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代國族認同的變遷

基於前述的討論，「國族認同」涉及個人的主觀認定與分辨作用，亦即它是一種群 體意識的表現。王甫昌在探討台灣從1980 年代後，社會日趨嚴重的「族群」（ethnic group）

問題時，即曾以圖一來解釋「族群意識」的內涵（王甫昌，17）：首先他指出做為一種 團體認同，「族群」的特性之一，它通常是一種相對性的認同。而所謂「相對性」乃指 當人們在界定「我們是誰」的時候，很清楚的是以「他們是誰」來做為對比；而此種「對 比」即明確地指出彼此間的相異之處。其次，基於前述的「對比性」所呈現出來的族群 類屬，通常是被自認為「弱勢族群」的群體所界定出來的「優勢族群」，換言之，「對比」

乃在區辨優勢/弱勢，藉以指出問題根源。最後，他認為「族群」其實通常是「弱勢者」

的人群分類想像。故而「族群意識」的內涵，它通常包括三種不同層次與不同程度之分 類意識的理念元素。第一個理念元素即「差異認知」，即「我們群體」與「他們群體」

在文化、祖先來源或歷史經驗上有差異。故而從事族群運動者，常會努力建構一套族群 起源的論述，包括族群的祖先是誰，從何處起源、如何及為何遷移至目前所在地、族群 歷史上的英雄與光榮事跡等等。第二個理念元素是「不平等認知」，即意識到自身所屬 群體，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其他領域，明顯遭受不平等的待遇。亦即當人們開 始將自身所遭受之苦難，或現實生活上的困境，以及不公與差別對待，歸因於個人難以 改變的出生身份或文化身份時，族群意識才真正開始萌芽；因此這種不公平的認知，更 是屬於弱勢者的意識表現。第三個理念元素為「集體行動必要性認知」，即藉由族群的 集體行動，以改變不平等的待遇。所以決定要採取集體行動，不僅是為了自己，更為了 改變後代子孫的命運，故行動本身即是正義的表現，因此其訴求也具有強烈的「正當性」

（legitimacy）。

前述構成族群意識內涵的三種理念元素，它們可以因程度上的差異，而表現為三種 不同的發展階段，但是一個完全發展的族群意識，必須達到第三個階段---族群政治行 動；亦即以具體而成形的族群運動，做為建構與宣揚族群意識的組織基礎，才能將族群 意識充分地發展出來（王甫昌，2003：12-18）。因此族群意識的內涵，其情形正如圖4-1 所示：

圖4-1 族群意識的內涵

王甫昌以上的剖析，雖以「族群」（ethnic groups）為分析對象，過去學術界較多的 討論是對於種族（race）或民族（nation）的研究。但無論是族群、民族或種族，均為對 人群類屬的分析與探究，其中自有其共通性，故本文藉以分析「台灣人」之認同變遷。

這種認同的變遷，它主要反映在台灣百餘年來的歷史際遇，由於前後有過兩次領土主權 的轉移，及個人國籍身分的改變，尤其在不同政權與統治者支配之下，對於台灣人/日本 人，與本省人/外省人或台灣人/中國人間差別待遇的感受，不僅敏感且格外強烈。台灣 民眾為了改變自身命運，持續所做的種種努力，因而成為台灣近代史上的重要特色。以 下謹分別說明之：

壹、日治中期「台灣國族認同」之萌芽

從1760 年（乾隆 25 年）清廷為大勢所迫，不得不全面解除移民渡台的禁令，同時 廢除對客籍移民的歧視政策（王育德，2006：76）。渡台政策一旦解禁，來台人口日增，

墾地日廣。但這些移住台灣的人民，究竟何時才感覺到他自己是台灣人？這是值得探 討，甚至是促進台灣人意識發展的重要課題。從清朝康熙領有台灣以來，根據官方文獻 記載，當時公文書往來已有「台灣人」與「內地人」的用語，如康熙之上諭即出現如下 文字：「至駐劄之兵，不可令台灣人頂補，俱將內地人頂補」（翁佳音，2011：179）。人

類學者陳其南也指出，在清代的台灣漢人社會，早先以祖籍意識做為一種社群認同的法 則，曾經對整個社會產生非常劇烈的影響；但隨著移民持續的開發，與政治體制的調整 與獨立為行省，台灣的漢人移民社會，便逐漸從一個邊疆的環境中掙脫出來，而成為人 口眾多、安全富庶的土著社會。因此整個清代，是來臺漢人由移民社會（immigrant society）

走向「土著化」（indigenization），變成土著社會的過程（陳其南，1987：92）。但在這個 過程中，渡台移民為了各自的拓墾利益，乃將過去在閩粵地區分類（分籍、分姓）械鬥 的習性帶進台灣；其嚴重情況，正如台灣民間俗語所形容：「蔡抵蔡，神主摃摃破。陳 抵陳，舉刀仔相殘」（王育德，2006：84-87）。因而早期的台灣移民，要能彼此不再敵 視，進而克服過去狹隘的分類意識，且最終形成以全台灣及所有住民，為認同核心的共 同體意識（sense of community），則有待日後重大歷史事件的促發與孕育。至於對台灣 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變局，首先是大清帝國在1895 年「馬關條約」（Shimonoseki Treaty）

