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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展的雛型—中世紀至 19 世紀的歐洲

現代商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界的歐洲。當時歐陸小國城邦林立,彼此交 流有限。各地領主會在慶典等特定的時間開放外地商人於指定的場地舉行商品 展,販售商品(Bathelt et al., 2014)。雖然這種買賣為主要目的商品展售會與本文聚 焦的現代專業商展仍有一段差距。但是在這種定期的展售會上,各地的知識透過 商人與貨物的交流促進了各地的知識流動。因此這些商品展刺激了各地的技術發 展與商品生產地的經濟。至今,這種對於區域與產業的正面影響至今仍然是商展 十分重要的價值。

二、帝國主義國家競逐的戰場—19 世紀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在十九世紀末期,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展現國家的技術、國力與殖民成果,紛 紛在國內舉辦大型博覽會(Exposition)。這些博覽會為帝國主義國家競逐的戰場、

滿足時人獵奇的心態以外,還被列強政府視為是重要的商品展售場合。當時的博 覽會與今日的世界博覽會有些許不同。當時的世界博覽會除了展示世界上最新的 技術與思維之外,還同時承載了展覽會 (Exhibition)的展出的功能與商展(Trade Fair)貨物交易等功能(吉見俊哉, 2010)。

在當時眾多博覽會中,1894 年德國的萊比錫博覽會為影響現在商展最重要 者。在該屆的展覽會上確立了近代商展的範型,商品展由過去實體銷售的模式,

改為先接單後生產的樣品展(Bathelt et al., 2014)。除了商品展之外,當時的產銷模 式在其它方面有突破性的變化,例如展售各式工業產品的百貨公司,也約莫於同 一時期在於巴黎等世界大城市興起(吉見俊哉, 2010)。雖然百貨公司與本研究的專 業商展有些差異,但百貨公司同為透過組織將各式產業於一個固定的空間展出,

提供可能的買主在眾多類似的商品中選擇。當時這些展售形式的革新刺激了商品 銷售與供應鏈的改變。因此可以將商展與百貨公司新興銷售模式視為近現代整體 銷售生產網絡的變化思考。

二戰之前的商展雖然展出商品種類較現代商展更為廣泛,同時也受到較多例 如政治因素等外部因素影響。但對於出展廠商而言已是十分有效率的曝光機會,

參觀者也可收集大量的資訊。整體而言展場中的動態已經十分接近當代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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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次世界大戰至今的商展功能的分化與空間的移動

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了冷戰、石油危機與全球化風潮,全球工業生產網絡 重組。原有的各式展覽,包括慶典、博覽會、陳列展與商展在功能、定位與對象 上的分工定位日益明確。同時商展在空間上、形式上也在此脈絡下產業各式的分 化與變遷(Bathelt et al., 2014)。

在地理空間上,德國由於中世紀商展的基礎、工業實力雄厚,又位於歐洲各 國交通要道與政府早期適當的發展策略等因素,使德國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展 國。目前德國的漢諾威、慕尼黑、柯隆、法蘭克福、柯隆、斯圖加特城市已然成 為左右世界產業的商展城市了。除此之外,歐陸上例如西班牙的巴賽隆那、義大 利的米蘭、法國的巴黎、里昂、波隆那等也基於城市的不同利基與產業優勢主導 了不少國際商展(Bathelt et al., 2014)。

發跡於歐陸的商展,隨著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生產重心轉移的轉移而使歐洲 的影響力受到美洲的挑戰。60 年代起商展在美國的工業帶興起。工業帶中交通便 利的大城諸如紐約、費城與芝加哥成為當時北美重要的商展城市。在後福特時代 美國生產重心轉移,美國商展開始往美國的太陽帶的城市如紐奧良與拉斯維加斯 移動。北美洲的商展除了反應了北美本身生產重心的轉移之外,北美商展的發展 也與城際間的交通連結與城市內部的基礎交通建設有極大的關係。其中最著名的 案例為拉斯維加斯。由於拉斯維加斯本身交通與商旅服務的優勢,使拉斯維加斯 得以克服部份遠離產業聚集的劣勢,大量吸引高階決策人員前來參與盛事,進而 舉辦了許多產業世界上最重要的專業商展。而另一方面紐約則是因為市區內交通 因素商展發展停滯(Bathelt et al., 2014)。

