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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柳永詞的士風文化與時代意義

柳詞在形式上,以鋪敘的賦體手法改變了晚唐以來的小令體制,自度新聲發 展了慢詞的寫作,象徵宋詞在詞調及寫作手法上的新階段,歷來為研究者所關注。

在內容情致上,柳永因自身際遇而產生的艷詞情調、華糜生活,被視為花間晚唐 詞風的延續,都是柳永身為市井詞人的重要特色。然而,在作品的形式和內容之 外,作為創作中心的主體精神卻在過往研究中少受討論,雖然市井詞人是柳永的 在文學史上的重要身分,但這並不表示柳永自小奠定的士人性格就此消失。因此,

接續上章討論柳永的士人背景後,本章將由「中國傳統士人性格」的特質為經、

歷代相關的文學作品為緯,來尋繹柳詞在思想意識上所呈現的士人精神。

文學作品隨著時代變遷,呈現出不同歷史環境下的風貌與韻味,即胡適先生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之義,以「史」的垂直線性時間來觀看文體發展,有 助於串聯水平面向的社會文化意涵,使文學作品具有時代演進的反映。「詞」孕 生於中晚唐,至兩宋時大盛,宋初詞壇連結了兩個時代的發展,在文風的承續和 變異上必有其特殊的涵義。

因此本章由「士人文風」的反映為觀察主軸,先了解中國傳統士人的性格表 現,以及傳統士風對唐宋文學產生的影響。再由此討論柳永詞作中所反映的士人 性格,並從宋代士人風氣的轉變中,查看柳詞在宋初詞壇的時代意義。

第一節 唐宋士人之文風

一、中國傳統士人性格發展

「士人」作為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代表,肩負了知識的傳承和文化的延續,

每面臨一次朝代更迭,他們都必須在大環境的變遷中尋找新的適應方法,久而久 之便凝聚成當時的士人風氣,以此思想、精神作為他們對時代的回應。因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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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格受時代背景的影響,逐漸多元而複雜,而其根本的原因,也來自於「士」

此一階級在社會中,本就是一個十分具有流動性的階層。

中國知識階層之始,約於春秋、戰國之際的孔子時代,但「士」之一詞並非 一開始就被認為是知識階層的代稱。關於「士」的社會地位,據《禮記‧王制》

記載:

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

中士、下士,凡五等。173

《孟子》中有答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制曰: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174

又《國語‧晉語四》記晉文公元年的政治制度曰: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職,官宰食加,

政平民阜,財用不匱。175

綜合以上關於周室班爵及經濟制度的論述,可知「士」在古代貴族中為位階最低 的群體,地位介於大夫與庶人之間,其中最低一層的「下士」與庶人相銜接,主 要負責掌管各部門的基礎事務。然而到了春秋晚期,封建秩序因社會因素產生改 變,貴族的沒落與庶民的上升,打破了原本穩固的宗法制度,使階級之間開始產

173 鄭玄《禮記目錄》:「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然亦 有以「王」為成就王業之說,此條主在論述古代五等爵祿制度,當時的「士」顯然與上大夫、卿、

下大夫等,同為諸侯之下屬。見姜義華注譯、黃俊郎校閱:《新譯禮記讀本》,(臺北:三民書局,

1997年),頁 185-186。

174 此六等制為周朝王室、諸侯各國中之制,見【宋】朱熹:《四書集注》孟子萬章篇下,(臺北:

頂淵文化,2005 年 3 月初版),頁 316。

175 晉文公即位為君後,採取了許多富國安民的政策,使晉國政治清明、百姓豐足、國庫充實,

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之氣象,而此時的士人以自耕田自耕為食,與靠勞力生活的庶人仍稍有待遇 之別。見左秋明著、黃永堂譯注:《國語》,(臺北:臺灣書房,2009 年 8 月),頁 50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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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流動。如《邾公華鐘》中載:「台樂大夫,台宴士庶子」176,楊樹達先生認為

「士庶子者士庶人也」177,其中士庶人連言的部分,可作為庶人社會地位上升的 說明,也是士人地位下降的跡象。到了一世紀後的《孟子》中也提到: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178

「下士與庶人」的並提,可與《邾公華鐘》相互印證,士與庶人有趨於平等的現 象,而此社會階級的流動,正是各國劇烈內爭下促使封建秩序的解體,對士階層 所帶來的重大衝擊。士因處於貴族與庶人之間,成為上下流動的匯合之所,人數 也隨之大增,導致士階層的地位發生了改變,最終失去了貴族的身分,被歸入了 庶民的範疇,而有了「四民」之說。如《穀梁傳》成公元年三月條曰: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 也,丘作甲,非正也。179

