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歷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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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論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

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歷程為例

Away from Centrism: Jonathan Unger, Baogang He and the Multiple Agendas of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曾彥中 Yen-Chung Tseng

指導教授﹕石之瑜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Octo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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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論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

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歷程為例

Away from Centrism: Jonathan Unger, Baogang He and the Multiple Agendas of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曾彥中 Yen-Chung Tseng

國立臺灣大學政治所

98 碩士論文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歷程為例

曾彥中撰

指導教授﹕石之瑜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Octo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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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

誌謝……… v

中文摘要…...………. vi

英文摘要……….... vii

第一章緒論……….1

第一節研究動機...1

第二節問題意識...3

第一項問題意識………....….3

第二項文獻檢閱……….5

第三節研究背景………..………...7

第一項澳大利亞文化認同轉型……….7

第二項澳大利亞與中國的關係………...12

第三項澳大利亞的中國研究發展背景………...13

第四節研究對象簡介……….…..15

第一項安戈的背景簡介………...……15

第二項何包鋼的背景簡介……….…...16

第五節研究架構……….………..17

第一項研究方法……….………..17

第二項章節安排……….………..19

第二章安戈的中國敘事……….………21

第一節安戈的個人背景及研究經歷………..………...21

第二節安戈的思考架構及研究特色……..……….…....25

第一項研究方法特色……….……….…….25

第二項安戈的研究思考脈絡……….……….…….26

第三節安戈的農村研究……….………..………29

第四節安戈的中國轉型研究……….………..34

第五節個人、環境、反應－安戈與其中國敘事的綜合分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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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何包鋼的中國敘事……….45

第一節何包鋼的個人背景及研究經歷………...45

第二節何包鋼的思考架構及研究特色………...48

第一項研究方法特色………...48

第二項何包鋼的研究思考脈絡………...49

第三節何包鋼的中國轉型研究………...52

第四節何包鋼的中國農村敘事………...60

第五節結構、境遇與行動－何包鋼與其中國敘事的綜合分析………….66

第四章影響澳洲中國研究多元化的整體分析….………..…………..70

第一節地方研究………...71

第二節後漢學………...74

第三節歷史研究………...76

第四節其它整體性因素及特色………. .79

第五章比較與結論………...85

第一節何包鋼與安戈之比較………...85

第二節薄紗下的多元──澳洲的漢學研究……….…88

參考文獻………...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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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

經過一段昏天黑地的寫作生活，終於完成了這本論文。寫論文的日子是苦悶的，幸好在這段期間內得到許多人的支持與幫助，我才能在緊迫的時間內順利完成本書。首先必須感謝石之瑜老師，他給了學生們很大的自主發揮空間，且不厭其煩幫我們逐句閱讀批改，這段期間多次煩擾老師，真的是既感謝又不好意思。

此外，我從老師身上學到了很多對人生的思考和道理，老師對我們的關心和著想，讓這段時間的經驗顯得格外寶貴而親切。我很感謝在人生中能遇到這麼好的石老師，真的。

其次要感謝兩位口試委員姜蘭虹老師及柳金財老師的指導建議，幫助我改善寫作中的諸多不足，讓這本論文的水準得以提升。作為我研究對象的安戈教授及何包鋼教授，對於我的多次請教皆親切回應，讓我能釐清研究中的諸多問題，在這裡也對兩位老師致上深刻的感謝。另外也謝謝何包鋼老師的博士指導學生 Michael，和他的聊天通信，讓我對澳洲當地的思考方式有了更好的掌握。也感謝國鼎學長在澳洲的協助，讓我們的澳洲之行過程得以順利。

同儕的支持更是這段期間不可或缺的寫作動力。圭之學姊負責協助石門同學的各項事宜，著實辛苦。姿潔學姊在我請教寫作上的問題時常給予協助。貞伶及宗翰等參與澳洲研究團隊的同學，在研究及資料收集的過程中帶來很大的實質幫助，謝謝你們。也謝謝有彤的陪伴鞭策以及提供笑點，支撐我在過程中持續寫作。

另外有陪我度過大量愉快時光的 302 研究室同學如禾田大哥、佳旻、雪琳。還有菇姊和大神等令人景仰的大大、最熟悉的陌生人威霖、嘴砲小天使波波、人很好太極神拳阿亮、時常支援精神食糧的童學長、羽球俱樂部的成員以及其他石門研究團隊的同儕如綺齡、曉玲等等，都讓我在思考上能有所突破。很高興遇見你們，

我不會忘記這段日子的回憶，祝福大家未來都有美好的發展。

我還要特別感謝室友品希以及他的父親陳格理伯伯，因為他們的幫助讓我在研究所期間能有安身立命之處，得以無後顧之憂的從事論文寫作，在此特別謝謝你們。最後，我要把這篇論文獻給我的家人，我親愛的爸媽以及弟弟，謝謝你們的陪伴與支持，我們是最幸福的一家人。

曾彥中民國 98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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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並檢視澳洲漢學界是否確實多元寬容，讓來自各地的學者得以在此自在發展研究。本文分別從微觀層次及宏觀層次來對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作檢視。在微觀層次，以安戈及何包鋼兩位學者的學思歷程來考察外地學者在當地的研究情況；在宏觀層次，則就澳洲漢學界中具影響力的研究主張及其它整體性因素來對此多元性作分析。最後，本文認為澳洲漢學界確實展現出寬鬆多元的特性，並有利外地學者的加入。但此多元性仍壟罩在一層西方屬性的薄紗之下，允為薄紗下的多元。

關鍵字：澳洲中國研究、澳洲中國學、漢學、安戈、何包鋼、陳佩華、後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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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multiple agendas of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therefore the English name of this thesis is “Away from centrism”, which also means pluralism.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issue through both microcosmic and macroscopic terms. In the microcosmic term, I take two sinologists, Jonathan Unger and Baogang He as the central figures of my research. Through studying their research, we can observe the situations of immigrant sinologists in Australia. In the macroscopic term, I look into the multiple agendas of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through introducing three influential methodology views in this field and other holistic factors of Australia. I conclude that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indeed highly present pluralism tendency, but still covered by a gauze of western color.

Key words: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sinology in Australia, Sinology, Jonathan Unger, Baogang He, Anita Chan, new s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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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

澳大利亞對當代中國的研究興起於二次大戰之後，以後起之秀的姿態在中國研究領域急起直追，並取得了優秀的成果。由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頒發的李文森獎（Levenson Prize）¹，每年會頒發一次給該年度評選為最傑出的中國研究論文或出版物，是西方研究體系下中國研究領域內最受矚目的獎項。在過去這個獎項幾乎由美國學者所包辦（僅有一次為英國學者獲獎），然而在最近的2004 到 2007 年間，已經連續四年由澳大利亞的學者獲獎²。澳洲最大報「The Australian」曾訪問 2007 年的獲獎人杜登教（Michael Dutton），其表示：「澳洲人在中國研究領域僅次於美國」。英國謝菲爾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東亞研究院院長韋立德（Tim Wright）在一篇研究報告中³指出：

英國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1997

～2001 年間澳大利亞中國研究協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 CSAA）研討會所發表的論文數為 274 篇，超過歐洲中國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自 1998~2002 年間 454 篇論文數的一半以及

漢學研究協會（ 1989～2002 年的 91 篇。

澳洲的中國研究協會每兩年開一次會議，2009 年的會議地點是在雪梨，包括博士生以及學者有兩百多人參加，發表超過一百篇以上的研究論文。

相較於日本、英國及歐陸列國等在傳統上有漢學研究基礎的國家，澳大利亞在早期的中國研究相較之下顯得十分薄弱；而和同屬於這個領域新興的研究強國美國來看，澳大利亞不僅在所能使用的資源上遠遠不如，甚至在對中國的資訊及研究

ie

1 全名為Joseph Levenson Prize，該獎又分為兩個項目，分別為「西元 1900 年前的中國」及「西元1900 年後的中國」兩個研究項目，每個項目評選出一份作品作為該年度最佳中國研究出版物，

