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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柳永詞對金元時期詞曲之影響
第一節 金元時期詞體發展簡述
一、多向發展的金詞
金朝自金太祖收國元年（西元 1115 年）建國，至金哀宗天興三年（西元 1234 年）國亡，共歷經 120 年。但在平遼和滅北宋之前，金國只是一支剽悍驍勇的女 真軍隊，尚不能稱有一國之文化，故文學上所談論的金詞，是指金滅北宋入主中 原後（西元 1127 年），至金亡的 108 年間金國所統治地域內的詞作。在這百年多 的金朝歷史中，女真族為迅速鞏固少數民族掌持的政權，對中原漢族文化多加以 學習運用，故金初時期，無論是政治或文學發展上具重要影響的金初文人，多非 源自女真一族，而是金朝在實施「借才異代」政策下所得之北宋文人。414如清代 莊仲方在《金文雅序》中言：
金初無文字也，自太祖得遼人韓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經籍圖書，
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先後歸之而文字煨興，然猶借才 異代也。415
這群由宋入金的文人，多半是使金被留者（如吳激和宇文虛中）、兵敗降金者（如 蔡松年父子）和主動投金者（如高士談等）。他們承宋啟金，在金源文化的奠基 上具有極大的影響地位。故元好問言：「國初文士如宇文大學、蔡丞相、吾深州
414 金朝詞壇主要從兩個方面繼承了北宋的詞學傳統：一是在創作隊伍方面的「借才異代」，金人 滅北宋後積極漢化，招攬了許多宋代大儒，這些「異代之士」構成了金初詞人的骨幹，促成北方 詞壇的重建。二是在創作觀念和創作方法方面承接於北宋詞學，整體而言，金初詞壇是對蘇軾一 脈的繼承與光大。見趙敏俐，吳思敬主編；張晶等著：《中國詩歌通史‧遼金元卷》，（北京：人 民文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56。
415 【清】莊仲方：《金文雅‧序》，（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 8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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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問的詞作成就皆不下於此二人。可知《中州集》對「吳蔡體」之評價，實是 反映了當時對金源文人奠定金代詞壇貢獻之肯定。
就金詞的歷史地位而言，它與南宋詞同為北宋詞的延續，只是在各自特有的 文化氛圍中發展出不同的道路。蘇軾之於金詞的影響，同於周邦彥對於南宋詞的 影響，都與北宋詞體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性，這種共時性與同源性不僅是金詞和 南宋詞發展的基礎，也是他們本身內部可重新思考的參照。上述金詞學蘇的特點，
反映的只是金代文人普遍的文化心理和寫作趨向，但若從實際作品上細究，仍可 看出個人詞風多有不同。如陳匪石《聲執》卷下云：「金源詞人以吳彥高、蔡伯 堅稱首，實皆宋人。吳較綿麗婉約，然時有淒厲之音。蔡則疏快平博，雅近東坡。」
420並稱的「吳蔡體」在詞作風格上的差異，反映出金詞在學蘇的風氣之上，除了 蔡松年的詞作較明顯受到蘇軾的影響外，其他詞人在寫作風格及表現手法上都各 有所取而不盡相同。421
因此，金詞在作為北宋詞的承繼上，同樣延續了北宋詞多元的風格與功能觀，
在文人詞壇如此，在廣大的民間流傳上亦是如此。戰亂帶來的影響，除了使文人 們面對朝代更迭和仕於外族的矛盾，也造成廣大的黎民百姓流離失所、驚懼不安，
在此動盪的背景下，人心傾向尋求安定的心理，也亟需有精神方面的力量支持。
宗教信仰提供的心靈安頓、修身成道等寄託，有助於百姓面對改朝換代的衝擊，
使他們能在艱困的環境中，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和生存的勇氣。故全真教在此 背景中發展興起，其祖師王喆建立了「以詞傳道」的方式傳布教義，留下了大量 的道教詞作品，因傳布對象為民間大眾，故詞多淺顯易懂、通俗近人。而此途徑
420 見陳匪石：《聲執》，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五）》，（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 年）， 頁 4961。
421 吳激詞中除〈滿庭芳〉（誰晚銀河）一闋略有東坡故態外，其最富盛譽的〈訴衷情〉、〈人月圓〉
二詞，則於珠圓玉潤中，別具淒婉、雅近南唐餘風，其他幾首長調的風味也在秦、周之間；另外，
宇文虛中之詞也帶有柳、周餘韻，其〈念奴嬌〉被元好問批評「頗近鄙俚」，應與其中「飛步盈 盈姿媚巧，舉世知非凡俗」之句頗近柳氏家法有關；而高士談詞中似也有歐陽修詞影響的痕跡；
劉著的〈鷓鴣天〉被陳廷焯評為「風流酸楚」，而其〈病中寄楚卿〉一詩中有「行雲不道無行雨，