「士民」一詞的出現,確定士已從固定的封建關係中脫離出來,產生地位的改變,

這使士在社會上不再有他們的固定職位。因此,「仕進」一事成為他們之間重要 的課題,「士無定主」的狀態促使當時的社會上,出現了大批有學問知識的士人180, 他們以「仕」為專業、以「道」的承擔者自居,提出各種有助安定時局的主張,

在激烈的自由競爭下,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而士以道為自任的精神,在儒家中

176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年),頁 191。

177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卷一,(北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52 年),頁 40-41。

178 【宋】朱熹:《四書集注》孟子萬章篇下,頁 316-317。

179 「丘作甲」屬增加軍備或提高軍賦之問題,歷來紛紜,但由此條四民分職之述可知,「士民」

為四民之一,乃「士」階層之變動。見顧寶田注譯、葉國良校閱:《新譯穀梁傳》,(臺北:三民 書局,1998 年),頁 364-368。

180 顧頡剛先生在《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一文中,談到古代之士為低級貴族時,有統馭平民、執 戈保衛社稷的義務,故國士之身分為武士的屬性,加上孔子時,其與門生皆能文能武,可知士之 有勇,未有文武之分,後來因戰國攻伐劇烈,好武者漸與文士對立,遂有儒俠之分。而本文主要 著重在文士的性格發展,故此處不由儒盛俠衰的發展作討論,而從士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中去了解 士的性格形成。見顧頡剛:《武士與文士之蛻化》,收錄於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 華書局,1963 年),頁 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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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得最為強烈、也十分講究,如《論語》中所載: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181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182

篤信善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183

可見「仕」雖重要,卻也不是單純的就業問題。在劇烈的競爭中,如何在諸子百 家中脫穎而出、奠定自身的價值就尤為緊要,對此,儒者以「學而優」為主觀條 件、「邦有道」為客觀條件,並努力將士的價值定位於「以繼承先王之道為依歸」

的取向。然而,以「道」為人間秩序與政治集團之「勢」接觸時,因道本身不具 有任何客觀的外在形式,在面對「勢」的重大壓力之下,知識份子只有以「內聖」

修養一途來作為「道」的保證,他們從古代「禮」的傳統中延伸出此一獨立自足 的道德天地,並在孔子之後轉化為一種內在的道德實踐,經由個人的內省修身,

再接軌於政治社會上秩序的重建,成為士與仕之間的重要方向。

故士人因此發展出注重「修身」的特色,以維護傳授先王之道的尊嚴。士人 必須超越個人和群體的利害得失,去實現對整個社會的深切關懷,最終以「道」

來穩定當時禮樂崩壞後的各種秩序,這使當時的有道之士能發揮能力為社會奉獻,

並以賢名受到各國君主的禮遇。而這種理想主義到了孟子時,又有了更進一步的 發展:

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 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181 【宋】朱熹:《四書集注》論語子張篇,(臺北:頂淵文化,2005 年 3 月初版),頁 190。

182 【宋】朱熹:《四書集注》論語衛靈公篇,頁 163。

183 【宋】朱熹:《四書集注》論語泰伯篇,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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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兼善天下。184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 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185

由於此時的知識階層並不屬於任何一個特定的階級,故能保有思想上的信念。而 士能不論窮達都以道為依歸,自然發展出一種不為權勢所屈的尊嚴感,孟子透過 此種「道尊於勢」的觀念,將孔子「士道合一」的精神做了更細密的發揮。士既 作為道的承擔者,其進退出處自然不可不慎,故儒家以「致敬盡禮」作為擇仕的 具體規範,化士階層下降的危機為轉機,再以尊德守道的內修精神、兼善天下的 社會關懷,來穩定當時紛亂不安的時局,使士人得以具有了新的社會功能和社會 意義。

據此可知,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出現,來自周室封建秩序解體所造成的階級 流動。面對社會地位下降、社會功能改變的衝擊,就士人階層而言,無論是經濟 或心理層面,回歸貴族階層無疑是極重要的課題。因此「士」與「仕」的結合,

使中國士人就此在政治與知識之間有了密不可分的關係,並引導他們在龐大的競 爭中發展出內省修身、力學仕進的精神,這不僅建立了士人的新價值,也奠定了 古代士人「以道自任」、「以道自重」的基本性格。186

惟先秦時代因列國競爭,士人可在各國中尋求仕進的機會。對賢士的需求使 得政治集團多少願意配合道尊於勢的情況,故「王侯不得驕士之說」在戰國晚期

184 【宋】朱熹:《四書集注》孟子盡心篇上,頁 351。

184 【宋】朱熹:《四書集注》孟子盡心篇上,頁 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