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歐洲育兒責任模式
第二節 南歐模式：以義大利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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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南歐模式：以義大利為例
在文化與社會發展層面，南歐國家地區重視家庭和家族、親屬連帶緊密的 特性，與東亞地區傳統社會大家庭模式相似，尤其家庭主義中以男性為核心地位 為基準的社會和就業保障制度。此外，高等教育與女性勞動參與率在晚期才開始 發展，以及面對工業社會和世界大戰後婦女加入勞動市場的增加，南歐地區國家 成為達到超低生育水準的地區(Sobotka, 2004)，也都是與臺灣之經驗相似之處。
然而屏除以上的相似點，義大利能夠代表南歐模式，除了家庭主義強烈特性 之外，另外便是宗教團體的影響力。在義大利育兒政策的發展過程中，因為國家 長期漠視育兒政策之需求而採取被動的姿態，相較之下，天主教教會扮演的民間 社會團體角色則積極許多，不論於早期對於孤兒、棄兒和貧窮兒童的幫助行動，
或是逐漸建立起來慈善育幼機構。又義大利在政策上給予地方行政區很大的空間 與彈性，加上喜愛兒童的家庭文化所衍生出的價值觀，有別於我國育兒領域長期 由歐美主流思潮與理論所主導的觀點。即便義大利並非以「男女平權」的立場制 定育兒相關政策，重視兒童發展和家庭參與的價值觀和型態，也值得做為借鏡。
壹、 家庭主義至上的「南歐模式」
南歐為歐洲南部的簡稱，其範圍包含伊比利半島、義大利半島及巴爾幹半島 的南部，南歐國家泛指沿地中海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及義大利，因其地理位 置大多靠近地中海，也被稱為地中海歐洲。南歐隔著地中海與亞洲、非洲相望，
自古以來與西亞和北非往來密切，同樣身為重要古文明之起源地；對於西方世界 而言，南歐更是孕育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以及確立了早期基督教社會的重要所 在，為西方思想與知識體系奠定了基礎。特別是義大利半島與周圍地區形成的義 大利文化，從古代至西元十六世紀為止，一直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同時也是伊特 拉斯、古羅馬、羅馬天主教、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運動的起源(Landau,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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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歐社會模式在社會保障和福利國家的獨特性問題，可追溯至 90 年代初期，
且這個爭論已經擴展至家庭模式和照顧體制。在 Esping-Anderson 的福利體制分 類中並沒有將南歐地中海沿海地區的國家特地區分為「南歐模式」，僅將義大利 納入保守的歐陸類型，對其他南歐國家則並未多做說明。直到今日，許多文獻對 於義大利、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否構成「福利資本主義的第四世界」或單純 為歐陸保守福體制仍有不同意見，南歐國家的主要特點包括：社會安全體系中的 統合主義狀態分布在就業和職業的基礎上，殘留式社會救濟計畫於各階層沒有一 個「正常」的就業關係，最後是強勢的勞動市場管制和家庭主義(係指作為家庭 核心地位的照顧者和作為團結基準與福利供給，以及在社會和就業保障下的男性 家計承擔偏見)(Karamessini, 2007)。由此可見，南歐因為政治、宗教與文化特色，
逐漸發展出片段、不完全的「拉丁圈」(LatinRim)模式的福利國家，「拉丁圈模式」
除了因為地中海地區乃拉丁語系圈，亦指未成熟的殘補式福利國家體制結合天主 教傳統中心角色所形成獨特的南歐模式(Leibfried, 1993; Rhodes, 1997a;
Karamessini, 2007)。
一方面與西德、法國比較，另一方面比較英國和丹麥家庭，Guerrero&和 Naldini(1997)在義大利和西班牙家庭的比較研究中，提出南歐家庭模式不同於中 歐和北歐的獨特性，包含以下行為和態度特色：不同世代長期生活於一個家戶中、
婚姻高度制度化、女性於正規勞動市場的低就業率、高連續性的女就業型態、家 庭導向的態度、重視兒童的價值觀、世代之間的義務關係，以及宗教導向價值的 重要性。Lluís Flaquer(2000)將南歐福利國家歸納出兩個特色，其社會安全特色之 一為沿著職業線的高程度破碎，希臘的情況更是如此，其中保險基金的資格和福 利差距極大，義大利和西班牙的福利制度也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破碎，而葡萄牙則 最不明顯另一個特色是，南歐福利國家沒有法定最低工資制度去保障個人和家庭 的收入。即便在西班牙和義大利的地方政府具有社會救濟的制度，然而一些地方 政府的計畫發展程度相當沒有規範，國家並沒有最後手段安全網絡提供人民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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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在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層面，南歐的「親屬連帶」(family/kinship solidarity)網 絡相當發達，高等教育與女性勞動參與相較於北歐國家而言發展時間較晚。此外，
