C. P. Fitzgerald) 是澳洲早期相當重要的漢學家，1954 年澳洲國立大學成立遠東歷史學系，費氏 即擔任系主任。費子智的著作豐富，在中國歷史文化、少數民族等研究都有成果。

他在歷史研究方法上，反對站在西方的立場來研究中國歷史。費子智在其著作 Revolution in China（中國革命）¹⁰¹中認為，應從中國社會本身的發展來解釋中 國革命的發生和結果，並關切受到歷史事件影響最深的中國人。他批評歐洲中心

101 C. P. Fitzgerald, 1952 , Revolution in China , New York : Praeger.

評論¹⁰³：

主義，認為以西方自身的觀點利益來從事中國歷史研究，將會得到扭曲的結論。

在從事中國研究時，應重視中國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這種以中國自身出發為核 心關切的歷史研究觀點，對澳洲漢學界產生深遠的影響¹⁰²。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就曾

「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領域，『西方影響──中國回應』模式並不像在北美那 樣成為一種典範…柯文教授所提到在北美出現以中國為中心作為研究途徑的最 新趨勢，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裡是長期存在的。」

美國學者柯文（Paul Cohen）所提到的，是他歸結北美近年在中國近代史研 究上打破了過去第一代學者常使用的「西方影響──中國回應」模式， 而出現從 中國自身出發的「中國中心」（Chinacentered）研究趨勢。費約翰認為這種中國 中心出發的研究途徑在澳洲以行之有年，例如王賡武的海外華人研究以及馬克林

（Colin Mackerras）的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等等，都是在這種思考途徑下所做的傑 出研究。

1968 年費子智從遠東歷史學系榮休後，由王賡武接任系主任，將澳大利亞 的中國史學研究帶向另一個高峰。王賡武接任後首先確立了以歷史為該系發展的 主軸，將過去在該系對中國文學與史學研究未明確區分的狀況改變。1970 年起 該系僅收主攻歷史的研究生，並培養出如馬克林、馮兆基、費約翰等許多優秀學 者，這些學者日後成為澳洲對中國歷史研究的主力，還有一些則進入東南亞、歐 美的學術社群。王賡武在任期間積極舉辦國際學術會議，每年並邀請許多外國學 者來校訪問交流。他還積極參與公共活動，致力於改善澳洲人對亞洲的看法，對 改善澳亞關係有著許多貢獻。在王賡武及其同僚的努力下，澳洲國立大學在70、

80 年代間成為國際上重要的中國歷史研究基地。王賡武教授除了中國古典歷史 外，最著名的是對海外華人的研究。在研究中王賡武以「華人」為主要研究對象，

102 胡再德，2005，《澳大利亞中國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頁 42。

103 參閱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澳洲中國研究協會）的會刊 CSAA NEWSLETTER，2003 年，第 28 期。

不僅止於政治或地理意義上的「中國」。這也特別被費約翰在前述談到北美與澳 洲中國研究的文章裡提出，他認為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範圍是很廣的，以「中國 學」稱之會聯想到以國家定義的「中國」，但在澳洲有如王賡武等從事的許多海 外華人研究。以「漢學」稱之又隱含有種族意義，但澳洲有很多對非漢族的少數 民族研究。費約翰認為以「中華」這個詞彙能包含的層面最廣，應以「華學」稱 之較能捕捉到澳洲的中國研究內涵。

我們還可以從費約翰一篇與白杰明所提倡的後漢學辯論的文章“ The New Sinology and the End of History”（後漢學和歷史學的終結）¹⁰⁴來觀察歷史學在澳 洲的樣貌。費約翰談到歷史學在澳洲一直是個很開放的學科，相對於其他學科如 人類學、經濟學及社會學等，可以成為「歷史學家」的標準是相當寬鬆的，例如 任何一個關切國家議題並出版發表文章的人，便可以宣稱自己是個歷史學家。他 認為歷史學在澳洲是開放的公共資產，這種寬鬆的認定鼓勵各種對文化傳承和公 眾回憶有興趣的人參與歷史研究。