於亞洲研究學會的年會上公佈。

2 2007 年為Michael Dutton。2006 年為Antonia Finnane。2005 年為John Makeham。2004 年為Gerem Barme，另外 1998 年澳洲學者John Fitzgerald亦曾獲獎。

3 參閱Tim Wright原著，劉霓摘譯，〈澳大利亞和英國的中國學比較〉，《國外社會科學》，2004 年第6 期。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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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長期跟隨歐美。那麼，澳大利亞如何在短時間內建立起其研究系統並取得優秀成果呢？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對外國學術人才的借重。澳大利亞的學術界常強調其學術研究的多元風氣及學術環境的開放性，聘請並吸收許多外國的學術人才，

中國研究亦是如此。在澳洲的中國研究形成過程中，除了澳洲學者本身的努力外，來自歐美的學者以及華裔學者亦構成了兩股重要的力量，他們在行政領導、

研究方法及人才培育等層面上都做出了重要的貢獻。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澳洲的轉型經驗：澳洲在歷史文化上從「白澳」轉向開放多元政策，在心態上從確保自己為歐美國家的一員走向世界，並進一步出現一種成為世界模範公民的自我期待；這種對開放性與世界性的自我期待反映到澳洲的中國研究將呈現出哪些特色呢？以下針對不同背景的外國學者，討論他們如何影響澳洲的研究氛圍以及澳洲的漢學研究。

本文以兩位當代重要學者作為深入觀察的對象，分別為美國旅澳的學者安戈 . 喬納森（Jonathan Unger）以及中國旅澳的學者何包鋼（Baogang He）。美、中兩地是構成旅澳漢學家兩股主要的來源社群，而他們兩位學者在澳洲的中國研究領域占有重要的地位，有關中國研究的作品廣為學界知悉，並在國際上享有聲譽。安戈現為澳洲國立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ontemporary China Center,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主持人，1987 至 2005 年間曾主編中心所出版的知名國際期刊《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⁴。安戈受到社會學訓練，對中國社會的轉型頗有看法。何包鋼現則為

澳洲狄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國際關係研究講座教授，曾任澳洲塔斯瑪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Tasmania）政府學院副院長，在中國民主化的研究上素有名聲，且活躍於國際社會，近年則積極在中國推動協商民主的相關實驗活動。這兩位同為旅澳的重要當代漢學家，都在中國的基層進行實證研究，他們對同一相關議題的論述態度及方式值得加以比較，說明不同知識背景如何形成更多元澳洲中國學界。安戈在表達對中國轉型的看法時，著重於詮釋理解這些轉型事物的意義，雖然對中國的開放有所期待，但常避免使用要求中國民主化等字句；相對於

4 為澳大利亞國立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於 1979 年所創，1995 年前原名《為澳大利亞中國事務雜誌》(The Australia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是在學術界有重要地位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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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戈，何包鋼對中國的民主化則抱持著極大熱情，積極推動中國轉型。他們所呈現的這些可以對比的研究態度，是否與他們所來自不同的背景有關呢？而澳洲與他們各自之間又存在著什麼相互的意義？澳洲的學術環境又因他們的參與呈現出甚麼樣的樣貌？本文將透過比較分析兩位學者的研究，以及在澳洲漢學研究領域的整體性因素觀察，試圖分別從微觀角度及整體分析外國旅澳學者、澳洲學者、澳洲中國學特色等課題。

第二節問題意識及文獻檢閱

第一項問題意識

澳大利亞是一個晚近成立的年輕國家，澳人一般均認同他們與英國的特殊關係，至於從心態上脫離英國屬國展現出自主獨立意識，則是更晚的事了。到七零年代澳大利亞開始在國內提倡多元開放的文化風氣以前，確保自己身為「西方文明」的成員一直是澳大利亞極力推行的政策方向。近年澳大利亞知識界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定位，以鼓勵多元開放來取代西方中心的思維。然而澳大利亞並不想要放棄或壓抑自己過去的西方傳統，因此採用的是豐富自我構成元素的方式以讓自己「不只屬於西方」。若能抱持多元的族群、文化以及提倡開放寬容的態度，一個理想中的澳大利亞似乎應能呈現出「世界村」的樣貌。近年澳洲以政府為首的各界，除了鼓勵多元文化能自由在澳洲的土地發展萌芽外，也積極期待自己能以普世關懷影響國際。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學術研究風氣也懷抱多元性的理想，除了鼓勵外國學生留澳，為數甚多的外來學者受邀至澳大利亞進行，並佔有重要地位，在漢學研究的領域亦是如此。在此氛圍中，外來研究者的背景與「澳大利亞」間理當毋須感到衝突。有研究曾指出，在美國的華裔漢學家就非如此，他們常因雙重身份認同而呈現在美國與中國價值間的徘徊掙扎，這種掙扎來自於意識到所屬環境的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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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與他們所屬的中國背景有差異⁵。薩依德（Edward W.Said）⁶將這樣的身份困境稱為「居於其間」（in-between），是一種缺乏安適的身份歸屬狀態⁷。對薩依德而言，雖然自幼家庭便試圖將他教育成一個英國及美國人，但先天的身份與旁人的差異眼光，使他對所處的環境始終存在一種格格不入的疏離與不安感。相形之下，可以根據同樣的角度觀察來自美、中兩地旅居澳大利亞的學者，他們能不能各自在澳洲的主流知識與自身背景之間取得調和。假使當地的學術環境確實能寬鬆多元，不形成壓抑個別學者研究的主流範式，則或可稱此為遠離中心主義的環境。若有此理想環境則能讓個別學者保有更大的自主空間，讓外地赴澳的學者能更加自在的發展研究，並豐富澳洲中國研究的內涵。

本文選定的兩位當代外國旅居澳洲的重要漢學家，分屬於在澳洲中國研究裡兩股重要的移入群體，即歐美及華裔學者。本文雖不能逕行以他們二位代表歐美與中國兩個知識社群，但至少仍可作為探究來自歐美國與中國的知識輸入對澳洲產生影響的一種途徑，所以選擇的標準不在於能否代表母國社群，而在於他們之間的可比較性以及觀察他們所創造展現出的可能性。他們的研究議程與內涵中確實呈現出可比較性，透過比較觀察兩位學者的研究生涯與內涵，將有助於探究澳洲學術界的移民性或多元性如何與知識活動相互影響。

首先，本文將對兩位學者的研究議程中可相互比較的部分作進一步的探討，

期能解析這些異同背後的意義，包括兩位學者都在從事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實證研究，但安戈重視的是調查與歸納的實證研究，而何包鋼則較強調規範與演繹的實證研究。他們對於中國農民的態度也有所不同，安戈抱持一種同情的態度來看待農民在近代的遭遇，而何包鋼則積極樂觀的期待農民所擁有的能動性和開創改變的可能性。在對中國轉型議題的態度上，何包鋼期盼中國能夠民主化，安戈則抱持著相對和緩寬鬆的態度。這些問題都將在之後做進一步的討論。

5 參閱郭佳佳，2008，《離散的中國民族主義－華裔政治學趙穗生，鄭永年面對中國的身份策略》，台北：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陸暨兩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出版。

6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Said , 1935~2003)，當代著名文學及文化批判家，為美籍巴勒斯坦裔學者，生前任哥倫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代表著作為《東方主義》(Orientialism)。

