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成長小說的演變

台灣成長小說的興起與啟蒙思想、台灣邁向現代化密不可分。

前文提及，成長小說具有濃厚的教化意味，雖不以體制教育為文本背景，但 希冀藉由描繪年輕人的學習與漫遊引領年輕人成熟完美的適應社會，成長小說的

「社會教化」功能不言而喻。在敍述主人翁思想與性格的發展歷程中，描繪主人 翁因遭逢困阨，經歷一場心靈的掙扎與突圍，最後得到啟悟（initiation ），明瞭 自己存在的價值與意義¹¹⁸。隨著時代變遷，進入後現代社會的成長小說逐漸轉向

「反思、自省」，在敘事曲線中保留了主人翁對體制的反叛不馴與質疑困惑，結 局卻無法提出正面「成長」的結論或解答，只能呈現少年的憤怒與迷惘。¹¹⁹然而 不論是「社會教化」或是「反思自省」，「教育」與「自省」始終是成長小說的功 能，¹²⁰無法脫離社會成長的年輕人勢必要從天真覺醒，邁向真實的成人世界，因 此啟蒙範式「天真→漫遊→頓悟→成長」成為成長小說不變的敘事曲線，敘事的 重心則擺在「年輕主人翁」身上。因此成長小說的書寫內容並不侷限在教育相關 議題上，而是敘述當時代的青春成長身影，以年輕人面對當時的環境遭逢之困阨 與磨練為書寫內容。舉凡情慾探索、家庭問題以及人際互動等各個面向均可入成 長小說，藉由成長小說裡的青春遭遇影射當時代國家社會的境況，並折射當時代 社會環境的變異。

但是本論文在探討成長小說裡的校園宰制與抗衡的教育問題，為了更契合本 論文之論述重點，所以論文列舉之成長小說，主題與內容僅聚焦在與教育、校園 議題相關的文本，其餘與教育問題關涉甚微的成長小說則不列入文獻探討中。

台灣之教育問題有其問題傳承，日治時代因殖民需要引入學校教育，此中產 生之殖民化與現代化對於台灣教育影響深遠，因此自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執政初 期，有不少有關主體認同的成長書寫。從成長的啟悟面向來看，這些文本裡的角 色們對於政體迭經變革引發的社會驟變產生的因應與啟悟，不僅印證了殖民性與 現代性之雙元性對台灣年輕人的影響與主體建構，同時雙元性之曖昧與弔詭也展

118 陳長房，〈西方成長/教育小說的模式與演變〉《幼獅文藝》（492 期，1994年12月），頁5。

119 楊照，《夢與灰燼‧啟蒙的驚怵與傷痕——當代台灣成長小說中的悲劇傾向》（台北：聯合 文學，1998），頁200-202。

120 張國龍，《成長小說概論》，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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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教育政策上。雖然這些文本沒有完全聚焦於教育議題，但從文本的探討，仍 可汲取到雙元性對台灣教育的影響，所以日治時代以及四〇、五〇年代文獻探討 探究的文本範圍即便沒有完全以校園為背景，但是只要與教育議題相關就納入文 獻探討。

進入國民政府執政時代，聯考制度已然確立，學校以考試宰制學生，因此衍 生的教育問題越加嚴重，然而對這些教育問題的批判與控訴卻直到六〇年代才有 相關小說出現，此後藉由批判教育影射政治經濟社會之不滿與控訴的小說越來越 多，因此六〇年代以後的文獻探討著重於以校園為背景的文本，如此方能更聚焦 於筆者想要探索的問題，挖掘出宰控校園的深層結構。

台灣的成長小說發展，先從敘事重心來看，成長小說關注的重心是年輕主人 翁「青年、少年」，然而中國文學傳統向來「重老輕少」，敘事焦點甚少擺在兒童 與少年的身上。¹²¹雖說有中國古典小說，如《西遊記》¹²²、《紅樓夢》¹²³算是廣 義的成長小說。但是對比浩瀚的中國古典文學，年輕主角確實甚少成為凝視的重 心。

一九○○中國正值清朝末年，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倡〈少年中國說〉標舉少年，

成長小說內蘊的社會教化目的與梁啟超企圖藉小說啟發民智喚醒國魂的理念不 謀而合，成長小說的現代性特質也與梁啟超等人改革傳統亟欲邁向現代化國家的 氛圍相符。因此自清末，成長小說、以及以「教育小說」為名的翻譯與創作逐漸 增多。此時的作品裡的少年多以興邦定國、賡續家國命脈為使命，雖然文本不乏 描述少年的成長經歷與啟悟，但文本旨再發揮教育功能，因此這些小說比較接近 少兒文學。¹²⁴

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啟蒙」大纛，文本逐漸展露攸關啟蒙與成長的思索，

121梅家玲，〈「青春」的文化政治學〉《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 國族論述》（台北：麥田，2013），頁 5。

122 孫 悟 空 褪 去 天 真 戴 上 緊 箍 咒 （ 成 人 禮 ） 向 西 方 取 經 （ 學 習 漫 遊 ） 的 經 歷 符 合 成 長 小 說 的 結 構 模 式 ， 參考張國龍，《成長小說概論》，頁 294-295。

123 賈 寶 玉 的 悟 道 模 式 具 有 濃 厚 的 啟 蒙 意 味 ， 也 可 以 算 是 廣 義 的 成 長 小 說 ， 參 考 歐麗娟，〈論《紅樓夢》中的度脫模式與啟蒙進程〉《成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1 年 3 月），

頁 125-164。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楊佳嫻，〈序論〉《台灣成長小說選》（台北：二魚文化，

