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戈的中國轉型研究

中國近年快速的轉型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樣貌，在近年受到各界關切，安戈 也參與了有關辯論。在安戈的中國轉型研究中，主要還是以他對實際情況的訪談 觀察作為依據，在這個基礎上才更進一步的與理論對話，並對研究議題作整體性 與模式性的分析。

從農村研究及社會觀察開始，安戈在八零年代的研究正在整理社經結構運作 的變化，其中也涉及一些政治意義的研究。安戈在這段期間觀察中國農村發生的 私有化與去集體化的政策，包括對執行實際效果的報告，並認為這是中國農村在 八零年代所發生最大的轉變。在檢視這些轉變的過程中，安戈除了進行客觀的記 錄外，不忘關注弱勢者。有些貧困的弱勢者在轉型過程中，反而失去集體制的照 顧機能，又無力取得新的資源。他點出經濟自由化、私有化並不如一些西方學者 樂觀相信的全然美好，這裡確可感受他的左派傾向。除了農民之外，安戈也和陳 佩華一同注意到基層勞工的生活問題，將研究對象擴及公司企業，並從中了解轉 型情況。安戈在這類研究中對於中國政府的批評，是基於實際政策施行情況的了 解，就政策執行上的某些問題提出分析。這種批評不是基於某某理論信念，而是 針對基層民眾受到的實質影響，及對政策施行的瑕疵，不但批評並不嚴厲，其中 也讚許執政菁英改善人民生活之努力，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協助指出政策問題 之所在。此外，至於安戈對於中國轉型的個人偏好與立場，可透過1987 年的一

篇關於中國行政系統的文章⁵⁶捉摸，安戈同情中國國內主張行政透明的自由派，

並在文章的最末說：

「對我們這些所有共同關切中國政治自由的人來說，未來看起來似乎沒有給予太 多的保證。」

安戈表達了對中國政治能否更加自由的關切，但也提出短期內中國並不會有 太大政治改變的預測，因而有異於許多認為中國會因經濟發展而發生民主化的西 方學者。安戈雖然同意中國應該有更多的政治自由與開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安戈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幾乎從來沒有具體提到中國應該「民主化」。這就使得他 對中國政治轉型的態度值得進一步討論，可以先從引起西方學界極大關注的天安 門事件及安戈的觀察，來一窺更多安戈的政治態度 。

七零年代末期中國開始進入了所謂「改革開放」時期，在經濟上走向市場經 濟與務實開放等道路，同時在社會結構開始改變。在這一階段，外國學者逐漸獲 准進入中國進行非官方的參訪及田野調查等工作。目睹了中國在八零年代快速的 經濟發展及社會變動，引起許多西方學者關切的是，中國在政治上是否也能民主 化，甚至投向自由主義陣營的懷抱。然而就在以美國為首對中國走向新興民主國 家的樂觀氛圍中，爆發了在1989 年令世界為之震撼的天安門事件。對於許多自 由派、左派的西方學者而言，這個執政當局武裝鎮壓民眾示威的行動，無疑是對 他們想像期待的中國一次重大的打擊，甚至有遭到背叛的感覺。在此之後美國的 中國研究情勢有了很大的變化，而讓過去研究遭到嚴重挫敗的天安門事件，也因 此成為西方學者極為重視的一件研究議題。

安戈在天安門事件後主持了一個中國各省在天安門事件中情況的研究，並編 為書籍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中國的

56 Jonathan Unger.1987. “The Struggle to Dictate China's Administration: The Conflict of Branches vs Areas vs Refor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8):15-45.