薩依德生前並致力於為巴勒斯坦在國際上發聲，堪稱巴勒斯坦的代言人，惜已於2003 年因白血病而辭世。

7 引自宋國誠，〈閱讀左派，四海之內皆過客─霍米．巴巴的「本土世界主義」（下）〉，破報網站。

http://pots.tw/node/2316 (02/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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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兩位長期留居澳洲的學者在研究中是否呈現出某些澳洲特色呢？而他們的研究內涵若與知名當代澳洲本土學者，如費約翰（John J. Fitzgerald）或古德曼（David Goodman）的關切或方法比較，能解讀出什麼其他的意義？在對中國的觀察及切入角度上，他們身份上的世界性和澳洲本土的學者有何異同？本文希望能對構成澳洲中國研究重要力量的外國旅澳學者建立一種閱讀視野，以期對中國研究的知識性質做出更多元的反省。本文並不試圖整全性的定義澳洲中國研究性質，而關注於理解澳洲中國研究裡的多元特色。另外，雖然在澳洲的中國研究內容十分廣泛，但本文仍聚焦於發展歷史脈絡最完整的政治、歷史等人文科學研究領域。

第二項文獻檢閱

在澳洲漢學研究此一議題上，過去的研究文獻並不多。在中文資料部分最重 要的是胡再德的博士論文《澳大利亞的中國學研究》⁸，該文整體性的介紹了澳洲漢學研究的發展歷史，並選擇各時期澳洲重要漢學家的研究來介紹。他將澳洲中國學的發展分為起步、確立、繁榮和繼續發展四個時期，認為其主軸為引進、

借鑒及本土化，敘述澳洲漢學發展從初期仰賴國外學者到開始培養本地研究力量並取得成果的過程。劉霓在何培忠主编的《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⁹中負責寫作澳大利亞的中國研究介紹，對澳洲漢學研究機構及研究資源作出簡明的敘述。旅澳漢學家劉渭平在〈漢學研究在澳洲〉一文中¹⁰，講述澳洲因經濟利益而開始重視亞洲的背景，並以自身參與的經驗介紹雪梨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的漢學研究發展。何漢威在〈澳洲國立大學的漢學研究〉¹¹中，詳細介紹了澳洲國立大學的中國研究發展過程。由於澳洲國立大學與雪梨大學是澳洲漢學研究的兩個重鎮，因此以上兩篇文章都具參考價值。

8 胡再德，2005，《澳大利亞中國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博士論文。

9 參閱何培忠主编，2006，《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北京：商務印書館。

10 劉渭平，1995，〈漢學研究在澳洲〉，見林徐典编《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歷史哲學卷》，北京：

中華書店，頁244－250。

11 何漢威，1983，〈澳洲國立大學的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2(3)：18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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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英文為原文發表的資料部分，首先有澹烟翻譯澳洲學者胡珀（Beverly Hooper）的文章〈澳大利亞的中國研究〉¹²，簡報澳洲漢學研究的趨勢及研究人才培訓狀況，並呼籲澳洲漢學界應和中國學界持續展開更多的合作。另外還有劉霓翻譯韋立德的文章¹³〈澳大利亞和英國的中國學比較〉，本文分析澳洲因地理位置及政治因素而較英國更為重視當代中國，中國研究領域也因此得到了較多的資源挹注。前澳洲中國研究協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理事長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在該會第 28 期的會刊中¹⁴，比較澳洲與美國的漢學研究，認為澳洲長期存在著以中國為中心出發研究的傳統，亦即在研究中重視中國自身的觀點。劉明新翻譯澳洲漢學家馬克林教授（Colin Mackerras）的文章〈澳大利亞的中國學研究〉¹⁵，該文呼籲澳洲各界應更為重視與亞洲尤其中國的重要性，展開更密切的交流，還介紹了澳大利亞重要的漢學研究機構以及漢學家。

在旅外學者身份背景、環境以及他們著作表述之間關係的探討上，有兩篇著作討論。郭佳佳在《離散的中國民族主義──華裔政治學趙穗生，鄭永年面對中國的身份策略》中，比較趙穗生及鄭永年兩位華裔漢學家的中國民族主義研究，

發現趙穗生所處的美國會使他不宜凸顯自己的華裔身份，用綜合各家學說的方式迂迴為中國辯護，而鄭永年所在的新加坡因對中國較為友善而沒有造成這種壓抑的影響。孟祥瑞則在〈到西方寫中國大歷史：黃仁宇的微觀經驗與美國的中國學社群〉中¹⁶，分析華裔的黃仁宇因不認同西方學術觀點看待中國的方法而在美國學術界遭受挫折，並常因自身背景被質疑其中國研究不夠中立客觀。以上兩本書，可與本文中討論安戈及何包鋼在澳洲的研究作比較參照。

相較於這些文獻，本文以下的分析在發掘澳洲漢學研究整體特色方面有相同

12 Beverly Hooper原著，澹烟譯，2001，〈澳大利亞的中國研究〉，《國外社會科學》，（5）：

83 - 85。

13 Tim Wright原著，劉霓譯，2004，〈澳大利亞和英國的中國學比較〉，《國外社會科學》，（6）：

64-68。

14參閱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澳洲中國研究協會）的會刊 CSAA NEWSLETTER，2003 年，第 28 期。

15 馬克林原著，劉明新譯，1997，〈澳大利亞的中國學研究〉，《世界民族》，（2）：78-81。

16 孟祥瑞，2007，〈到西方寫中國大歷史：黃仁宇的微觀經驗與美國的中國學社群〉，《國家發展研究》，7（1）：69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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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但在從個別學者的深入探討來觀察方面，則能補充既有文獻之不足。另外，

相較於過去文獻，本文特別重視澳洲漢學界擁有眾多外地學者此一因素的影響，

藉此探究澳洲漢學研究的多元性。

第三節研究背景

第一項澳大利亞文化認同轉型

對於澳大利亞文化性格的建立，黃源深在其著作中有精闢的見解¹⁷。他認為澳大利亞的文化發展經歷了三個階段：土著文化階段、民族文化階段以及多元文化階段。土著文化即在澳洲延續四萬年的原住民文化，雖然幾近被隨英國殖民的西方文明所入侵與扼殺，但仍對後來澳洲文化的發展存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至於民族文化階段則是從1788 年英國進入澳洲的殖民文化開始，經過了一段長時間的演化，才逐漸發展成可稱為「澳大利亞文化」的相對獨立性格。就在其移民社會豐富內涵以及開放發展的趨勢下，澳大利亞民族文化多元性漸成為其文化社會的重要成份。自70 年代起，這種對多元寬容態度的提倡，便成為澳大利亞政府主要的文化政策方向。黃源深認為，澳大利亞的當代文化表現在社會層面上是粗獷豁達、平等實際、物質文明、浪漫無羈。這種民族文化融合了寬容多元的精神，

在多元異種文化刺激下而能綻放出豐富的生命力。

18 世紀經歷圈地運動¹⁸及工業革命的英國，大量的農村人口為了謀生而集中到都市。然而過度擁擠的人口以及高消費使得謀生並不容易，都市裡出現了大批窮苦的勞工及貧民。面對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與尖銳摩擦造成各種社會問題，都市裡犯罪率不斷上升，英國政府的對應方法則是不斷加重及擴大刑罰嚴懲以期嚇阻。為了解決監獄人滿為患及都市人口過度擁擠的問題，英國政府開始將囚犯流放至美澳等地，且往往將底層民眾所犯的輕罪加重判刑以符合流放標準。如此作

17 參閱黃源深、陳弘，民 83（1994），《從孤立中走向世界－澳大利亞文化簡論》，浙江：人民出版社。

18 15 世紀末開始羊毛價格不斷看漲，畜牧業成為當時最賺錢的項目之一。在英國的王公貴族以及新興的商人資產家等開始圈佔土地以畜養綿羊，起初佔據公有地後來更擴及鄉下農民的土地，

使得大批農民無以為生只好流入都市尋找生存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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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方面可以舒緩都市人口壓力及社會問題，二來又可以拓展海外殖民地。