近年來工業生產與消費市場重心漸漸往亞洲轉移。亞洲的後進工業國家以國 家的力量扶植國內產業,由於會展產業被視為能夠推展工業產品外銷且有實際經 濟效益的產業,而獲得許多政府的投資。此現象加速了二十年來商展的空間轉向 亞洲後進國家的進程。雖然亞洲地區的商展數量方面的增加迅速,但目前仍然無 法像歐美先進的商展般帶來大量的資訊與知識的流動,尚未在世界商展體系之中 佔據不可或缺的位置(Bathelt et al., 2014)。亞洲目前商展的發展方興未艾,快速追 趕著歐美先進國家,其中中國是現今商展中成長最快的國家。中國除了中央與地 方政府投入大筆的預算興建場館之外,也試圖藉由國際商展而找到產品出口的對 象。隨著中國商展組織的知識快速累積,部份中國的商展也由過去的商品買賣漸 漸轉型為知識互動為主的商展。現今中國最重要的商展城市為北京、成都、廣州 與上海。其中上海2015 年建成的 NECC(National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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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展館。此場館的樓地板面積接近 150 萬平方公尺,包 括了會議、旅館、餐飲等設施。可展出的空間共有50 萬平方公尺,光是此單一 場館的容納量便遠大於世界上大多數城市的容納量,約為全臺灣展館容量的三 倍,中國官方期許此展館可滿足中國對會商展空間的需求(上海博览会有限责任公 司, 2016;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17b)。除了中國的各大城市之外,臺灣的臺北、

新加坡與泰國曼谷也因為其交通位置或是在地產業的優勢而成為亞洲乃至於世界 重要的商展城市(Bathelt et al., 2014)。

總體來說商展的轉變與工業生產模式與空間上變化的趨勢息息相關。商展由 實體販售轉向展出樣品接單生產,與世界工業生產的產業鏈專業分工有很大的關 係。在空間上,商展由歐陸向北美與亞洲擴散,但仍然以歐洲商展的品質最高也 部份反應了目前全球的工業位階與生產狀況。由於工具機產業位處於所有工業生 產的最上游,因此我們可以很明顯地從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工具機商展的發展觀察 到世界產業的空間變遷。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工具機商展為德國的EMO 展,其 創立於戰後的1951 年;美國的 IMTS 展創立於 1927;日本 JIMTOF 可以追溯至 1962 年;新興國家中以臺灣的 TIMTOS 最早,創立於 1975 年;韓國 SIMTOS 為 1984 年;中國的 CIMT 為 1989 年(Chen & Chu, 2015)。除了德國的 EMO 展之 外,其它的商展創立時間也都與世界的工業發展在空間上的轉移有相互符合之 處。

雖然商展地理的變化與世界工業生產的空間現象相符,但是並不代表商展本 身與後進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主動性。例如中國的商展在中央地方政府的扶助 之下,快速地發展並挑戰先進國家既有的商展。而臺北市也因為國內產業於世界 生產網絡中的優勢,加上政府對於支持知識密集型商展的支持,在帶動商展產業 發展之餘,也成功讓臺灣的產業與世界接軌。目前在臺北市舉辦的工具機、電腦 與自行車都已經成為世界上該領域的重要商展。其中臺灣自行車產業及商展更是 具有領導地位,影響著世界自行車產業發展走向(Bathelt et al., 2014)。而另一方 面,日本雖然為亞洲重要的工業國家,但是由於語言障礙、較封閉的商業網絡,

與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發展出以地方、區域強勢主導的商展傳統等原因使得外國 參展與參觀門檻甚高。日本的商展一直以來外國參觀與參展者都明顯遜於其它亞 洲後進國家的商展(Yokura, 2015; 與倉豊, 2011)。因此我們雖然可以從商展整體的 歷史脈絡分析找到過去商展與工業生產空間與形式趨勢之間的高度關連性,但這 之中仍然許多的缺漏之處。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更細緻地去討論商展形成的 過程之中各個可能影響發展走向的背景因素、條件與行動者的互動。這些方面都 將在後續的三個小節中一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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