只恐相逢是夢中」之句，可見他對小晏詞也有一定的熟悉。故對蘇軾詞風的景仰與承繼雖為金詞 的主流，但在金詞學蘇的基礎下，許多由金入宋的文人仍然具有不同的風格取向，也因此將北宋 的詞風餘韻引入金朝詞壇之中，而別具氣象。見陶然：《金元詞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7 月），頁 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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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宋時柳永以長調為鋪敘、採俚俗口語入詞的特點相合，加上王喆對柳詞也尤 為欣賞、多有學習，使柳詞在金詞的發展中產生了影響的契機。雖然道教詞作因 內容以傳教為主，過往在文學史中談論較少，認為其詞旨不高、文辭亦不高雅，
但整體而言，作為金詞的一部分，道教詞仍具有延續北宋詞體的文學價值。故本 章第二節中，將由此角度來審視柳詞特色於王喆詞中產生的影響，及王喆對柳詞 的學習於詞中所產生的轉化。
二、興替詞樂的元曲
隨著蒙古軍隊於西元 1215 年佔領燕京，金朝和南宋朝相繼於西元 1234 年、
西元 1276 年滅亡。在社稷淪亡、家國巨變的激發下，宋金遺民的淒婉悲歌成為 此時期詞壇主要的創作主體，他們透過詞人群體、詞法傳承，以及編輯詞選等形 式對前代詞壇加以總結，並進行詞體的傳遞，分別對元代的詞壇風氣產生影響。
先是北方詞人受金詞影響較深，多感時傷勢、慨歎興亡，以抒國破家亡、身世飄 零之感。到了十四世紀上半葉時，金代遺民大多已盡、而南宋遺民尚活躍，加上 元代中期文化、經濟重心南移，故中期轉為南宋詞如姜張詞風之餘波延綿，在相 對的安樂中轉而具有歡樂、閒適的描寫。而在元末時期，時局再度動盪，此時文 人或佯狂隱世、歸入山林，或參與新政、輔助開國，生活較為貼近社會現實，故 情思之流露也更加真實可感。此時的詞作或清麗淒婉、深沉疏曠，或蒼涼悲慨、
表達亂世的人事滄桑，伴隨著朝代的更迭，為金元詞劃下了句點。422故元詞雖在
422 蒙古族起於大漠之中，對中國文化的文治社會並不重視，在元朝建立後，元世祖於政治地位 上施行階級制度，以蒙古族為主的國人、西北各部族的色目人居有優越的地位，而大批受金朝、
南宋統治過的中國人，則屬低微的漢人、南人階級，受到種種不平等的待遇；而在社會上，元人 將人分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在管理階 層外，只重視具工藝技能或能增進生產力的職業，而不重視文教上的大儒，認為讀書人於地方生 產上無用處，故在開國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沒有舉行科舉考試，士人欲求顯達，則須先委任小吏 方有等待昇遷的機會，對具士人尊嚴的儒士來說實是極大打擊，使元代的士人對政治多感失望、
少有參與，種種困境引起他們對故國的懷想，因此在元代詞人的作品中，多於感慨今昔中流露出 眷懷故國的情思，而隨著政治、社會的發展改變，元詞的思想內容也所不同，大致上可分為前中 後三期：元初詞人多為金朝和南宋遺民，在家國失落、不平等地位待遇的傷痛中，多以感時傷勢、
慨歎興亡之詞，抒發國破家亡、身世飄零之感，作為對統治者的消極反抗；中期時，因兵戈暫息，
人民生活已有相對的安定，且仁宗後恢復科舉制度、文宗亦愛好中國文學，使文教復興、士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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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興落中，仍不可忽視二者交替時，彼此之間所產生的影響與互動。
南北曲雖皆以新興的民間俗樂為基礎，但從詞樂衰微到曲樂全面興盛之間，
仍歷經了一段很長的過渡階段，產生了「詞的曲化」和「詞入於曲」的現象。前 者是元詞在南北曲興盛的衝擊下，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在內容上時有共同的題 材，語言、風格上也走向通俗的曲化傾向。後者則為曲樂興起時，新的民謠俚曲 在民間中流行，自不免與傳統詞體發生重疊，而有所汲取和嫁接。如南北曲中對 傳統詞樂大量吸收，不少曲調都是唐宋詞樂的直接沿用或演化，作法中學習了詞 的意境和創作技巧入曲，在題材上也多引用過往的詞作或詞事，來作為曲作的內 容。因此，詞在元代雖不再是主流的文藝，卻在文學的發展中逐漸滲入新的藝術 形式之中，不僅豐富了元曲的內容，也通過其影響獲得另一種形式的再生，說明 了詞曲之間所具的密切關係。故文中也將由文體間延續的角度，來觀看詞體特色 在元曲中發展的樣貌。
由元曲的特色而言，其具市民色彩的通俗性質，十分適合兼融雅俗的柳詞之 延續。柳永不排俚俗、書寫市民社會的詞作，使市民文學在北宋時代有了新的開 端，他在文人傾向風雅的風氣中，向民間詞進行學習，並與市民社會有著緊密的 聯繫，在雅俗之間創作出兼融獨具的情態。故柳永的俗詞不論是題材內容、思想 表現，或創作形式與手法上，都具有市民文學特點之先導，與元曲初期通俗文學 有著密切的相合與影響，在俗文學中尤具發展性。
在選擇與柳詞進行討論的對象時，因本節著眼於市民文學特點於詞曲上之延 續，故本章第三節中，以元曲四大家中的關漢卿為討論對象。因關漢卿為大都城
在選擇與柳詞進行討論的對象時，因本節著眼於市民文學特點於詞曲上之延 續，故本章第三節中，以元曲四大家中的關漢卿為討論對象。因關漢卿為大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