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台灣制憲運動之興起與頓挫
第一節 台灣 1980 年代的民主轉型
本論文第貳章曾探討戰後遷移來台的國民黨政權，不僅為外來政權，經 1950 年代 初的改造後，又被精心打造成列寧式的威權政體，以黨（尤以黨的領袖為核心）對國家 機構進行一元化的領導，從而誕生了獨特的「黨國」（party-state）體制1。在《動員戡亂 時期臨時條款》、戒嚴與白色恐怖下，展開對台灣的統治。同時為維持「民主憲政」的 外殼，來台之初，即實施有限度的地方選舉；同時進行一連串的金融、土地改革，並以 實施「計畫性的自由經濟」為標榜，在充分運用美援之下，循序發展工、商業；更藉「國 家統合主義」，展開對社會各部門的控制與動員2。這些因素使得國民黨政權具有兩方面 的特色：第一、擁有一般威權政體所無的「列寧式黨組織」（Leninist party structure），
能夠比較有效地穿透國家和社會。第二、由於長期舉辦具有競爭性的地方選舉，因而在 地方上存在著一個多元的政治社會（pluralistic political society）；故國民黨政權可以說是 一個由準列寧政黨控制，並利用地方選舉統治的強勢威權政體（strong authoritarian regime）。這種政體類型的統治者，通常比較具有主導民主轉型的能力，並藉由理性的計 算，以增加其繼續執政的機會3。
1970 年代由於嚴重的外交危機，使政府的對外代表性逐漸減弱，乃轉而強化其內 部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當蔣經國逐步取得權力繼承之後，乃不得不進行其「政治自 由化」（political liberalization）的措施；包括舉行有限的中央增額民代定期改選、逐漸 啟用本省籍精英，在所謂的「年輕化、本土化、專業化」政策下，擴大其黨、政高層用 人之甄補管道，逐步從事精英結構的重組；藉此強化國民黨的社會基礎，爭取精英對政 治體系的認同與支持4。且由於有限度選舉的持續進行，而有「黨外」勢力的崛起與發 展。1980 年代初連續的政治謀殺事件5，加上蔣經國健康日漸惡化，為了保證政權的安 定，甚至能夠持續統治，乃逐漸有開放的想法。1986 年 3 月，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
通過政治革新議題；尤其就蔣經國而言，1986 年「黨外」反對運動突破黨禁，成立「民
1 參見若林正丈（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頁 91。
2 同前註，頁 120-125。
3 參見林佳龍（1999），〈解釋臺灣的民主化~政體類型與菁英的策略選擇〉，載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 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台北：月旦；頁 90-91。
4 參見吳文程（1996），《台灣的民主轉型：從權威型的黨國體系到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台北：時英出版；
頁 35-45；61-67 的討論。
5 如 1981 年 7 月 3 日的「陳文成事件」，1984 年 10 月的「江南命案」；後者甚至謠傳與蔣孝武有關。參 見註1；頁 204-207。
主 進 步 黨 」（ 簡 稱 民 進 黨 ）， 是 驅 動 蔣 經 國 認 真 考 慮 進 行 政 治 自 由 化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的關鍵事件。1986 年 10 月 7 日，他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及新聞週刊訪 問時，即公開表示有意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但前提是新政黨必須承認《中華民國憲法》、 反對共產主義、不從事分離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學者嘗稱此為「蔣經國三原則」6。 10 月 15 日，他在國民黨中常會進一步強調：「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 這些變化，本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
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永遠與民眾在一起」7。1987 年 7 月 15 日，正 式解除戒嚴；隨後開放報禁、大陸探親等陸續實施。但蔣經國的改革，仍力求控制在自 由化的範圍，將改革作為一種維持執政優勢的策略而已，尚未涉及到憲政體制的深層問 題8。
除了前述在政治上的改革與開放措施，以「自力救濟」為主的社會抗議運動，也同 時勃興9。1980 年代的台灣是一個舊秩序逐漸崩解的時代，新秩序則日漸成型；在這個 轉型的過程中，民間社會力的展現更是蓬勃踴躍；新興社會運動，無論是政治性的或非 政治性的價值取向（value-oriented）及目標取向（goal- oriented）之運動，從學生到工 人、從婦女到老兵，如雨後春筍，且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幾令人目不暇給（高承恕，1989：
9）。社會學者蕭新煌曾將台灣從戰後至 1980 年代的發展軌跡，區分成三個時期；第一 個時期是「政治力」的掛帥，大約可從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算起，歷經十五年，至 1962 年為止，一切國家運作都在政治考量下進行，即使經濟發展規劃亦依附於政治掌控 之下。第二個時期是「經濟力」的當道，可以1963 年為分水嶺，直到 1978 年，也約略 為十五年。台灣繼土地改革完成，經濟發展策略，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替代」，「經 濟力」開始脫穎而出，甚至與「政治力」相互結合或掛鉤，各種經濟特權乃普遍孕生；
但來自民間的本土社會文化意識，自 1970 年代中期也逐漸抬頭，它們表現在「鄉土文 學」、「民歌」與「雲門舞集」等，甚至學術界也出現「本土化」的呼聲。第三個時期自 1979 年起，可稱「社會力」的反動時期，民眾開始對過去「政治力」、「經濟力」的支配、
專斷與扭曲，以他們的「身軀語言」，發出一連串的抗議。截至1988 年初，台灣至少出 現十四種「新興社會運動」，包括：消費者運動、地方性反污染自力救濟運動、生態保 育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校園民主運動、老兵返鄉運動、老兵福利自救運動、教
6參見若林正丈（1989），《轉型期的台灣---「脫內戰化」的政治》，台北：故鄉；頁 157-158。
7 同註 3；頁 124-125。
8 同註 3；頁 119。
9 同註 1；頁 214-217。
師人權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果農抗議運動、政治受難人人權運動、殘障及福利弱勢 團體請願運動，以及「新約教會」之宗教抗議運動，顯見「社會力」在掙脫既有桎梏的 充沛動能（蕭新煌，1989：21-27）10。再以街頭示威遊行的次數而論，根據朱雲漢的研 究統計，從1982 年以後，每年的群眾示威活動均有增加，依序是：1983 年 175 次；1984 年204 次；1985 年 274 次；1986 年 337 次；1987 年加倍到 734 次。蔣經國總統逝世的 1988 年，即使繼任的李登輝總統，就職後馬上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對總統的授 權，發布在為期一個月的所謂「國喪期間」內，禁止所有集會遊行之緊急命令，但當年 台灣全省依舊有1172 次街頭示威，其中的 43 次，人數更超過一千人（蔡玲、馬若孟，
1998：158-160）。足見其時社會的抗議熱潮，因而有人稱台灣的 1980 年代為「狂飆的 年代」。 見蕭新煌（1992），〈社會力：從 1989 到 1990〉，刊於氏著《台灣的未來不是夢？》；台北：不二出版社；
頁 235-243。關於郝柏村取締「社運流氓」的指示，則參見反軍政聯盟（1990），〈郝柏村奇言怪譚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