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7
條款的網站，如何實踐創用CC 精神，同時保障寫作者權益？
對於此項目，本研究思考的是，群眾集資平台作品著作權歸屬如何？平台如 何保障提案方的權益？採用授權條款為何？若是網站採用CC 條款，實務運作為 何？
在產製流程中，本研究以上述八類面向：提案者發起動機、審核與限制、資 助款項流動、記者角色與心境轉變、提案行銷與宣傳、去中心化的社群互動及參 與式文化、提案回報、授權與著作權等為基礎，探討國內新聞集資者自籌資期、
提案集資期、執行期至結案的計畫運作過程。
參、兩種產製過程的比較
比較市場導向新聞業（market-driven journalism, MJ）與群眾資助新聞業
（crowdfunding journalism, CJ）新聞產製模式，兩邊的外部環境，即處在相同的 文化、法律／規範、科技社會環境下。不過前者模式中的媒體公司新聞部門下的 新聞工作者是領人薪資的員工，上有主管、公司資產擁有者／投資者；他們的內 容產製構想需要獲得同事、上司甚至是管理階層的首肯，並且需要依循新聞、商 業規範，也就是公司的組織文化產製新聞。而在以 Spot.Us 為例的 CJ 產製過程 中，提案方只要加入群眾集資網站，通過審核成為會員即可發布新聞提案或是根 據網站上的線索提案，且該提案只要不違反網站規定並獲得群眾支持門檻，即可 執行報導計畫。執行過程中，參考的是社群成員的意見、提案時所列計畫內容，
且不違反網站規定。
在上述過程中，MJ 模式下的新聞工作者產製報導需符合新聞、商業規範。
對於媒體組織而言，新聞規範是盡可能讓絕大多數人瞭解當前發生的重大事件；
商業規範反映的是在一段時間內爭取利潤的極大值，好讓投資者短期內獲取最大 報酬。對於新聞工作者而言，新聞規範代表的是個人的專業倫理規範；商業規範 則代表不違反公司投資者利益。新聞和商業規範形成的組織文化指導媒體企業運 作以及新聞工作者日常的新聞抉擇。不過，大多時候主掌從發現、篩選到確認報 導產出與否的並非新聞工作者個人，而是遵從整個媒體企業決策的新聞部門。
CJ 報導資源來自新聞集資平台以及支持者，新聞工作者只需要向他們負責，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8
商業規範並非考量。 群眾集資平台方通常是低限度的要求（如前文曾提到 Kickstarter 和 IndieGoGo 平台不願成為提案內容守門人的角色），或是如 Spot.Us 設置「同儕審查編輯」以平衡站方不干涉內容又期待產出一定品質的內容。無論 如何，CJ 少了商業規範的包袱，把關者組成也更多元。
比較MJ 和 CJ，先不論報導資源是否到位，在提出報導主題線索時，MJ 模 式的商業規範先過濾掉和公司營利目標背道而馳的敏感話題。重要的收入來源來 自廣告主而非消費者，意味增加利潤的方法是生產出一種成本最低而吸引力最大 的產品──即遵循「最小公分母原則」（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因為消費者 沒直接為新聞付費或是付費很少，媒體新聞部門產製一種只吸引少量極有興趣的 消費者的內容產品不符合成本效益，因此自然內容偏向廣泛而非深入（McManus, 1994／張磊譯，2004）。相對於 MJ，CJ 獲得一定數量的公眾資金支持便能產製 一篇報導（視報導計畫資金需求），取材有機會深入被主流媒體忽視的議題。不 過CJ 模式的題材也有可能受限，比如得先公開提案尋求資源，如此一來必須秘 密進行的調查報導就會有提前曝光之疑慮；相較之下，MJ 的新聞抉擇發生在內 部新聞編輯室中，閱聽眾在報導發布時才知道媒體公司產製怎樣的新聞。
新聞產製資源獲取來源上，CJ 模式仰賴群眾集資平台的「資助」機制，MJ 模式中則是在投資者、廣告商以及新聞消費者市場上獲得所需資源。Aitamurto
（2011）研究指出，CJ 模式的資助方可能基於利他主義參與群眾資助新聞產製。
然而對於MJ 模式而言，若媒體企業新聞部門只接受平均水準利潤的買賣與資本 家的核心信念衝突。資本家認為，從自身利益出發而非從利他主義出發，更能保 證社會的普遍利益（McManus, 1994／張磊譯，2004）。
市場新聞業的基礎理論在於，市場中的公眾擁有新聞產製主控權：決定什麼 是有價值的新聞以及怎樣報導新聞。新聞業被置於同樣適用在其他產品、服務的
「市場機制」之下，「市場機制」下期待產品成本穩定甚至降低，同時質量不斷 提高。不過並不是所有產品類型在市場都能運作良好（McManus, 1994／張磊譯，
