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問題意識
從研究方法來看，本研究主張以質性研究的觀點來思考和組織架構，原因 是「質性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必須充分理解社會現像是一種不確定的事 實。通常，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切的互動過程，透 過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方法，對所研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式的、深 入式的理解。」
本研究在意的不是數據比例，也不刻意歸納出旅台日本人的類型，而是希 望能從每個案例中看見其個體與社會互動的關係，其背景文化與旅居地社會文 化互動的關係，從旅居者的感知中認識他眼中的台灣，再從旅居者的口中發現 研究者所不知道、不熟悉的日本。從文獻探討的角度來看，本節亦以一名二戰 時期的美國人類學家理論來支持本研究的跨文化角度觀點。戰時美國學者 Ruth.
Benedict 曾在其著作《菊與刀》中說，「在對西方諸民族的研究中，一個沒有受 過比較文化研究訓練的人會忽視整個行為領域。他把那麼多的東西都視為理所 當然，因此他對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瑣細習慣和家常事務中一切公認的判斷，
當然也就不會再去深究了。但是，當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東西被投射在全民族 的螢幕上時，它們對一個民族的未來的影響比外交家們簽署的條約的影響要大 得多。」14
這番話說的是文化模式的概念，而類似的概念在比較教育研究中也有提到
「文化相對主義者認為不應僅僅研究學校內部的問題，而要特別注意造成各國
14作者露絲‧班乃迪克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在書中著重描寫、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為及 深藏於其行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諸模式；通過對義務與人情、恩與責任、義務與 義理的比較，考察了日本人的價值體系，從而得出日本文化是不同於歐美「罪惡感文化」的
「恥辱感文化」的結論。本段文字摘錄自《菊與刀》，遠足文化出版，2014 年 10 月，頁 87。
10 學校特點的文化背景，民族特性是一國教育制度的決定因素。」15當中提到的
「文化相對主義」昰本篇論文的研究精神，其主要觀點「為對任何一種行為的 評價都是相對於某種標準的評價，而這些標準來自文化。」16使用此類比較文 化做研究最著名的例子即前面提到的美國學者 Ruth. Benedict，她受當時美國政 府委託研究日本人心理以做為作戰方針參考的研究，後集結成冊為《菊花與 劍》（後譯為《菊與刀》）。Benedict 在書中開頭寫道身為文化人類學家所必 須堅持和秉信的研究態度在於「對該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瑣碎習慣和家常事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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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根據這個概念，即使拿到 21 世紀的當代也仍受用。Benedict 當時是負有政治任務而開始著 手的學術研究，因為日美兩國仍在交戰，無法踏上日本國土作面對面的訪談，但仍從在美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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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對筆者而言，認識日本人是不難的，但要和日本人深交卻如登天之難，這 當中存在的人際關係距離感，是當你不打算接受或不覺得自己不瞭解日本文化 的時候確實存在的。因此在開始撰寫本文之前，對日本文化需要有此理論精神 做基礎，在筆者認為是必須的，特別是對台灣人的讀者而言。
活中學會的。不管他的行為和觀點是多麼離一個人的感覺和思維方式總是同他的經驗有些關係 的。因此，當我對某種行為越是感到迷惑不解時，我就愈加認為在日本人生活的某個方面存在 著導致這種怪異現象的制約因素。如果這種探索能讓我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瑣事中去，那就更好 了。同為這正是人們學會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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