2004），頁 7。

124梅家玲，〈小說教育－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 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頁 75-80。此 時 較 為 著 名 的 作 品 例 如 梁 啟 超 重 譯 法 國 小 說

《 十 五 小 豪 傑 》， 林 紓 翻 譯 的 《 愛 國 二 童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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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聖陶的長篇作品《倪煥之》藉學生與老師之間的角力暗示新舊文化交接時產生 的教育問題。梅家玲認為葉盛陶的教育／成長小說質疑民初被寄予厚望的新興教 育事業以及「小說新民」的教育功能。¹²⁵然而此質疑並非否認成長小說應具有教 化功能，只是認為過度強調小說的教育意涵，恰好無意識的顯露成人在新舊文化 的衝撞下的焦慮，以及對於已有未逮之遺憾，遂將一切寄託於青春，冀望藉由教 育讓年輕人迅速成長，早日擔負重任。從這裡我們就能看出我們與西方對於教育 的期待，對青春形塑之大不同。

西方的成長小說皆從描繪日常生活中的瑣碎，以線性時間形塑年輕主角的成 長，讓主角漸進融入社會，或是逐漸領悟成長的奧義確立人生的價值，而非以國 家興亡重責大任加諸年輕人身上，要求其一夕成長。然而我們的教育為求快速看 見成效，因此有揠苗助長之嫌，成人要求下一代務必完成「父的願望與父的遺憾」

的教育使得上/下扞格不斷，是以成長之路充滿啟蒙的哀愁與悽愴，年輕主角們 無法體會「永不消逝的生命之樂之光輝¹²⁶」，僅能在靈光乍現的啟悟時刻領會成 長的微光。

濃厚的感時憂國之思使得清末民初的小說具有急切的政治喻意，將西方的教 育、文化、科技、民主等成長經驗一股腦套在本土的孩童與年輕人身上，揠苗助 長，才會釀就「反成長」。而以「政治為目的」的「反成長」書寫傾向是否影響 了台灣的成長小說的發展呢？

當清末中國開始標舉少年時，台灣正處於日治殖民時期，一九二五年《台灣 民報》轉載魯迅、冰心等大陸作家的作品，大陸五四新文學運動強調的啟蒙思想 也因此影響了台灣文學，促進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萌芽，賴和、楊逵、楊守愚、龍 瑛宗、張文環、翁鬧、吳濁流等人的小說作品相繼出現，內容多以批判殖民政府 戕賊台灣之甚，反映內心苦悶為主。楊照認為這些作品以改造社會為目標，具有 高度的行動喻意，因此大都無暇去追索少年的成長經驗。¹²⁷但是也有論者認為若 從這些文本中年輕主人翁的成長歷程：天真→歷劫（困頓）→掙扎→啟悟→突圍

125 梅家玲，〈孩童還是青年－葉聖陶教育小說與二〇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從少年中國到 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台北：麥田，2013），頁 153。

126 同上註。

127 楊照，〈啟蒙的驚怵與傷痕－當代台灣成長小說中的悲劇傾向〉《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 二集》（台北：聯經，1998 年），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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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或是文本內蘊的內省或教化功能以及啟悟的特徵等角度去審度，亦能 辨析出當代獨有的成長屐痕。¹²⁸

舉例來說，賴和的〈歸家〉¹²⁹（1932）批判受日本教育的青年無形中被奴役 卻不自知。〈惹事〉（1932）¹³⁰裡描繪青年身懷現代知識卻無用武之地的落寞不 堪。文本對於現代化知識與教育是否真能「改善」「不文明」的台灣劃下問號。

同樣刻劃主人翁夾雜在鄉土文化與現代化殖民的兩難困境中的尚有張文環的〈重 荷〉(1935)，〈重荷〉¹³¹描寫少年阿健徘徊在成為榮耀的國民以及害怕失去母親的 矛盾中，最後選擇守護母親（鄉土），作品象徵意味極其濃厚。陳萬益稱這段路 是「一個殖民地少年的啟蒙之旅」¹³²。長篇小說《山茶花》(1940)¹³³則描述殖民 政府的新式教育政策之規訓令孩子產生既愛又怕上學的矛盾心態¹³⁴。吳濁流的

《亞細亞的孤兒》（1943）¹³⁵更點出新式課程雖然吸引孩童，但是不乏令人不忍 卒睹的體罰畫面。

楊逵在〈種地瓜〉（1946）中描寫少年林清輝處在接受殖民／現代化教育以 及耕耘鄉土的兩難中，但結尾較具積極與正面的醒悟，暗示著只要肯用心耕耘，

少年台灣仍能展現蓬勃新生命，是日治時代少數強調成長的正面意義的作品。¹³⁶ 少年們擺盪在自我認同與接受新式教育所留下的跡痕，與現代性有顯著的關 係。現代性是理性主義的延伸，著重怯除蒙昧，崇尚科學、秩序與規律。工業革 命以後，進入資本主義發達社會，在時間管理、空間規劃、醫藥衛生的改良上均 注重理性，講求效率與秩序，因此必須以規訓技術馴服肉體使其產生最佳效能。

少年台灣仍能展現蓬勃新生命，是日治時代少數強調成長的正面意義的作品。¹³⁶ 少年們擺盪在自我認同與接受新式教育所留下的跡痕，與現代性有顯著的關 係。現代性是理性主義的延伸，著重怯除蒙昧，崇尚科學、秩序與規律。工業革 命以後，進入資本主義發達社會，在時間管理、空間規劃、醫藥衛生的改良上均 注重理性，講求效率與秩序，因此必須以規訓技術馴服肉體使其產生最佳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