由於在北美爆發脫離英國的獨立戰爭，澳洲成為英國政府繼北美之後替代流放罪犯的地方。1788 年，英國派出由菲利浦提督（Arthur Phillip）率領的第一艦隊載來首批移民抵達澳洲，罪犯及軍人構成了澳洲這批最早移民的主要成員，其後在澳洲發現金礦後及移民獎勵政策下，自由移民才逐漸成為多數，直到1868 年全澳廢除流犯政策為止，英國已經在澳洲流放多達168,000 名罪犯。在今天，一般便以1788 年作為現今澳大利亞聯邦創建所能追溯到最早的一年。¹⁹

這種罪犯流放史的經驗，對澳大利亞民族的集體心理可能構成了深層的影響

20。1788 年 1 月 26 日，菲利浦提督在雪梨灣（Sydney Cove）舉辦了簡單隆重的典禮，宣告英國新南威爾士殖民地的正式成立，後來更成為澳大利亞聯邦的國慶日。然而對今天的澳大利亞人民而言， 1788 年並不是一個純然榮耀的一年。1788 年是英國正式將勢力伸入澳洲建立殖民地，同時也是首批發配澳洲之流犯抵達的一年；它象徵的是英國的榮耀，而不是澳大利亞的榮耀。和懷抱夢想前往美國的清教徒相比，這些澳大利亞早期的移民特質也不一樣。這些早年來到澳洲的人們並非為尋找新天地而來，而是一群被英國政府及社會所放逐到遙遠荒陸的有罪之人和社會底層民眾，他們是被迫待在澳洲的一群無奈的英國人。在這個背景下早期移民澳大利亞的群體自然較難積極發展出獨立的自我價值及榮耀，他們的榮耀理當來自於大不列顛帝國殖民的延伸，然而卻是原本在國內的社會地位、文化、

生活水平都較為低落的一群。²¹澳大利亞在過去對母國的心態可以說是景仰卻隱含有相形自卑的潛在意識，這使得他們早年似乎不斷的在尋求英國的認同，並強調以身為不列顛人的身份為榮。這種自信的失落讓他們可能特別意識到並強化在面對非西方文明時的優越感。

此外，在澳大利亞的早期移民建立其以白種移民為主社群組織後，便一直想

19 參閱李龍華，民 92 （2003），《澳大利亞史 : 古大陸.新國度》，臺北 : 三民，頁 29~41。

20 黃源深、陳弘，民 83（1994），《從孤立中走向世界－澳大利亞文化簡論》，浙江：人民出版社。

21 例如，當時倫敦貧民區是早期從英國到澳洲的主要居民，這種倫敦貧民區的口音成為後來澳洲英語的主要口音。參閱黃源深、陳弘，民83（1994），《從孤立中走向世界 : 澳大利亞文化簡論》，台北 : 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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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著一個脆弱的自我²²。這種想像的來源因素很多，除了前所提及的政經歷史發展因素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孤立偏遠的地理位置所致。澳洲的偏遠位置、晚起步的發展、相對稀少的人口，在在都讓早年的澳洲白種移民感到不安，

擔心自己被西方遺棄。這種脆弱性的想像帶來不安，使澳洲希望盡可能的以各種方式確認自己居於西方國家，並以身為大英帝國的一員為其歸宿。而在外在物質的聯繫上，早期的澳洲移民時常必須依賴母國的接濟，在經濟開始發展後，與英國以及日後與美國的貿易，構成了經濟上最大的支柱，而國防武力在二戰前更是依賴英國的保護。在這種脆弱不安感和前所提及的自信相對失落的背景下，澳人便傾向於追求心理上的歸屬感及外部實質上的依賴，導出澳人比其他國家更在意確保自己身為優越西方的一份子，且與強大英美均維持好友。

惡名昭彰的白澳政策便可能在這種心態下成為澳大利亞聯邦成立時的基本國策，對於中國和日本等亞太勞工移民的進入，澳大利亞以白人為主的社群在早期顯得相當憂慮，澳人因為特別在意自己的西方身分而刻意對亞洲移民加以區隔歧視。如前所述，由於在西方世界內的自信相對不足，澳人在面對非西方文化時因而特別易於產生優越感，藉由歧視他們來獲取自信失落的慰藉。雖然身處亞太，但澳大利亞過去在論述上認為亞洲是「另一個世界」，然而由於他們實際在地理位置上又和「另一個世界」較為接近，加以前述脆弱性的想像，使得他們對於「亞洲黃種人」可能帶來的威脅特別敏感²³。讓澳大利亞早期在亞洲特別感到威脅的國家有二，一為甫成為新興強國的黃種日本，二為擁有龐大人口且被西方世界認為是最能代表「東方」的中國。一直到二次大戰後，在澳洲開始轉向多元開放的五零年代以前，澳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從純粹西方國家的角度來想像自己，並透過英美來認識世界。

澳大利亞對母國英國從崇拜並安於其傳統關係，到產生不滿與反思，在歷史上有一次重大事件可作為轉捩點。澳大利亞早年在外交上僅關注於與母國的聯繫，對外並未有太多獨立發展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制度上甚至由英國來代表澳大

22 參閱Dalrymple Rawdon. 2003. Continental Draft: Australia’s Search for a Reagional Identity.

Burlington, Vt. : Ashgate.

23 參閱Lachlan Strahan. 1996. Australia's China :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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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亞。二次大戰期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日本南侵瓦解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防線已經兵臨澳洲本土之際，英國首相邱吉爾否決了澳洲朝野的求援請求，還準備將澳洲在中東戰場的精銳第七師軍團調往緬甸支援。在危急時刻澳洲國會通過召回澳洲第七師的決議，出身工黨的總理柯亭（John Curtin）並在激辯中發表了著名的演說，宣告澳大利亞認為太平洋戰爭對澳洲而言是一場主要的戰爭，澳大利亞應該要有自立的能力，並且在外交上將轉而關注與美國的合作。太平洋戰爭確實引起了澳洲對自我身份的反思，澳大利亞意識到自己是一個位於亞太的國家，而日本兵臨城下與英國輕視帝國邊陲戰場的態度，強烈刺激了澳大利亞要保衛「自己」的這種想法，促成澳大利亞外於大英帝國的自我獨立意識。

二戰後澳大利亞轉向追隨美國，然而這種追隨已經和過去從屬英國的關係不一樣，澳大利亞和美國在歷史記憶中的政治位階同屬獨立後的英國殖民地，美國像是澳大利亞的一個優秀的兄長。在這個時期，澳大利亞在政治上的主體性已漸嶄露。二次大戰結束後，澳大利亞積極參與國際社會，和歐美各國有了實質性的政治交流和平等地位。在冷戰格局下，澳大利亞追隨著美國以兩大陣營對峙的觀點來認識世界。1972 年，工黨領袖惠特朗（Gough Whitlam）成為澳洲總理，取代了戰後長期執政有著親英美傳統的自由黨，採取了反對越戰等非親美策略，開啟了新澳大利亞外交政策上嶄新的一頁，同時白澳政策也在此時正式被廢除。

不久之後，發生全澳震撼的政治事件，1975 年工黨的經濟政策失誤導致政治陷入僵局，惠特朗向時任總督一職的寇爾（John Kerr）請求參議院改選，而寇爾竟宣布以總督職權解除民選總理惠特朗的總理職務。這個事件確實激起澳洲民眾再次對自我走出英國關係的省思。且在此之前英國加入歐盟的這件事，其實已經對澳大利亞傳統親英的人士造成相當大的打擊。70 年代，先是美國反傳統的浪潮影響到澳大利亞新興社會風氣，且各國移民的大量加入，使得多元民族的現實打破了文化一元的情況，澳大利亞政府在80 年代宣布採取「多元文化」作為正式的政策方向²⁴。