前民主示威：各省報告）出版。本書各篇章主要採用參與觀察及訪談分析法，由 於許多作者在天安門事件期間居留於大陸，所以能實地參與觀察各省在事件間的 情況。安戈在這本書中指出，整個抗議運動事實上並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聲明或 訴求，例如領導的知識份子要求經濟轉型加速，而工人卻發現某些經濟轉型的訴 求會實質上不利於他們。高知識分子和勞工等階級之間存在鴻溝，受高教育的人 並不重視其他人，反而會鄙視其它被認為是知識水準較低的階級與團體。這些多 樣模糊的訴求，被簡化歸納為「民主」一詞；然而受訪者在被問及對民主的認識 時幾乎都不是西方所以為的一人一票之選舉民主。各種訴求內容及證據顯示，知 識份子要的並不是把政治的決定權下放給農民，而是要求必須要有監督政治系統 的力量。但安戈歸結大多數的示威者的確想要更多的自由，過去，共產黨決定了 一切生活的照顧及懲罰，人們的生活被官僚所控制，現在他們想要擺脫那些控 制。人們要的是類似西方「公民社會」不被國家所控制的社會組織，而非「民主」。 他們要的是政治的空間，要求政府能放鬆控制，讓共產黨的威權管制減少。抗議 在後期出現以「市民」一詞作為抗議者身份的精神號召，安戈認為該詞的使用近 於西方「公民」一詞的意涵。但此一意識仍是一個初步未經琢磨的概念，分散的 團體組織主要仍是以一種情緒性的反抗，對政府表達官僚貪腐、經濟蕭條以及政 黨對生活管制太多的不滿。天安門運動中人民的訴求，主要是政治放鬆、更大的 自治權及個人空間。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的人真正對何謂較好的政治體制及實質的 訴求內容有明確的想法，可說是一個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抗議運動。因此即使這 個概念的出現是朝向平民參與政治重大的一步，但如果中國要達到成為一個穩定 的非威權體制國家，還有很長且需要更多重大改革的步伐要走。

可以看到，安戈一方面支持且期待中國的政治能走向更自由開放，但另一方 面又澄清中國的自由派運動和許多西方人所以為的不一樣。不管在這篇研究或是 其它文章中，安戈並非明確的說出希望中國要「民主化」這樣的詞彙，反而對中 國將「民主化」這樣的樂觀推斷予以否證。安戈對天安門事件的研究反應，似乎

並不若其它西方同僚般的震驚，反映出他過去不預期中國政治將自由化的觀點。

至於安戈明確表達的中國應有更多的自由、開放，是和他所觀察到中國人民之願 望相同。從現有世界分類來看，安戈所偏好的政治制度確實較接近「民主制」的 模式，但從他極力避免使用中國應「民主」的敘事風格，安戈是有意識的要與民 主理論的支持者作出區別。用意可能在於避免遭人誤會，以為他支持西方民主理 論中特定內涵的民主體制。

安戈針對中國轉型的整體性、系統性的研究，主要是從 1994 年的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中國，統合主義與東亞模式）這篇和陳 佩華共同發表的研究開始的。該篇研究以對中國的企業、自治組織團體、各種協 會的觀察為基礎，研究這些民間社會團體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模式，推論國家 社會運作型態的走向。該篇文章有多次更新版本，並有針對相關主題的系列研 究，針對這個這個主題至2009 年最新的作品是 2008 編著的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社會組織與中國官方：競逐的空間）這本編著。

這系列研究的另一層對話意義是，究竟中國的民間社會是否形成擁有自主力量的

「公民社會」，因而便合於一些西方學者所期盼的民主推論。安戈與陳佩華認為，

過去幾十年學者慣用國家－社會－經濟的社會科學概念，已經很難再適用於九零 年代的中國。但有一個既存的概念是較接近且有助於了解中國當時的國家社會運 作方式，即「統合主義」（corporatism）⁵⁷。

在安戈的研究觀察中，「統合主義」儼然是轉型中的中國最常出現的政經、

社會運作模式，統合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組織及政府間需要共識與協調，決定 的政策須政府及社團配合執行。安戈認為統合主義是一種在威權或民主國家中都

57 Corporatism被譯為「統合主義」或「組合主義」，這是一種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的運作模 式。在這種型態的國家運作中，社會的各個領域被組織成數個代表團體，代表參與該團體成員的 利益。而政府透過與各領域代表組織團體的諮詢協調，做出決策並請組織配合執行。但統合主義 仍有各種不同的樣貌，主要以政府的主導力量之強弱來區分，依狀況不同政府和組織間會建立起 不同的夥伴關係。

可能出現的運作模式，然而過去一些社會科學的學者只將這個統合主義使用在西 方自由、資本主義的脈絡下。在日本、澳洲、英國傾向於社團須更對所屬成員負 責的自由式或社會統合主義；而在威權或稱國家統合主義的國家運作中，決策由 政府擁有主導力量，並對社會組織有控制的能力。安戈認為，當代中國使用統合 主義的背景，出自強大的黨政官員組成之網絡，是為實現經濟進步與統治穩固的 目標應運而生。然而這種統合主義在中國的發生，事實上是相當自然的，它走上 的是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模式。統合主義在東亞相繼被日本、韓國、台灣所使用，

高速發展與外在威脅並有的時期建立了強力的威權式統合主義。

安戈認為統合主義在東亞有兩個有利的條件，第一是各國在施行時都已建立

安戈認為統合主義在東亞有兩個有利的條件，第一是各國在施行時都已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