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認同變遷與制憲運動

本章以上的探討，旨在指出國族認同與一國憲政發展間的關聯，當國民在國族認同 變遷之際，作為國家根本規範的憲法，難免受其影響。尤其在台灣因特殊的歷史處境，

百年間隨著領土主權的移轉，及國民身份的改變，在不同政權統治之下，人民常被迫要 去面對重新定位自己的難題。當 1949 年隨中樞遷台，而型塑的大中國想像，由於國際 情勢逆轉，一旦遭逢外交挫折與國家代表性的減弱，回歸台灣現實的呼聲即相應而生，

國族認同也隨之發生變遷，此時以整個中國為基本架構的憲法規範，即顯得格格不入，

從而孕生嚴重的憲政危機。處此困境下，如不欲憲法規範，最終陷入Lowenstein（1969）

所歸類的「名義性憲法」（Nominal Constitution），甚或淪為「語意性憲法」（Semantic Constitution ）的命運，而仍維持其「規範性憲法」（Normal Constitution）的地位，且如 實發揮其根本規範的功能，則推動憲政改革自屬刻不容緩。蓋國民對國家的想像，如與

實際憲法規範之間，存在嚴重落差，則國族認同一旦混淆，自然衝擊其對國家之忠誠，

影響所及實不容漠視。無如在威權統治與動員戡亂體制下，特別是受長期戒嚴之羈絆，

國家的憲政危機竟而成為政治禁忌，所幸到 1980 年代後期，來自民間的制憲主張與訴 求，逐漸突破非常體制的囿限，在當時號稱「寧靜革命」（quiet revolution）的時刻，為 台灣本土帶來一段難得的憲法意識大動員³，誠屬功不可沒。其後該制憲訴求，雖格於 國內外環境之限制與選舉挫敗，最終未為社會大眾全體所接受；但經由此運動啟蒙，其 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則仍在發展滋長當中，且迄今社會上對制憲的要求，亦未嘗間斷。

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馬英九總統就職後，2011 年 5 月 30 日他在出席「2011 年 世界國際法學會亞太區域會議」，以英語作開幕致詞時，他表示：

1949 年後之兩岸關係，本質上與二次大戰後的兩德與兩韓不同，故須為近 20 年來 頻繁發展的兩岸關係，另尋理論基礎，此基礎即涵蓋在1991 年我國憲法的增修條文中。

中共於1949 年建政，中國大陸仍是中華民國 1947 年憲法所規定的「固有疆域」。依1991 年憲法增修條文於1992 年所制訂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華民國政府行使統治權地 區為「台灣地區」，即「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而「大 陸地區」則是「台灣地區」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換言之，中華民國政府在 1992 年即 已宣示，雖對大陸地區主張憲法上主權，但已無事實上的治權。

針對「主權」（sovereignty）與「治權」（authority to govern）的區別，馬總統進一 步闡釋：

1972 年「兩德基礎關係協定」（Basis of Relations Agreement betwee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Germany）中即使用「統治高權」

（supreme power，德文 hoheitsgewalt）取代「主權」（sovereignty，德文 souveranitat）。

兩岸因為主權的主張相互重疊，都涵蓋彼此全部的領域在內，因此無法相互承認主權；

但「互不否認」對方的治權，則是務實的承認現狀，也唯有「互不否認」才能促進兩岸 關係繼續保持和平發展，故「互不承認，互不否認」是對兩岸現狀最好的解釋，也是正 視現實、擱置爭議、促進和平最好的方法，而兩岸關係近年來的進展，也證明「互不承 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論述，可有效處理極端複雜敏感的兩岸關係。⁴

馬英九總統以上的致詞內容，雖係根據現行憲法增修條文及法律規定所為的詮釋，

3 參見葉俊榮（1997），〈消散中的「憲法時刻」〉，載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現代 國家與憲法：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臺北市：月旦出版；頁237-292。

4 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稿，公布日期：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3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Print.aspx?tabid=131

且一本他所強調「遵憲、行憲」的立場；然而處在國家主權完全重疊困境下的人民，其 國家想像與國族認同，將何所依循？從本文的觀點看，這正是造成我國憲政發展難題的 主要癥結所在。吾人能否藉由「憲法認同」（constitutional identity），進一步達成一致性 的國族認同？從而克服憲政發展難題，確實值得深入思考。

2012 年 3 月 14 日馬總統競選連任成功，5 月 20 日就職時發表演說，他鄭重宣示，

未來政府將以「強化經濟成長動能」、「創造就業與落實社會公義」、「打造低碳綠能環 境」、「厚植文化國力」，以及「積極培育延攬人才」做為國家發展的五大支柱；同時又 揭櫫「以兩岸和解實現臺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國際空間」、「以國防武力嚇阻外來 威脅」，做為確保臺灣安全的鐵三角。其中第一個鐵三角「以兩岸和解實現臺海和平」， 他再度指出，「中華民國憲法是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最高準則；兩岸政策必須在中華民 國憲法架構下，維持臺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 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而我們所說的『一中』，當然就是中華民國。依據憲法，

中華民國領土主權涵蓋台灣與大陸，目前政府的統治權僅及於臺、澎、金、馬。換言之，

二十年來兩岸的憲法定位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歷經三位總統，從未改變」。 他認為前述的主張，係「最理性務實的定位，也是中華民國長遠發展、保障臺灣安 全的憑藉」；故企望兩岸之間要正視這個現實，求同存異，建立「互不承認主權、互不 否認治權」的共識，如此雙方才能放心的往前走。他特別又強調：「兩岸人民同屬中華 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擁有共同的血緣、歷史與文化，也都同樣尊崇國父孫中山先生。」

故盼望在國父「天下為公」之理念下，「中國大陸的政治參與逐步開放，人權與法治日 漸完善，公民社會自主成長，以進一步縮短兩岸人民的心理差距」5。

正如本文已指出的「國族認同」，不僅是一種民族想像的共同體，且其「想像」是 有限的、有主權的；但馬總統的就職演說，不僅予人時空錯置，且一貫模糊問題焦點，

無視國人國族認同之變遷，對於當前認同困局之解決，恐怕弊多於利而無補於「台灣共 同體」的茁壯。尤其更令人擔憂的是「憲法」本有凝聚全民共識之作用與功能，吾人實 不欲因過度執著於憲法文字之解讀，造成「國族認同」的分裂與磨擦，學者陳春生即指 出，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之規定，以「兩區」來規範「兩國」

人民關係，是不妥當的，不僅「國家」無法正常化，且頻頻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 打壓，更不易與國際社會的國家成員，建立正常的關係（陳春生，2003：578-579）。

5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稿，公布日期：中華民國101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president.gov.tw/Print.aspx?tabid=131

尤其前引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持續民調資料，當前台灣人認同雖高於「雙重認 同者」，但兩者之間仍處於競爭狀態，換言之，台灣民眾迄今依舊有認同分裂的問題；

而民眾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將決定他們的國族認同；因此揚棄「一個中華 民國，兩個地區」的「兩岸定位」，應是國家正常化之道，且是解決「國族認同」衝突 的不二法門，對於未來制憲，更可提供不可或缺的「正當性」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