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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也觀察文人心境選擇與文學創作的關係。
元曲內容主要包括了元散曲和元雜劇兩類文體，但以曲、詞的關係較為密切，
故關漢卿作品的研究範圍，主要就其散曲作品討論柳詞特色的展現，如創作手法、
題材內容和藝術價值等。但因思想情感的反映不受文學形式所拘，故討論時會將 其旦本雜劇中，同柳詞有歌妓題材的創作，即關漢卿〈趙盼兒風樂舊風塵〉、〈錢 大尹智寵謝天香〉、〈杜蕊娘智賞金線池〉列入參考，作為題材反映思想的討論範 圍。而其選用版本以隋樹森《全元散曲》87為主，輔以北京大學中文系編《關漢 卿戲劇集》88、吳國欽校注《關漢卿戲曲集》89等為參考內容。
第四節 研究方法
過往因艷俗而獲罪的柳詞，隨著觀察角度的不同、批評態度的轉變，其評價 在今人的研究中，逐漸獲得新的闡釋與定位，如蔡楨於《柯亭詞論》曾云：
自來評詞，尤鮮定論。派別不同，則難免入主出奴之見。往往同一人之詞，
有揚之則九天，抑之則九淵者。如近世推崇屯田、夢窗，而宋末張玉田 詞源，則非難備至，即其一例。90
因時而異的評價落差，實應與批評者本身的詞學思想背景有關，也啟示了研究者 應對文學作品存在的意義加以重視，方不至於在難有定論的評價中受到侷限，而 忽略了文學作品的價值。因此論文由「文學史性價值」的角度為主91，正視柳詞
87 隋樹森：《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
88 北京大學中文系《關漢卿戲劇集》編校小組編：《關漢卿戲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6年。
89 吳國欽校注《關漢卿戲曲集》，臺北：里仁書局，1998 年。
90 蔡楨：《柯亭詞論》，唐圭璋：《詞話叢編》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4909。
91 顏崑陽先生於〈論「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漣漪效用」與「鍊接效用」〉一文中提到，
在文學史建構的知識本位上，文學價值的取捨應做如下的優先順位排序：文學史性價值、藝術性 價值、社會性價值。即有些作品雖藝術性價值不高，但在文學史發展的因果關係中具有文類「創 體」之功，具有影響相關文類在文學史上建構的意義。收於輔仁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2 年）， 頁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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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兼容的特色，以反映柳永詞作在文學中存在的意義。文中研究方法如下：
一、定位柳永之士人身分
中晚唐至北宋時期，隨著時代風氣的變遷，士人的人格觀念有了較為明顯的 衍變過程。尤其北宋在儒學復興、詩文改革的思潮，及優遇文士、逸樂之風盛行 的社會背景下，逐步奠定了士人「官僚、學者、才子」三位一體的人格觀念，開 創出多元化詞風的發展格局。只是柳永多舛的仕途遭遇和兼融雅俗的詞作風格，
無法在此標準下被宋後的士人所認可，故歷來多視柳永為狂士、狂人，有意將他 置於正統士人之外，卻又不斷討論其慢詞在詞壇上的卓然成就，這顯然是當時的 風氣與思潮影響下所致的矛盾與偏見。
爲將柳詞回歸到文人詞中作客觀的討論，首先必須確定其「士人身分和士人 性格」，與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具有相同脈絡的表現。故第二章〈柳永的生平及其 創作道路〉中，先從知人論世的傳統上，對柳永的家世背景和一生經歷進行了解，
以見其士人背景。而第三章〈柳永詞的時代意義與士風文化〉中，則從中國士人 的堅毅精神，觀察柳詞裡士人文風的表現，藉由文學作品中共同反映的「歌頌」
與「哀愁」，說明柳永具有的傳統士人性格，以確立其士人身分。
二、說明柳詞中雅俗的淵源
柳永的士人身分確立後，其詞不僅與唐宋文人詞得到更多的討論，同時也能 從中國歷代文學中尋繹柳詞的雅俗淵源與影響。柳永生於書香世家，對歷代詩賦 與唐宋詞作自然涉獵甚廣，為其雅詞奠定極佳的基礎。加上宋代社會市民文化興 起，柳永與底層人民頻繁地接觸，作品中自然有著大眾傾向的俗化趨勢。
故其慢詞內容與賦化手法，實是在雅與俗中並進發展的成就，非如過往「艷 情」和「羈旅」主題的分隔。因此第四章〈柳永詞的多重承繼與革新〉中，先由 屈宋辭賦與柳詞之比較，討論柳永詞中對於「士不遇」的情感表現，以呼應其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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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分，並探究其雅詞的淵源。接著再從敦煌詞的寫作手法和內容特色中，觀察 柳永俗詞對民間詞作的學習與吸收，以完整柳永在詞體賦化上兼融雅俗之意義。
三、以俗詞特色呈現柳詞於詞曲發展之影響
柳永的雅詞於蘇軾、清真詞的影響已有多數討論，但其俗詞發展則相對地少 受關注。這除了是過往囿於雅俗之見的影響，還因詞在宋末後主要講究作品的性 靈清空，以及詞調音樂的失落，使詞作逐漸成為文人案頭上之文學，無法與廣大 的市民階層有所共鳴。
詞體的僵化使市民文學的創作轉向，逐漸孕育出曲作的嶄新風貌，然而詞曲 之間的關係實是密不可分，作為俗文學代表的元曲，無論在曲調音樂或形式內容 上，都有向詞借鑑的痕跡。而柳詞因其雅俗兼具的性質，於此文學轉向中有了新 的發展，無論是柳詞中的思想風氣、內容題材，或用字上的俚俗詞語，都在宋元 詞曲的過渡中得到重要的呈現。故第五章〈柳永詞於金元時期詞曲之影響〉中，
取王喆的金詞、關漢卿的元曲為討論對象，由過往文獻中的資料與評論為主，輔 以詮釋學的觀念92，從形式內容、作品思想等方面與柳詞作比較，以見柳永的俗 詞特色於後代詞曲文學中的影響及延續。
92 在詮釋學的觀念中，一切的理解都是解釋，而一切的解釋都是通過語言或文本等媒介而進行 的，這種傳承媒介既要把對象表述出來，同時又是解釋者自己的思維。因此在文本的抽象與陌生 性中，以文字傳承下來的一切都是同時代的，每一個當下的意識都有其自由性去擴展新的視域，
而使過去的東西得以超越、並進入當下陳述的意義領域之中。故不同時代的作品之間富含著對話 與傳承的可能，文學其實都與一切時代有一種特有的同時性。見【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 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 頁 525－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