澳大利亞所呈現的多元性似乎與美國不同，其既想要改變過去依附推崇英國

24 黃源深、陳弘，1994，《從孤立中走向世界－澳大利亞文化簡論》，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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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為唯一主流的立場，然而在自我價值相對薄弱下並沒有很強的主體文化基礎。由於他們不似美國擁有「美國精神」般的也有某種澳大利亞精神，或說澳大利亞精神是在後來才逐漸形成並以開放、多元和自然為期待，因此他們的文化主體性質可能更易接受各種外來的刺激影響。美國文化的多元性是將各種文化吸納進美國這個主體，然而澳大利亞的文化主體則由於沒有強烈的基本元素，而使得各種外來文化更容易生存且可能直接形塑文化構成，寬鬆開放的文化主體使澳大利亞能去追求展現出一種「世界性」特質的理想。

這種澳大利亞對自己擁有「世界性」期待的理想，除了表現在尊重國內的多元文化共生外，還展現在澳洲對國際事務的態度。澳洲自二戰後便積極參與國際事務，在對事務的意見上，努力表現成超然中立，從一種以世界為考量的高度上去思考。在這種世界性的展現中，澳人可以找到了心理上屬於自己的價值與榮耀。且由於站在這種高度去思考，而使澳大利亞能對以往極依賴的「西方」世界有所批判，例如在環保、軍事等議題上皆曾與傳統西方國家對立，而人權議題更在白澳政策廢除後成為外交主題之一。澳大利亞對追求世界性的開展和對澳洲自我定位的省思是相關聯的，澳大利亞在走出英國、反省一昧追隨美國以及放棄極力確保自己為西方歐洲國家的進程中，開始逐步整理自己的身份定位。這時，澳大利亞的地理偏遠位置反而能有利於在國際發聲時顯得超然中立，而國內多元民族文化的提倡以及原民傳統則留下的自然思維等²⁵，皆有利於其對世界性追求的開展。

但這並非說澳大利亞的親英美傳統消失了，事實上無論是親英美策略或者以國家戰略利益考量的態度一直都存在。而在社會上的各種文化元素中，根源英美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是最強勢的主流。英語能說得好，可說是在當地生活獲得尊重的必要條件。白澳政策雖然已經廢除，但部分澳洲白人仍有這種排斥亞裔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想法，白人作為主流優越的印象也仍存在一些澳洲民眾的心中。

1998 年由激進種族主義者韓森²⁶（Pauline Hanson）所創立的一族黨（One Nation

25 和大自然和諧共生等原民思想觀念，與澳洲日後對環保議題的關注聯結。

26 韓森生於 1957 年，原為自由黨的議員候選人，在參選期間發表排斥原住民和多元文化等歧視言論被開除黨籍，但由於選票修正不及仍顯示為自由黨員而當選。一族黨參政後吸引到對社會不滿的邊緣人支持，但每月都遭到抗爭。韓森也爆發多則政治金錢醜聞，在支持率不斷跌落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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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主張排斥非白人移民，尤其針對影響日益增加的亞裔文化，該黨竟在當年的選舉獲得89 席中的 11 席國會席次。雖然一族黨後來遭到不分族群許多民眾的多次抗議並衰微解散，但可知種族主義思維仍然存在於澳洲，並可獲得一些支持。

這種擁有多元性、開放性、世界性的自我期待，似乎存在於一個理想性的澳洲想像中，也一定程度落實在各學術領域之中。就中國研究來說，這些期待會反映出何種風貌呢？

第二項澳大利亞與中國的關係

澳大利亞對中國的觀感也經過了數次的變化，²⁷澳洲學者斯特拉恩（ Lachlan Strahan ）認為澳洲在理解中國到底是甚麼樣的角色時，其實也部份的回答理解澳洲的身份。二次大戰以前澳洲在西方認同觀點下，對中國感到輕蔑卻又具有威脅性，從而在外交關係的思考上是忽略中國的。澳大利亞對中國的這種態度，與前所提及的歷史背景與集體心理層面有關。首先，中國在西方世界裡有著「最東方」的印象，也就是說中國對許多西方人來說，是一個完全不同的世界，過去曾想像是富強的黃金國度，然而隨著歐洲物質文明快速發展帶來的自信，實際接觸後的中國往往被聯結許多負面的印象，例如腐朽、陰險、墮落等。

澳洲在自身脆弱性的想像以及自信失落的情況下，對於鄰近的異世界中國便特別敏感。於是澳洲一方面歧視黃種中國人，另一方面又常有「滿清皇帝有意南侵」或者「黃種人想要取代竊據澳洲」的這類耳語流傳。這種異世界認知的影響相當深遠，一直到澳洲能真正思考自己是否應完全堅持獨尊西方文化正統，隔閡才有所改善。二次大戰時期，雖然因為與中國的盟友關係而使澳大利亞對中國的印象稍趨好轉，然而隨著冷戰格局的開展，很快的又再次對中國採取敵對威脅的認知。

27參閱Lachlan Strahan. 1996.Australia's China :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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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零年代末的中國經濟開始起飛，一種來自實質利益的聯繫，令澳大利亞以知識界為首的各界，開始認真思考澳中之間的關係以及澳大利亞要以何種身份自居。亞太經濟日益重要的趨勢，使得澳大利亞不再堅持自己要做為一個歐洲國家，而可以重新省視自己所處位置的重要性。澳洲在1990 年代與東亞地區的貿易已經成為澳洲最大的市場，外在實質關係的改變影響了澳大利亞對身份認同的思考。有學者曾分析，中國研究之所以在近年成為國外的顯學，其背後的因素是西方世界所謂「中國崛起」這種思考，這個思考自覺或不自覺的影響改變了它們的中國認識²⁸。如果這個說法可以成立的話，便也可以說澳洲因為其歷史經驗條件，而使「中國崛起」這個思考對自身造成了更深的影響。

第三項澳大利亞的中國研究發展背景

1918 年時，澳洲在雪梨大學成立東方研究學系（Dept. of Oriental Studies），

其中的中文計畫即開啟了澳洲對漢學的研究，惜因人才難覓而使該系一度停開

29。澳洲的中國研究興起始於60 年代，雪梨大學在 1955 年恢復東方研究學系，

而許多新建大學亦將當代中國的研究納為亞洲研究院系重要的部份。60 年代，

澳洲開始推動中國研究有兩個主要的緣起。在經濟方面，澳洲的工商界及輿論界認為，日益重要且龐大的中國市場將會對澳洲未來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在政治方面，澳大利亞跟隨美國學術界所領導的比較政治研究³⁰，在冷戰格局下從「了解敵人」這樣的角度開啟了對中國的重視，並由學者進一步呼籲政商領袖能放棄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³¹

80 年代中期是澳洲中國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轉捩點，東亞及東南亞社會經濟的急速發展讓澳洲政商領袖意識到，積極參與澳洲所屬的亞太地區，將是澳大利亞在下個世紀能否存續繁榮的關鍵。在各相關亞洲研究協會的報告強烈建議

28 崔中則，〈國外中國研究與世界的中國性〉，《中國圖書評論》網頁。

(06/07/09’) http://www.cbr.org.cn/mag/articles/0709/1323.html

29 劉渭平，1995，〈漢學研究在澳洲〉，見林徐典编《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歷史哲學卷》，北京：

中華書店，頁244－250。

30美國在60 年代開始進行有系統的區域研究、比較政治研究，這樣的研究與國家戰略考量有著密切的關係並得到各界的資助，各區域的研究專家對政府的該區域政策決定有著相當的影響力。

31 何培忠主编，2006，《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第十章：「澳大利亞的中國學」p350-p379，北京：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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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澳大利亞政府開始將亞洲研究列為國家重點，並有系統的以政策措施投入大量資源支持中國研究與漢語教學。胡珀博士的研究報告指出：80、90 年代中國研究計畫在澳洲大量增加，教授漢語的大學從1988 年的 13 所增加為 1996 年的 30 所。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及，現今澳大利亞的中國研究取得了優秀的成果，在許多研究領域都有傑出的學者，受到各界的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利亞在發展中國研究之初，由於相關研究、教學人才的缺乏，因此相當仰賴外國學者的支援。這些被澳大利亞延聘的外國學者主要可分為兩類：一、來自歐美研究體系的學者。二、來自華裔背景的學者。

這些來自外國的漢學家在澳洲發展漢學研究之初，作出了奠定基礎、培育研究人才等貢獻，並且形成了澳洲漢學研究中重要的力量。以澳洲中國研究的重鎮澳洲國立大學為例，1953 年澳大成立遠東歷史學系，即以來自英國的費子智（C.