2004）。以此觀點，CJ 模式的「資助」機制也是一種面向社會大眾的「市場」，網 站使用者在群眾資助平台選擇資助對象。因此，MJ「市場邏輯」的弊病也可能發 生在CJ 模式中，如前述 Hunter（2015）擔心記者花很多心思吸引閱聽眾，可能 使得群眾資助新聞提案淪為人氣競賽，有價值的報導反倒未受資助而失敗。雖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9
如此，至少CJ 相較之下顯得平等和開放，不僅參與門檻降低（無論是內容產製 者／提案方或是投資者／資助者），提案時也將執行計畫內容公諸於眾。
在新聞產製過程中，誰掌握最大的權力？MJ 模式下，考慮到美國的法律、
文化和科技環境，McManus（1994）認為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重要投資者和企業 擁有者；在 MJ 模式的四個交易夥伴──消費者、廣告商、新聞來源和投資者之 中，只有最後一個才是真正的老闆，影響力大過其他三者。相較於此，CJ 模式的 記者在工作時，背後支持力量則由媒體組織轉變為群眾；也因為如此，原先只須 負責採寫工作的報導者可能直截面對市場，不同於MJ 模式下由媒體經營主管、
廣告銷售部門面向市場。
在MJ 模式中，終端是消費者，消費者用注意力換取信息；更進一步的，當 消費者在付出時間成本之前，會評估回報的質與量再選擇新聞產品（McManus, 1994／張磊譯，2004）。但這樣的參與也僅現於內容產出後，也就是說閱聽眾在 有限的範圍內選擇或是內容刊登後的參與討論。CJ 模式中，任何形式的參與提 案方被稱作社群成員，除了提供新聞線索、資助提案方，在產製過程中，參與者 還可以分享知識、協助完成報導任務，Aitamurto（2011）便認為社群中的「貢獻 行為」締造記者與支持者之間的強連結，反映CJ 模式的新聞工作者與閱聽眾的 關係更加緊密，也顯示CJ 模式想像閱聽眾的角色可以更加積極。
MJ 模式下，閱聽人只要付出注意力時間或極少的成本，就可以交換到媒體 內容；在CJ 模式下，閱聽人則是透過資助款項交換／購買媒體內容。CJ 模式下 的資助者還可能收到報導者的感謝函或是名列感謝名單等，尤其透過回報型群眾 集資，更能交換到額外的實體物品，像是提案方為吸引資助者製作周邊產品；或 是資助者也能獲得無形回饋，如助人滿足感、與他人連結的社會關係。
最後是身分變化。透過CJ 模式進行報導產製的新聞工作者，從提案開始就 得面向可能是資助者、參與者、潛在閱聽眾的社會大眾，他們得自行宣傳、寄件、
與群眾集資平台間簽署合同、保留社群時間和外界互動。Cohn & Peters（2011）
認為CJ 模式下的新聞工作者必須具備「新媒體技能」和「新媒體思維」，這和以 往政府、政黨、家族甚至企業掌權的媒體環境有很大的不同。
綜合以上，兩模式比較表格如下：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1
表 2-1 MJ 與 CJ 新聞產製過程比較表
項目 MJ CJ
交換與獲得 付出注意力時間或極少的成 本，就可以交換到媒體內容
透過資助金交換／購買媒體內 容，還可能收到額外實體／非 物質回饋品
報導者面對閱 聽眾的時期
採訪階段、完成刊出，但非直
接面對而是透過成品 從提案到完成計畫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相關文獻製表
由上述比較可知，CJ 產製過程特點結論如下：
記者身兼數職：提案者不見得是專業新聞工作者。除傳統記者角色外，
新聞集資者還得面對行政、社群、市場等工作。
「組織裡的新聞編輯室」朝向「社會裡的新聞編輯室」：新聞編輯室從
「組織裡的新聞編輯室」朝向「社會裡的新聞編輯室」。編輯室的把關、守 門由報導者、平台（編輯）、資助者分擔，報導人執行過程中參考社群成員 的意見、提案內容，且不違反平台規定。
提升新聞工作者的內容掌控權：比起MJ，CJ 提案提案方／群眾資助新 聞工作者對於內容產製過程擁有較多掌控權。內容題材雖可能因市場機制重 蹈MJ 覆轍，不過較有機會深入議題和報導主流媒體漠視的題材。
社群互動及參與式文化：報導者／提案方從提案至結案都得面對閱聽眾
／資助者，「貢獻行為」連結提案者與閱聽眾，兩方的信任、聯繫強度影響計 畫的成案與執行狀況。
產製過程更為透明、開放與平等：在產製過程中，無論是內容產製者／
提案方或是投資者／資助者參與門檻皆降低；計畫內容、資金運用也在提案 時公諸於眾，並且在平台更新後續執行狀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