中，被迫割讓台灣及澎湖；其次則因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後，台灣、澎湖被納入中華 民國統治之下。這兩次因戰爭所導致的領土主權移轉，以及統治權的易位，都造成台灣 民眾「國籍」（nationality）上的變更，以及國族認同上的幾番轉折；蓋不同國家對其「國 民」教化（或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結果，自然會衍生出對不同國家的「忠 誠」（royalty）行為⁹。就一般情形而言，所謂的「國籍」既是一種「身分」，也是一種「認 同」；因此「國籍」、「身分」與「認同」三者之間，原則上應該是一致的。但由於近代 台灣的特殊歷史際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台灣人的「外在身分」與「內在感受」，卻 常出現相互乖離而不一致的情形（李建良2007：52）。特別是1949 年因國共內戰失利，

中樞被迫遷台以來，兩岸陷入長期隔絕與敵對狀態，民眾的國族認同問題也益發顯得複 雜。以下謹簡述自近代以來，台灣民眾國族認同變遷之情形：

甲午戰後清朝依據「馬關條約」第二條規定，割讓「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以及澎湖群島予日本；該約第五條則明定給予割讓地域內人民二年時間，以選擇其未來 的「國籍」（nationality）；逾此期限（即 1897 年 5 月 8 日前）尚未遷徙並退出界外者，

則「酌宜視為日本臣民」（陳隆志，1998：630-631）。「國籍」係「國家」賦予人民的法 律身份，因此依近代「立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之理念，由國籍而產生的人民權 利義務關係，自應以憲法或法律作明文之規定。日本雖然在 1889 年即公布「大日本帝 國憲法」（或稱「明治憲法」），但憲法中並無關於殖民地統治之規定，以致在取得台灣

9 二次大戰後，因 1951 年「舊金山和平條約」與 1952 年「中日和平條約」中的規定，所引發的台灣、澎 湖領土最終歸屬之國際法爭議，此處不予討論。

之後，沒有可以立即援用的殖民地法，甚至連統治政策都付之闕如（黃昭堂，1994：217）。 直到 1896 年因為要撤銷「軍政」，自 4 月 1 日起改行「民政」，基於依法行政原理，台 灣總督府乃於1896 年 3 月 14 日，向第九屆帝國議會提出「有關施行於台灣之法令之法 律案」，其「提案理由」稱：「台灣歸屬帝國版圖，為日尚淺，不但凡百草創伊始，動輒 不無土匪蠭起之事實。然而同島距離首都東京甚遠，且兩地交通之便尚未全開。又因本 島與本國（即日本）人情風俗迥異，未便律以與本國同一之法令，是故提出本案」，因 此要求帝國議會授權台灣總督「得在其管轄區域內發佈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草案提 出後，帝國議會內隨即引發包括：帝國憲法是否實施於台灣，以及可能不利於從日本移 居台灣的「內地人」等辯論；換言之，爭議焦點主要有二，即在法理上，有無違憲；在 事實上，是否正當之問題（林呈祿，2006：66）。後來因追加了第六條：「本法律自實施 之日起，滿三年後失其效力」，由於有此「落日條款」的規定，此案才獲得帝國議會同 意，3 月 30 日並以法律第六十三號公布（時人因此稱其為「六三法」）；「六三法」因而 成為日後台灣總督專制統治，及施行於台灣之各種惡法的來源。首當其衝的「本島人」

（即台灣人）長久在法律之差別待遇下，自然也埋下抗爭的導火線。當時不少有識之士，

即紛紛指責該法制，認為台灣總督之目的，乃在拒絕台灣人之日本化（吳三連、蔡培火 等，1990：53-54；連溫卿，1988：42；王泰升，2005：45-49；許世楷，2005：131-132）。

日本所以在殖民地實施差別統治，據京都大學山室信一教授的分析，他認為：「帝 國本國（中心）與其統治地域（殖民地），是以格差（差別）原理與統治原理為基礎的 異法域結合體的姿態存在」為其主要特徵；亦即各殖民地在被納入日本帝國之前，其領 域內原本就有獨特的法律制度（異法域），帝國（中心）為因應其治下諸殖民地間，彼 此互異的法律體制，才不得不採取不同的統治型態。「這種在不同空間，有不同的適用 法律的現象，不僅標識出各殖民地之間存在著差別，而且也意味著生活在其空間的個人 權利有所不同，同時也顯示統括這些不同空間的行政機關之間，有組織與職能上的差異」

（山室信一，2009：4-5）。日本這種「以差別作為統治」的政策，其實正是殖民地統治 的特色，它與法國思想家西耶斯（Abbé Sieyès ，1748-1836）的觀念完全背道而馳；西 耶斯指出吾人所謂「國民國家」（nation state）中的「國民」，係指「生活於同一法律之 下，並以同一立法機關來代表的生活共同體」（山室信一，2009：14），換言之，生活於 同一「國民國家」中的「國民」，享有法律地位的平等，乃當然之理。尤其依據前開「馬 關條約」第五條規定，在「國籍」選擇的兩年期限屆滿前，台民正式向官方機關登記離 台內渡中國者，僅約4500 人左右，不過佔當時全台人口的 0.16%（黃昭堂，1994：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