P. Fitzgerald）出任首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³²1967 年費子智榮休後，由來自新加坡華裔背景的王賡武（Wang Gungwu）接任系主任，在他領導下的遠東歷史學系時常舉辦學術研討會，且邀請海外知名學者來澳訪問交流，讓澳大享有聲譽，王賡武後來更曾任澳大太平洋研究院院長及澳大利亞亞洲研究學會³³會長等重要職位，並於1982 年榮休。而在 1952 年成立的東方語文學院³⁴首任講座教授為瑞典知名漢學家華漢思（Hans H. A. Bielenstein），繼任者為同樣來自瑞典的漢學家馬悅然（N. G. D. Malmqvist）。1965 年來自香港的柳存仁（Liu Tsun-yan）繼任為講座教授，他在澳大任教將近30 年的時間，和來自英國任教於雪梨大學的戴維斯（A. R. Davis）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主導著澳洲中國文學研究的思路，其學生有當代著名的澳洲漢學家馬克林（Colin Mackerras）。³⁵

32 馬克林原著，劉明新譯，1997，〈澳大利亞的中國學研究〉，《世界民族》，(2)：78-81。

33 澳大利亞亞洲研究協會於 1975 年成立，中國研究一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1989 年在中國研究日益發展下澳大利亞中國研究協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正式獨立出來成立，

目前約有200 多名會員。

34 澳洲國立大學的大學部前身為墨爾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分校「坎培拉大學院」（Canberra University College），1960 年正式合併。爾後東方語言學院改名為東方研究學院，

1961 年成立中文系等四系，70 年代東方研究學院再度更名為亞洲研究學院，1983 年改組解散各系，成立中文中心等五個研究中心。

35 見何漢威，1983，〈澳洲國立大學的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2(3)：18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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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較著名的華裔學者還有如早期雪梨大學的劉渭平（Weiping Liu）、當代的雷金慶（Kam Louie）、何包鋼（Baogang He）、陳佩華（Anita Chan）、黃宇和

（John Y. Wong）等；而較著名來自歐美的學者還有如本文將深入探討的安戈

（Jonathan Unger）以及范乃思（Peter Van Ness）等。

胡再德所發表的《澳大利亞的中國學研究》，對於澳洲中國學發展的整體歷史有更完整的介紹。其間外國赴澳學者一直都扮演重要角色，至今更和澳洲本土的漢學家共同構成澳洲的中國研究團隊，一起創造了澳洲優異的中國研究成果。

那麼，這些來自不同背景的外國學者，他們的研究角度與關懷呈現出甚麼樣的特色？又他們和澳洲本土的學者有何異同？「澳洲」這個環境又是否影響到他們的研究？這將是本文要繼續觀察的一個重點。

第四節研究對象簡介

第一項安戈的背景簡介

安戈（Jonathan Unger）出生於 1946 年美國紐約市，現為澳洲國立大學當代 中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曾擔任中心所出版著名中國研究期刊The China Journal 的主編。安戈在中國農村的研究上卓有聲譽，作品同時能受到西方和中國、華人研究圈的高度重視。安戈的夫人陳佩華（Anita Chan）則在中國的勞工問題上有 許多深刻的研究，例如代表性的專書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中國勞工在全球化經濟下的被壓榨）³⁶，深入分析了當代中國勞工的困境，在各界得到很高的讚譽。兩人對於中國的基層社會、社經結構等問題研究上迭有合作，在中國研究領域內獲得很高的評價及知名度。

安戈在作品中常流露出對社會基層弱勢人群關懷的豐富情感。這當然與他具

36 Anita Chan. 2001.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M. E. Sha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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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性的性格也有關，在對安戈的一次訪談中³⁷，安戈即談到自己年輕時參加左派運動的回憶，並表示如果同樣的情況在今天發生他還是會不猶豫的投入。這種理想關懷的特性時常出現在他的文章中，並與他曾接受過的社會學訓練背景相輔相成。安戈對中國的認識建立在實際與相處生活的經驗上，因此能更深刻的體會許多華人的思考方式。他在柏克萊學習中國研究時即不滿足於只從理論、數據來認識中國的方式，因此才有旅居香港的決定，在實際與華人世界接觸之初，帶給他很大的震撼。安戈更有一位來自香港現在同為澳大教授的夫人陳佩華，，兩人時常在大陸共同從事研究觀察。安戈在第一次旅居香港在新聞社工作時，認識了陳佩華，進而結為連理，兩人也成為在人生及研究上支持彼此的伴侶。安戈在華人世界長時間的生活，讓他能提出許多對中國深刻的觀察，不管在國外或是中國大陸都受到重視。

第二項何包鋼的背景簡介

何包鋼（Baogang He）出生於 1957 年中國內蒙古的包頭市，目前為澳洲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國際關係學系教授。何包鋼在中國民主化的議題上在有很高的國際知名度，且是位相當多產的學者。除了在學術界的研究外也積極參與實踐事務，近年則以在中國推動協商民主研究的實驗聞名。

何包鋼是一位富理想熱情的學者，他推動中國民主化的理論及實踐均不遺餘力，並且活躍於國際舞台及公共場域，曾數次接受聯合國邀請擔任對中國項目的評鑑，也時常接受各國媒體邀請評論中國問題。何包鋼的知識背景以自由主義哲學作為基礎，1988 年即曾和同窗何懷宏、廖申白翻譯當代政治思想名著「正義論」³⁸的中譯本，而在日後何包鋼的文章中也時常出現對羅爾斯的引用或討論，

可見羅爾斯在其思想中的特殊地位。但何包鋼也曾自承，在個人思想信念上自己是在自由主義及平民主義（populist）間游移。在進入人民大學接觸到自由主義思想之前，年輕時代的何包鋼曾為當時在中國所流行的平民主義式基進民主論述

37 2008 年 12 月 15 日由筆者以網路電話連線的方式與當時身處香港的安戈進行了一次訪談。爾後於2009 年 4 月與研究團隊赴澳洲訪談了安戈和何包鋼及其它數位重要的澳洲中國研究學者。

38 作者羅爾斯（John Rawls）於 1971 年出版，英文名為 A Theory of Justice為當代自由主義經典書籍，引起巨大的迴響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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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迷。近年何包鋼則戮力於在中國進行協商民主的推動，除了在中國農村舉辦數次協商民主懇談實驗外，也在澳洲指導地方政府組織協商民主的會議，其積極參與的程度可見一般，是這個新興領域中最著名的學者之一。

第五節研究架構

第一項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文本分析法及深度訪談法，並以書信問答等方式作為輔助。文本分析幫助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生活情境，是一種研究在地化的方法。首先從既有文獻、紀錄去觀察研究對象所遭遇的問題及其關切，經由進入研究對象的情境來體會研究對象所遭遇到的問題、困難及可能的感受。下一步則是與研究對象共同答覆他想要處理的問題，回溯他問題意識形成的脈絡，亦即研究對象的問題意識史。³⁹

