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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研究主要發現
weReport 開啟台灣群眾資助新聞發展，至今屆滿五年。綜觀發展情形，在台 灣，若以十組參與新聞集資的提案者計，約有六組是公民記者、各兩組是自由新 聞工作者和新聞組織工作者14。然而提案方背景組成占最大比率的公民記者無論 是獨立或是團隊作業，集資成功的情形遜於其他提案方類別。身分是上班族、學 生或退休人士的公民記者利用業餘、閒暇時間從事內容產製集資計畫，可能因較 無新聞產製經驗的關係，要花較多心力投入才能獲得足夠的目標款項以及完成計 畫。
除了網站服務條款、資助方和平台方的守門與把關，公民記者執行過程中大 多自行摸索如何產製新聞，依照自己對記者的想像「成為記者」。因此，如何提 升這群有志之士產製新聞知識、能力進而優化內容質量，是致力群眾資助新聞發 展者應該思考的面向。
公民記者是非營利新聞集資平台weReport 訴求對象之一。為避免資源排擠，
weReport 甚至排除主流、商業媒體編制內的全職新聞工作者成為提案主，提案機 會僅開放獨立新聞組織工作者，或是一般公民，從前述數據分析可知「傳播媒體 組織」提案方籌得金額占總金額36.9%，為各類別中最多，weReport 擔心不無道 理。weReport 設置「平台基金」挹注一定條件下提案未達標的不足款項，可減輕 公民記者提案方的籌資負擔。然而，除了財務支援，平台方也初步注意新聞專業 養成、技術培育並進。例如 weReport 所屬的優質新聞發展協會每年舉辦「調查 報導工作坊」，並在年末出版主題書籍與茶會；SOS 則有內部的作者聚會，交換 提案心得。不過這些活動多偏向整體新聞業或大方向主題式的探討或是交流聯誼，
少見以新聞集資產製為中心發想的定期、持續活動或資源連結。即使有類似活動，
少有數場活動承接和連貫規劃，以及聚焦在新聞集資社群的交流或經驗傳承。
14 依據本研究資料分析並且排除無法判別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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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新聞集資圈「公民記者發起方為大宗」之情形，回到國內新聞傳播 界的發展脈絡上，傳播學者陳順孝（2009）提到公民媒體由上而下，藉由群眾智 慧和集體力量分進合擊，形成公民新聞傳播體系，逐漸與大眾傳播體系分庭抗禮。
另外呼應群眾資助新聞起源在於期待「替台灣非營利新聞業與調查報導找尋出 路」，研究者認為國內的新聞集資發展可以加強在既有公民新聞傳播的「經濟支 持角色」，例如集資平台與公民記者集散地《Peopo 公民新聞平台》能有更緊密的 連結，或是Peopo 嵌入金流系統。事實上國內近期已出現類似平台──《串樓口》
2016 年成立，關注地方新聞，期待透過中央平台串聯地方媒體產製內容，平台上 的每則報導都可以透過內嵌的「文章贊助」機制獲得讀者的資助。
另外是與學校教育的連結。本研究將傳播科系學生提案者視為公民記者一類，
根據資料分析，此類背景發起方之提案占整體集資案14.2%。群眾資助新聞中的 提案如同一小型創業，與傳統新聞學內涵有許多的差異，比如過去少有討論「記 者如何界定與資助者間的關係」，因為記者並不直接面對資助方。如今創業新聞 學課程成為美國傳播教育的趨勢，台灣也開設類似課程；除了敘事技巧、數位工 具使用、洞悉商務環境等，在這類課程上，也應該包含探討利益衝突的專業倫理 問題（陳順孝編，2015；Hunter, 2015）。
數據也反映，傳媒組織工作者／團體發起方之提案占 14.7%。綜觀這 32 則 提案，多是非營利媒體、新創媒體或是紀錄片拍攝公司等工作者發起，傳統商業 新聞媒體尚未積極投入新聞集資領域。weReport 雖然為避免資源排擠，限制提案 身分為非主流、商業媒體新聞工作者成為提案主，不過他們期待媒體組織參與方 式是成為提案方的資助者，可以和公眾分攤一位特約記者薪水，如同 Cohn &
Peters（2011）提到，新聞組織可以群眾集資增加聘用特約記者的機會。不過，傳 統商業新聞媒體目前頂多成為集資新聞作品的刊登管道，還沒視其為產製過程中 的財物來源之一。
五年來的新聞集資圖像，還觀察到的是「新聞集資因社會運動熱潮推向高峰」。 2014 年三一八運動發生後，出現 11 則與運動相關的新聞集資案，有近 1.5 萬人 資助，籌得占歷年約10%資助款項，顯示重大社會議題不僅帶動提案主題偏向，
也容易獲得群眾傾囊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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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約1/3 提案涉及國外事務，及六大洲、24 個國家和地區。單一國家之 外也有區域、跨國甚至跨洲，或是涵蓋多國之提案，內容方面包含嚴肅題材如政 治經濟、環保議題，也有旅遊、行腳記錄計畫。又根據資料分析，若提案內容地 理範圍涉及國外，達標以及結案比率會低於地理範圍只在台灣的提案。顯示雖然 是國內的集資平台，但至少有三成提案的發起方甘冒於更大的風險到國外取材，