費約翰批評在後漢學強調要體會華式思考的觀念背後，預設了研究者的身分 是非華裔背景。而重視語言訓練與翻譯的主張，則是想像讀者群以西方世界為 主。另外，他認為後漢學較重視當代中國，在方法論上則最依賴語言學和美學詮 釋，而歷史學僅成為了解華人思考背景的工具，如此是嚴重破壞了歷史學的內 涵。費約翰認為後漢學的這些觀點，事實上是破壞了歷史研究的多樣性，而以他 們認定的新價值來做為評價標準。最後，費約翰認為後漢學如果在澳洲國立大學 全面實行的話會有兩個負面影響，第一是研究生在研究上將受到許多限制，第二 是過去曾取得成功但現在被定義為「舊」的方式將會被壓抑，然而這並不能回復 澳洲曾作為國際上重要的中國歷史研究基地的地位。白杰明認為費約翰對他的後

104 參閱澳洲中國研究協會會刊 CSAA NEWSLETTER，2005 年，第 32 期。

漢學觀點有所誤解，但並沒有公開的回應發表¹⁰⁵。

從費約翰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知道澳洲在中國史學研究上的寬鬆多樣性質，

沒有嚴格限制的方法論科律，有利於各方研究者的參與，這和澳洲漢學界的整體 現況是類似的。而過去史學提倡以中國為中心出發從事研究的觀點，其實在地方 研究和後漢學中也都可以找到類似的精神，歷史研究也與這兩個主張有所結合。

雖然傳統歷史研究近年在澳洲中國學領域的影響力逐漸下降，而以對中國現況的 關注為主流，甚至在澳洲1975 年後成立的大學已不再設立歷史學系。但歷史學 做為過去澳洲中國研究發展的重要力量，其經驗和精神已融入澳洲的中國研究，

形成深遠的影響。

第四節 其它整體性因素及待探討的特色

澳洲中國研究領域還有一些其它整體性因素或特色，可能對外地赴澳的研究 者有正面助益，而這些因素彼此是有關聯性的，以下分為五點說明：

一、外國學者主導的傳統？

在序章曾經介紹，澳大利亞的中國學在發展之初由於沒有漢學研究的基 礎，因此必須仰賴從外國聘請學者來幫助自身中國研究的發展。自雪梨大學成立 東方語文學系的1918 年到 1947 年停開止，此一階段澳洲和英國的從屬關係仍十 分顯著，主要依賴英國的研究支援。1955 年在各界的呼籲下，東方語文學系復 開，聘請英國人戴維斯（A. R. Davis）為系主任以及數名英美、華裔教授。戴維 斯在任期間和其他教授為該系的規劃發展做出許多貢獻，並組織了澳大利亞東方

105 筆者於 2008 年 11 月曾與白杰明教授通信請教他關於這篇文章中提出的問題。

學會。澳洲國立大學則於1946 年在坎培拉創建，並於 1953 年成立遠東歷史學系。

由出身英國後移居澳洲的著名漢學家費子智(C. P. Fitzgerald)為系主任，爾後 1968 年接任的王賡武則把遠東歷史學系帶向另一個高峰。五、六零年代開始培養的澳 洲本地研究人才，也在七零年代展現成果，而這批培養成為本地研究力量的學 者，除了在澳洲本地成長的人之外，有許多是歐美及華裔背景，形成了有多樣背 景的研究社群。

這種由外國聘請學者主持而取得成功發展的經驗，使得該領域持續採用這 種經驗模式。而由外地聘請來主持的學者，在人才選用上也樂於吸收其它同樣自 外地聘請的優秀研究者。外國學者可以取得主導權的歷史傳統，也會讓在學習過 程中有此共同經驗的新一代學術社群養成開放的習慣。而澳洲國立大學及雪梨大 學作為兩個澳洲漢學發展的中心，所培養的人才帶著學習過程中有的這種經驗到 其它學校任職，和其它持續外聘進來的外國學者組成了現有的漢學研究學術社 群，形成了友善外國學者進入的環境。或許可以說，澳洲漢學研究一開始學術基 礎的缺乏，反而形成了利於外國學者進入的契機。

二、移民社會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效應？

前述學術社群背景的多樣性，除了外聘學者成功的經驗外，本地培養的人 才也能背景多樣，可能須歸功於移民社會的效應。由於新移民的持續移入，使得 澳洲社會的族群構成呈現越來越多樣化的，也讓所謂「本地人」的背景中更多元。

前述學術社群背景的多樣性，除了外聘學者成功的經驗外，本地培養的人 才也能背景多樣，可能須歸功於移民社會的效應。由於新移民的持續移入，使得 澳洲社會的族群構成呈現越來越多樣化的，也讓所謂「本地人」的背景中更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