深入訪談則要求研究者進入受訪者情境，由受訪者帶領研究者去經歷受訪者所關切的問題，或可稱為「神入」或「移情」，本文所作的訪談在方法論上採用的是「口述歷史方法」。依Donald A. Ritchie的定義，現代口述歷史方法是「以錄音訪談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歷史意義的個人觀點。而口述歷史訪談是指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向受訪者提出問題，並且以錄音或錄影記錄彼此的問與答。」⁴⁰ 口述歷史方法以收集人們言談為主要目的，這種方法在人類歷史中很早就出現，例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便有以蒐集耆老言談的方式來寫作名人傳記，而古希臘史家希羅多德（Herodotus）也以蒐集人們對事件的敘述來寫作紀事。口述歷史雖然可能因記憶等問題有所失誤，但能避免強調文獻考證的學院式史學方法對歷史詮釋壟斷，並可取得許多珍貴的第一手資料⁴¹。雖然「口述歷史」

一詞在西方很早就出現，但是該詞和「訪談」的結合則是在一九四零年代的美國才開始普遍。歷史學家Allen Nevins於一九四八年在哥倫比亞大學（Columbia

39 參閱石之瑜，《政治心理學》，民國 88 年（1999），台北：五南出版。

40 Donald A. Ritchie原著，王芝芝譯，1997，《大家來做口述歷史》，台北：遠流。

41 鐘保賢，2000，〈口述歷史的社會意義〉，《當代史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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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創建第一座現代口述歷史館，並提倡口述訪談等方法在歷史研究中的使用。

Donald A. Ritchie 認為開展口述歷史計畫，應先決定欲建立的資料類型及目標，且應著重於發掘檔案、資料所未記錄的訊息。而在訪談的過程中，有可能會改變或需要重新評估原來的目標，並隨時因應情況變化訪談內容。在正式訪談前的籌備階段，訪談者應先熟悉針對議題或對象的既有資料及背景，並且最好能夠先與受訪者有過初步的接觸，並盡可能為訪談行程作完善的計劃。在問題設計方面，可分為開放性問題和有明確答案的特定性問題，理想上應將兩種問題混合使用。以開放性問題引導訪談，可讓受訪者在敘事思考時有充分的自主權，並有足夠的時間讓他們表達自己認為重要的資訊；而特定性的問題則可以得到事實性的資料，通常是針對受訪者在回答開放性問題時不清楚的部分提出。

而訪談者應扮演的角色，是個在方法論上有爭議的問題。Allen Nevins在哥倫比亞創立的口述歷史模式，要求訪談者盡可能的中立，並減少對受訪者的干擾，忠實呈現受訪者自身的記憶與表述。另外一些口述歷史學家則將訪談者視為有力的觸媒，承認訪談者的主觀性在訪談過中是不可避免的，並且需要對受訪者的敘述作出詮釋。Michael Frisch則提出訪談者與受訪者共同在訪談創作上負有責任的新觀點，認為受訪者先經自我詮釋提出敘述，而訪談者則再對此敘述作第二次詮釋。正式進入訪談後，Donald A. Ritchie認為訪談者應保持友善專注的態度，

也必須展現學術存疑精神，對疑慮之處要有思考判斷的能力。⁴²

筆者於九十八年四月二十一日在澳洲國立大學與安戈進行深度訪談，並在同月二十七日於澳洲迪肯大學訪談何包鋼。在正式訪談前，先以電子郵件的形式與兩位學者有過幾次事先接觸，告知本文研究旨趣及訪談方向，並請益學者在研究澳洲漢學問題上的建議，建立初步的信任基礎。另外，本次澳洲參訪還另外訪談了數位澳洲知名漢學家，希望能藉此更加掌握澳洲漢學研究的概況以及觀察澳洲

42 Donald A. Ritchie原著，王芝芝譯，1997，《大家來做口述歷史》，台北：遠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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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界的環境氛圍⁴³。在研究問題的設計上以開放式問題為主，在受訪者論述中較不清楚的地方再針對特定性問題追問。訪談的題目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學者個人經歷，請受訪者談談自己的學經歷以及相關的重大事件，例如選擇中國研究的原因、研究思考的變化以及研究經驗。另外針對學者敘述也對題目隨時調整，例如在安戈的部分詢問他造訪中國的經驗，而在何包鋼的部分則加強訪談他選擇停留澳洲時的心境。另外，亦有如澳洲或中國對當事者的意義這種測試性的開放問題，觀察當事者的第一反應及聯想。第二部分為學者對澳洲漢學研究的看法。這類問題除訪談無法從文獻紀錄上找到的資訊，例如澳洲漢學界的研究氛圍及學者社群的概況等事實論述外，也可從受訪者對澳洲漢學研究的評價及在當地從事研究的感受，剖析受訪者在當地的處境概況。最後，第三部分則針對學者個人的研究問題，以事先對學者的著作閱讀為基礎，在訪談時提出討論，並請教學者對研究議題最新發展的看法。

在實際與安戈進行訪談時，有幸能邀請到他的夫人陳佩華共同參與整個訪談過程。在對同一問題的回答上，有時可以觀察到兩人反應的差異。而遇到共同回憶的問題例如兩人認識的過程，也由於兩人的互動而使得氣氛能顯得更為輕鬆有趣。在與何包鋼的訪談裡，當正式訪談結束後，何包鋼仍熱情招待午餐，因此能在席間作更多的追問。此外，自澳洲返台後，筆者也持續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和兩位學者保持聯繫，並在信中確認訪談裡不清楚的細節。

第二項章節安排

本文試圖分別從微觀與宏觀兩方面，對個別學者深入研究，並對澳洲整體文化與環境觀察澳洲的中國研究。本文第二、三章分別介紹兩位學者的生平、學術

43 此次參訪共訪談十二位學者，分別為馬克林(Colin Mackerras)、鄧利傑(Luigi Tomba)、安戈 (Jonathan Unger)、范乃思(Peter Van Ness)、白杰明(Geremie Barme)、史林(Graeme Smith)、班杰明(Ben Hillman)、杭智科(Hans Hendrischke)、Louise Edward、古德曼(David Goodman)、何包鋼 (He Baogan)及陳佩華(Anit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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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遇及經歷。其次，本文將介紹兩位學者的研究思想的基礎架構及方法論並整理他們作品所呈現出來的特色，本文歸納出「中國轉型」及「農村研究」兩個面向作為比較議題，最後並對兩位學者的中國研究與其思想架構、境遇、環境等作聯結性的綜合分析。第四章將就澳洲中國研究領域中較具影響力的幾個方法論上的主張及整體學術環境氛圍作介紹，期能從整體性的角度分析影響澳洲中國研究多元性的因素及待探討的特色。這些觀點分別是地方研究（Local Studies）、後漢學

（New Sinology）以及歷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在各研究主張的介紹中，

將從代表性學者的觀點來討論，也藉此觀察澳洲漢學研究之特色。第五章本文將先對安戈及何包鋼兩人的境遇與研究再作一次整體性的綜合比較，期能發掘出研究者身份、研究論述以及澳洲之間的關係。在最後總結部分，則將議題再次拉回到澳洲漢學研究的多元性特色，並認為澳洲的漢學研究環境雖寬鬆多樣，但仍籠罩在某種西方屬性的薄紗之下，厥為薄紗下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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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安戈的中國敘事

