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問題意識
第一節 反思的出發點：君不信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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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問題意識
第一節 反思的出發點：君不信臣
本文所要探討的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對於中央集權的反思。雖然中央 集權是一長期發展的趨勢，然而黃顧王三人為明朝遺民，他們的反思所根據的最 直接的事實經驗理應來自於明朝。因此，如果要追尋他們反思的出發點，還應先 探討他們眼中的明朝為如何。如今學界一般認為明朝作為中國歷朝中央集權的高 峰的標誌是廢除宰相，那本文不妨先從廢相入手。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的〈置相〉1篇中探討了明朝廢相的問題，他有言「有 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並提出了一個歷史情境來進行說明。此情 境內有三個角色：一是「閣下」，即內閣；一是「宮奴」，即司禮監；一是「人 主」，即皇帝。他首先指出「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
曰：不然」，這一反問句是為理解黃宗羲之後所要闡述的歷史情境的重要關鍵。
黃宗羲所要表達的是，雖然沒有了宰相之名，但卻可以有宰相之實，由於黃宗羲 使用「或謂」兩字，這表明他認為一般人認為這是掌握在內閣手上，然而他認為 實際上並不如此。隨後他指出內閣只是「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也就是 只作秘書工作，並非是宰相般的工作，他更進一步指出「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
今之宮奴也」，具有宰相實權的反而是宦官，更準確一點講應是司禮監。而其原 因為「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條，
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
黃宗羲的觀察並非空穴來風，參照《明史》的〈職官志一〉2便可知。明朝廢 相，「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 貳之」。而內閣的前身是「殿閣大學士」，起初職權只為「詳看諸司奏啟，兼司 平駁」、「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由此可知，洪武廢相後，主持政府工作的 職權由中書省分散在六部，然而政務的總理工作仍然不可能消失，因此需要皇帝 親自擔負，在工務繁忙下，皇帝設立了龐大的秘書顧問班子來協助，但此時並未 成一機構。
「成祖即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職文淵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務自
1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置相》（臺北市：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 年），頁 42‐44。
2 張廷玉等撰，《明史．職官志一》（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第二冊，卷七十二，頁 1155‐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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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始」，從此，這一皇帝的秘書顧問班子才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內閣」正式成 立。不過，「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
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此句「然其時」之後的陳述，意就在指出此後皆有 的變更，造成了內閣會演變成看似具有宰相的實權。「宣、仁兩朝，大學士尊榮 益加，尚書入閣，內閣並配置中書舍人，於是閣員基於其正職和皇帝的尊寵，得 以「專制諸司」。而之後的「關白」制度，指的就是「票擬」。仁宗時，由於體 弱多病，少與閣臣見面，於是開始了以書面問答來詢問國政的形式，到了宣宗逐 漸形成慣例，所有章奏先進呈皇帝，經御覽之後，發交內閣，由內閣檢閱後，擬 具辦法，附以意見，以紙條墨書貼於書面，進呈皇帝。如所擬當意，皇帝便以硃 筆就所擬議批於原疏，然後發交各部該衙門遵行，此為「票擬」，亦稱「條旨」3。 由此可知，內閣掌握宰相實權的原因，是基於皇帝的尊寵和能夠代皇帝批答章奏 的票擬制度。
〈職官志〉指出「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真宰相，壓制 六卿。然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明代章奏 在內閣與皇帝來往的過程中，都是由文書房進行傳遞4，而文書房是由宦官擔任的 司禮監管領，司禮監擁有「批朱」的功能，「每日奏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 眾太監分批遵炤（照）閣中票來字樣，用朱筆楷書批之，兼有偏旁訛化者，亦不 妨略為改正。」5，也就是協助皇帝對票擬進行批改。由此可知，司禮監掌握「相 權」之原因，如同內閣，即是因為皇帝之尊寵和代批章奏之權。
黃宗羲之所以提出內閣、司禮監、皇帝三方角色的互動，是要說明宰相的職 權需要不會因為宰相職務的廢除而消失，因此實質存在的相權要不落在內閣身上，