不僅豐富了國際新聞使得整體新聞集資題材更加多樣。
新聞集資也是長期追蹤議題、報導主流媒體忽視議題的可行管道。歷年集資 案中，約有十組提案方日後發起同前次計畫主題的持續報導或是相關主題延伸。
以發起最多次提案的宋瑞文為例，在「台灣與日本同志運動報導」專欄中，他自 知目標閱聽眾是同志族群或是議題關注者，因此在報導撰寫角度上不用顧慮一般 民眾接近議題的門檻。當前的同志新聞大多討論婚姻平權，但他書寫變性手術的 術後治療、身心障礙同志，是同志議題中又較少受關注的題材。《眉角》雜誌則 是籌得一年、六期製作刊物費用，每期花費二至三個月時間探討一項社會議題。
顯示在即時新聞洪流下，群眾資助新聞能放慢報導者和內容的腳步，以多元角度 且深入探討新聞事件。
上述是以整體新聞集資面向的研究發現。另外研究中也藉由深度訪談檢視國 內群眾資助新聞產製流程，分析此新興產製模式對新聞業、記者工作型態有何影 響或變化。以下就提案方、平台方與資助者互動關係，提出其中特色：
（一）提案方
在集資開始，「集資流程簡便、獲得理想款項」是受訪者普遍選擇集資 平台的主要考量，包含平台性質、介面（非營利、可靠的、直觀操作、手續 簡便）、平台具有集資以外的服務（如行銷）、經濟效益（節省經費、開收據 抵稅）等。
相較於文獻資料，擁有新聞媒體從業資歷的受訪者幾乎沒有重新協調職 業認同，或是發生專業倫理和商業利益之間的衝突。推測原因是由於這些提 案者年紀普遍在40 歲以下、資歷 10 年內的新聞工作者，熟悉網路作業，他 們對新事物的包容、接受度也比較高。此外，受訪提案組之提案方組成恰恰 都是小規模（個體戶或如《眉角》五人規模的小組織），他們追求新聞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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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於商業利益，所列的提案預算多是成本價，甚至有入不敷出後自掏腰包的 情況。
一位因為資金短缺採用集資補貼開銷的報導者，並非提案列出企畫後就 等著預期資金落入口袋。執行過程的關卡包括：首先得擔心時限內能不能籌 得預期款項，若能達標，如同向來自四面八方的群眾「預支現金」，提案者 又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產製符合這些金主們期待的成品；而在採訪過程中，
也可能因應實際狀況變動報導走向。有些提案者更是全職投入計畫，也會擔 心付出不及所得，加上提案者近九成是初次提案，缺乏經驗，種種的不確定，
使得他們備感壓力和焦慮，這些都會是執行過程中的阻礙。
誠然，在傳統新聞產製過程中也有其他限制和不確定性，但集資者因為 身兼多職或在產製過程中具備多種角色，如Hunter（2016）形容，群眾資助 新聞計畫執行者，負擔工作量猶如具有第二份全職工作。不過提案方身兼數 職的情況，目前已有規模較大的集資案發展成「編營分離」形式，或許隨著 集資環境發展成熟，有更多工具和平台服務可以減輕提案方的負擔。
新聞產製從表面上看來是在特定場域內展開，具有一定獨立自主性，但 實際上，產製過程中受到新聞場域內外各種因素影響和控制。傳統媒體新聞 產製面臨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受眾勢力和新聞組織內的約束，但在新聞集 資模式下，這些勢力得以排除，甚至瓦解了。曾慶香、王超慧（2014）指出 新聞集資計畫只要選題在國家政治、社會和文化條件的框架內，並能獲得少 數人的資金捐助便得以產製報導，因此基本上可以擺脫政治、經濟、媒體組 織權力的束縛，並一定程度上擺脫公眾宰制。
雖然有些學者擔心群眾資助新聞淪為「有償新聞」，但至少在台灣的發 展歷程中還未有此爭議。研究者則認為，一方面多元的資助群眾背景組成稀 釋個別或少數資助方影響內容產製的可能，另一方面則是考驗提案方要如何 滿足讀者對內容的想像，於是有如《眉角》舉行「讀書會暨開放編輯室」納 入讀者意見的權衡機制。
如果說在市場導向新聞產製過程中，報導者必須無時無刻對抗新聞產製 過程受到市場力量制約的影響，那麼就不難理解報導者為何寧願身兼多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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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擁抱集資產製中的種種限制和不確定性──不過圖的是報導自由度、降 低完成報導的急迫性、有更多時間追蹤議題以及提高與人的互動機會──這
多工擁抱集資產製中的種種限制和不確定性──不過圖的是報導自由度、降 低完成報導的急迫性、有更多時間追蹤議題以及提高與人的互動機會──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