第一節安戈的個人及學術經歷

安戈（Jonathan Unger）出生於 1946 年，在美國的紐約市成長，並在奧立岡讀大學，但他的大學時代並非主修中國研究。在安戈的大學階段適逢美國新左派運動興起的時期，青年時期的安戈也投身運動之中，和大學同學參與了反對越戰的左派運動團體。準備研究所時，安戈對於當時在美國資訊極少的中國產生好奇，因此選擇進入加州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從此開始他的中國研究生涯。爾後安戈決定實際接觸亞洲，在經歷一段旅行後選擇停留香港，並以《遠東經濟評論》雜誌社約聘記者的身份在當地工作。兩年後安戈決定再次回到學校，這次他選擇在倫敦大學主修政治科學。一年後安戈因故轉到薩塞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攻讀博士，並修習社會學，還參與校內關於中國教育研究的計畫，後來並再至香港以訪談的方式開始其中國社會及基層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後，安戈曾經先後在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以及荷蘭的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教過書。最後在時任澳洲國立大學遠東歷史系主任王賡武的邀請下，赴澳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任研究成員並成為該中心負責人至今。他在1987 年到 2005 年間擔任 中心出版的雜誌The China Journal主編，該雜誌在安戈以及同僚的努力下取得傑 出的成果，成為中國研究領域中相當重要的期刊。

雖然無從得知是否有更深層的幼年成長經驗引發安戈對中國的興趣，但起碼自大學時代起，並非主修政治的安戈，懷抱著理想參與的左派運動浪潮，正讓成為青年之後的安戈開始接觸到較多有關「中國」的想像。

發生於美國六零年代的左派運動浪潮，又稱為「新左派」運動，並產生了一批年輕的「新左派」知識份子。新左派運動是以大學生為主要參與者的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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浪潮，根據1960 年美國《幸運》(Fortune)雜誌的統計，約有 75 萬名大學生認為 自己是參與「新左派」的一員。⁴⁴ 新左派的訴求是對現實不滿的社會主義理想，

國內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黑人民權種族平等運動、美國參與越戰的殘酷畫面等都是新左派形成的原因。新左派對中國的充滿理想和同情，由於當時中國對外封閉，外國僅能從少許的官方資訊、新聞以及過去歷史記載來認識中國，在新左派的想像中，中國是個努力革新追求社會主義理想的新興國家。除了知識上對神祕的中國感到好奇之外，安戈對中國產生興趣的原因可能與此相關。六零年代作為大學生的安戈也參與在新左派運動中，如前所述加入了一個在校內的左派青年團體。安戈曾談到，當時他對中國感到興趣，是因為在美國沒有人真正知道當代中國的實際情況究竟是如何。雖然無法斷言安戈是一位左派學者，但他的日後的研究確實展現出普遍性的左派關懷，積極為弱勢者發聲。

旅居香港的經驗是辛苦的，安戈在香港的小報社裡只是論稿計酬的約聘人員，常需耗費精力熬夜趕稿，且薪資低廉只能勉強支付生活所需。但這也是第一次安戈能深入且長期的體驗華人文化，與華人互動，並且在這裡認識了日後的夫人陳佩華。安戈在一場露天電影放映會中邂逅了她，開啟了往後數十年陪伴彼此人生與研究的道路。日後兩人不僅共赴英國取得博士學位，並且在學術研究、任職、田野訪談、雜誌編輯工作一直合作陪伴彼此，並有卓越的成果表現。

安戈描述陳佩華教授是位思辨反應能力敏捷的才女，她在大學時代便嶄露出才華，並能說相當流利的英文。但大學時代的她原本主修的是地理，在認識安戈後才逐漸開始對中國研究產生興趣。她的個性直率爽朗，且和安戈同樣擁有理想熱情的性格。她的研究作品並不常套用理論來解釋研究，在訪談中她表示在議題選擇上，她去從事某項研究，是因為自己認為那件事是重要的。這種不套用理論

44溫洋，1988，〈美國六十年代的“新左派”運動〉，《美國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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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的方法和安戈是類似的，並且兩人都敢於批判及關懷弱勢。對她而言，中國是一個她想要盡一份力去幫助，但又不是十分親切的地方。在香港受教育成長的記憶中，中國被認識成是落後恐怖的地方，在中國文革期間還目睹來自中國的河川每天都會漂出幾具屍體到香港。受西式文化教育薰陶的陳佩華對中國的情感可能是複雜的，一方面她並不喜愛當代中國的環境條件，但又想為自己在中國受苦的弱勢同胞作出幫助改善。陳佩華對安戈的中國研究影響毋庸是很大的，而彼此的陪伴也讓許多辛苦的研究過程變得有趣。關於兩人在學術研究上的關係，將在本章第五節作更多的討論。

安戈在 1971 年旅居香港期間以報社記者的身份，帶著興奮與期待的心情第一次真正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形容這次的旅程所見讓他感到「震撼」。由於這是一次由中國官方人員所帶領的參訪，所以在旅程中並沒有太多的機會能與當地人作非制式安排的互動。物質及生活條件的貧瘠雖然已曾有耳聞，親眼所見仍直接衝擊他過去對中國的想像，而人民、政府、社會氛圍也和在美國時所想不同。雖然日後每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都有些不一樣的感覺與收穫，且也對中國近年物質文明飛快進步的速度感到驚訝，但安戈坦言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第一次造訪中國的旅程，不過後來中國的快速改變也讓他有很深的感觸，初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由於社會封閉，村民人山人海的聚集起來要看他這個外國人。但1990 年當他到雲南偏遠地區中的一個苗族村落做研究時，當地人們卻因習以為常的看到外人而不感到驚訝。也許這種巨大的衝擊經驗，也對安戈日後的研究論點顯得較為謹慎的態度有所影響，需要經過充份的實地觀察或訪談了解後才發表作品。

1987 年時任澳洲國立大學遠東歷史系主任的王賡武到安戈以訪問學者身份所在的荷蘭萊登大學作學術交流，會後兩對夫妻在安戈的家中一夜暢談交換想法後，安戈決定赴澳的契機從而開啓。對安戈夫婦相當欣賞的王賡武提出了邀請安戈與陳佩華至澳洲國立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的想法，爾後在兩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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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量同意下，欣然於1987 年中赴澳大開始了在澳洲的學術生涯。澳大提供了一個很好的研究環境，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安戈可以專心的從事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議題。澳大環境清靜雅適，其所在的坎培拉市是一個人為規劃的行政首都，僅有三十萬的人口。而著名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則是由數間相連的小木屋所組成的，

簡單開放的空間與其它著名的研究機構所給人的印象大相庭徑。學校所給予的壓力與規定也相對的較少，並且沒有很強的學科分門（discipline），在這裡作研究時所感受到的限制也比在美國時來的小。由於英語是澳洲主要的語言，因此在溝通上不會有問題。而同儕來自世界各國，也讓安戈與陳佩華兩人能良好適應，並沒有感覺到自己是外來者。

成為 The China Journal 雜誌的合作編輯是另一件安戈在澳洲研究的生涯裡 的重要經歷，陳佩華及安戈都曾先後擔任主編的職務，但該雜誌的編輯工作其實 較傾向合作編輯，並沒有很強的權力關係。The China Journal 1995 年以前的原名 為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澳洲中國研究雜誌），而這次的更名即為安戈及編輯夥伴所主導的決定。我們可以看到，兩個名稱最大的差異是在於

「澳洲」的字樣是否出現在雜誌的名稱上，故也是一次雜誌的再定位。雖然後來 事實證明安戈等人的努力及方向是成功的，The China Journal在學術界取得極佳 的成果，與The China Quarterly⁴⁵成為兩本在世界上以英語發行頂尖的中國研究期刊，但這次的更名過程中其實是有引起爭議，若干本地學者反對將「澳洲」的從刊名上消去。

整體而言，安戈的研究生涯大致順利，由於安戈早自七零年代起就在香港從事當時還很罕見的深入訪談研究，因此自始享有聲譽。安戈的研究生涯中有許多的旅居經驗，最後則在澳洲定居。但同時安戈與陳佩華也在香港有居處，常常會回到他們在香港的家。以安戈及陳佩華在澳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經驗視之，澳

45 創立於 1960 年，由倫敦大學亞非研究中心編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