要不落在司禮監身上，而他所要批判的是後者。那麼司禮監得以竊取相權的原因，
黃宗羲則有所論述：
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 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 法司；其他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為奄宦奉行之員而已。6
3 張治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台北市：聯經，1992 年），頁 77。
4 「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聖諭旨意御批，具由文書房落底簿發」，張廷玉等撰，《明史‧
職官志三》第六冊，卷七十四，頁 1214。
5 明宦官劉若愚撰，《酌中志‧內閣衙門執掌》（台北：偉文圖書出版公司印行，1976 年），卷之十 六，頁 278。
6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奄宦上》，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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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認為司禮監挾持了六部來控制朝政，並且他在後文申言：
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後可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
牽挽相維。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 不能與廷臣一見，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
黃宗羲特別點出「毅宗」，即崇禎皇帝，對於宦官「始而疑之，終不能舍之」，
顯示了黃宗羲認為比起士大夫，皇帝更加傾向於信任宦官，並且點出了宦官之弊 並非是皇帝毫無察覺的，只是「終不能舍之」。那也就是說，皇帝本意並非是毫 無反省地去信任宦官，而是在一種無可奈何的情境底下作出這樣的選擇，而從另 一側面來看，黃宗羲也在指出皇帝亦是在一種無可奈何的情境底下選擇不去信任 士大夫。
那麼，這一種無可奈何的情境是什麼呢？黃宗羲所作出的解釋相當令人費 解：
人主以天下為家，故以府庫之有為己有，環衞之強為己強者，尚 然末王之事。今也衣服、飲食、馬匹、甲仗、禮樂、貨賄、造作，
無不取辦於禁城數里之內。而外庭所設之衙門，所供之財賦，亦 遂視之為非其有，嘵嘵而爭。使人主之天下不過此禁城數里之內 者，皆奄宦為之也。
黃宗羲對於「人主」並沒有採取一種非常嚴格的道德標準去審視，相反地，
他的標準是非常寬鬆的。他指出人主「以府庫之有為己有」，即把國家財政收入 當作私產，再「環衞之強為己強者」，即把國家兵力當作私人武裝，這種公器私 用的行為，黃宗羲認為還算是曉得末流之治理之道。而接下來的論述，按照正常 文章邏輯結構的標準，黃宗羲便必須闡述還有比「公器私用」更加不上道的行為，
而人主這樣的行為是造成司禮監把持朝政的原因，而我們不妨先採取這一標準來 解讀黃宗羲接下來的論述。黃宗羲指出在當時的現實環境下，皇帝的消費，「無 不取辦於禁城數里之內」，而在「禁城數里」之外的「外庭」所收取的「財賦」，
皇帝卻當作並非其擁有，而且「嘵嘵而爭」，而皇帝的這種心態，卻是由宦官造 成的。採取上文所提出的標準來解讀的話，我們可知黃宗羲認為不把天下財富當 作自己財富，並且去「嘵嘵而爭」的心態，是比「公器私用」的心態更加令人不 齒；而這種心態由宦官造成，並導致皇帝信任宦官，遂有司禮監把持朝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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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上的解讀，可知黃宗羲將天下分成兩個場域，一是「禁城數里之內」，
一是「外庭所設之衙門」。按照黃宗羲提出的「末王」之標準，皇帝起碼要將這兩 個場域視為己有。那麼這就表明，黃宗羲所要批判的是皇帝把「外庭」視為他者，
也就是隱喻了將外臣視為他者；而只把「禁城」視為己有，也就是隱喻了只將內 臣視為己有。那麼，「禁城」與「外廷」之對立，實是隱喻以皇帝和宦官所組成之 集團與士大夫組成之集團之對立，那就能夠解釋黃宗羲所要表達的「無可奈何之 情境」為何了，也就是皇帝並不把士大夫視為與自己利益相共，而是與自己利益 相反，那就只能信任宦官了。將廢相後之問題以君不信臣作為原因，並非黃宗羲 一人之論述，王夫之亦有。
王夫之對於明朝廢相論述，集中表現於《尚書引義》的〈立政周官〉7中。他 指出明朝學習周制三公六部而廢相是錯誤的判斷：
師《周官》而一天下之權歸於人主，禁制猜防，上無與分工，而 下得以避咎，延及數傳，相承以靡，彼拱此揖，進異族而授之神 器，師古無權，而為謀不遠，又豈非理勢之必然者乎？
王夫之明確地指出了廢相之用意是為「禁制猜防」，那廢相這一制度變更實際 上就反映了君主害怕士大夫專權的心態。此外，他亦觀察到宰相實質權力轉移到 司禮監的身上：「屑屑然取四方之綱紀，責之深宮高拱一人，而求助於刀鋸刑餘之 廝賤」。所謂「刀鋸刑餘之廝賤」即指宦官，王夫之並特別指出司禮監掌握宰相 實質權力的原因，是皇帝有意的「求助」。那麼是在什麼樣的背景底下，皇帝竟 然不依賴受過教育訓練的士大夫，而是宦官來治理呢？根據王夫之的說法，是對 於士大夫的不信任：「天子無親臣，大臣無固位，國蹙民貧，雖有賢者，亦坐歎 而無能為矣。」
君不信臣在王夫之看來不只是廢相的原因和問題，而還能用來概括明代的整 個中央集權設計，他在《黃書》的〈任官第五〉8對明朝的制度以「疑制」來概括，
君不信臣在王夫之看來不只是廢相的原因和問題，而還能用來概括明代的整 個中央集權設計，他在《黃書》的〈任官第五〉8對明朝的制度以「疑制」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