南歐國家是屬於強調家庭價值的地區，即以家庭與家族自助為主，與北歐國家在 政策上的立意有所不同，政府支持體系較少，尤其兒童照顧服務體系更為缺乏，
其相關政策也相對薄弱。即便南歐國家的女性因為教育年限之延長，得以獲得經 濟自主性(McDonald, 2002)，但是因為南歐地區的國家缺乏對家庭提供之協助，
使得南歐國家的女性較難兼顧工作與育兒的重擔，導致生育率和女性勞動參與率 遠低於北歐地區的國家。歐洲不同地區發展之差異，被歸納為受到制度差異因素 和政策效果差異兩個因素的影響，前者係指女性就業和育兒相關政策的安排，後 者則是指政策施行對於生育率或女性勞動參與率影響的不同(Neyer, 2006)。
所謂「親屬連帶」特性乃源於南歐國家相當重視「家庭主義」(familism)，
即以家庭為社會系統中最基本之單位，假設家庭有能力發揮家庭功能，提供家戶 中所有成員的照顧，甚至是家族中任何親屬，並且能夠藉由密切連帶關係與強烈 義務之維持而展現的大家庭關係；主要是基於傳統農村社會時期，重視家庭團結 與鞏固，以及維繫大家庭的濃厚氛圍中所形成。Naldini (2003)於西班牙和義大利 家庭的研究中，以歷史的角度解釋南歐國家的家庭政策和現今福利體制的結構，
皆是受到了過去獨裁政體經驗和社會經濟背景的影響。同時也指出，南歐福利體 系的社會政策主張，是基於親屬連帶和家庭依賴的農村社會特徵上，使得傳統「男 性養家模式」(male breadwinner model)得以維持。因此，南歐國家的「男性養家 模式」的對象並非核心家庭，他所擔任的角色是針對大家庭，即為居住於一家戶 中代間和親戚之間的主要經濟來源對象(Lewis, 1992)。
透過國家公共政策對就業的支持與否，將照顧視為目的或手段加以區分，以 及福利服務提供的混和下，會產生不同的家計承擔模式。南歐福利國家體制被 對應為男性為養家者(male breadwinner)，而女性為家庭照顧者(care giver)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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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其中以義大利和西班牙為代表(黃志隆，2012)。然而，以男性為主要保 障對象的福利政策，照顧工作被認為是女性之責任與義務，視女性為照顧者角 色的福利體制，德國、英國和愛爾蘭等歐陸國家也如此。只是這些國家雖提供 保障，但女性必須依賴有工作的另一半才能領受相關福利，因此女性多從事無 給薪或是部分工時之工作；南歐國家的情況則是對於給薪、無給薪的工作女性 所提供的保障皆很少(黃曉薇、劉一龍，2009)。
要將南歐福利體制中的男性養家模式與歐陸福利體制有所區分，必須先釐清 南歐國家歷史脈絡中，其國家、市場與家庭之間的關係；再從性別與代間的觀 點，納入家庭與兒童的關係於社會政策分析中(Naldini, 2003)。由於以南歐國家 為代表的親屬連帶模式，其特點在於將家庭相關的社會政策和法律，置於親屬 網絡乃社會保障主要資源的基礎之上，國家僅在家族/家庭功能失靈後介入，因 此，家戶與家族成員在此模式中，具有高度的連結凝聚力。根據 Minquez (2004) 的研究，西班牙、義大利和希臘屬於歐陸保守福利體制，而家庭主義(傳統家庭 之控制地位)存在於家庭關係和公共政策，成為定義南歐福利國家的一個特色，
使南歐福利體制中的男性養家模式能夠與其他國家形成區別，例如德國、奧地 利和荷蘭。南歐福利國家的體制特點，塑造了就業和家庭政策，讓步給由家庭 主義(家庭之團結和依賴)為特色的家庭經濟模型，其中男性養家模式已經轉變 為定義家庭公共補助以及就業政策的主要指涉對象。
Minquez (2004)也指出，在南歐國家，過去獨裁政權的經歷使得家庭政策的 設計明顯地有保守傾向，包括財政政策、家庭保護，以及兒童和老人服務等。
雖然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體制已經現代化，但是過去獨裁政體下存在已久的意 識形態和確立的制度，始終影響著家庭政策的方向。此外，Ferrera(1996)在探討 南歐國家福利制度時提出「南歐路線」(southern road)的概念，首先從歷史進程 角度，南歐國家社會政策發展時間較其他歐洲國家晚，可謂福利國家之後進者；
其次，從政治制度層面觀察，南歐國家之福利制度發展較不完善，加上社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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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層次(local level)上，使社會福利方案淪為政客與 社會團體交易之籌碼。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Ferrera (1996)；黃曉薇、劉一龍(2009).
南歐國家的福利體制呈現不完全發展、片段、混和及地區主導的特色，可以 從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的例子看出端倪。義大利於 1948 年後，各政黨破碎、片 段式的意識形態框架底下已經開始朝向民主的過渡，使其難以實現家庭政策在 政治監督和立法下自身所核准的方案。因此，政治進程之侍從主義和輔助性的 結果被介紹為義大利福利國家的習慣性作法。在 Naldini(2002)的研究中指出，
義大利和西班牙福利國家在第一年向民主過渡時，設置了過去的政治和意識型
義大利和西班牙福利國家在第一年向民主過渡時，設置了過去的政治和意識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