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身為婦產科醫師，在醫療的大環境中，深切地感受到女性晚婚、少生、不想婚、
不敢生的困境。2000 到 2013 年台灣生育曲線急遽下降0F1，出生嬰兒減少36%。
根據行政院國發會推計1F2，2060 年台灣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比例將大於 40%，將 超過目前居於世界之冠的日本，遠高過最早高齡化的瑞典(24%)。整體社會迎向 高齡化的陡坡，15 到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逐年下降，勞動力供給來源緊縮，嚴重 影響整體社經發展。『女性作為主要的照顧者、高齡貧窮人口、越來越不情願的 生育者，站到了人口難題的中心點上，成為經建政策的中心考量』2F3。隨著女性 教育程度大幅提昇、產業結構往服務業轉移、社會邁向少子高齡化，婦女勞動議 題日見其重要性，婦女定位亦應重新予以思考，性別角色與認知勢必需要重新調 整。
從 1975 年聯合國第一屆婦女大會以來，世界各國莫不肯定「婦女勞動」對一 個社會邁向脫貧的重要性，婦女勞動不僅關乎女性人權，更是國家社會經濟永續 發展的重要支柱。鼓勵婦女就業，可減少因女性教育程度大幅提昇，卻未進入就 業市場所產生的人力閒置與國家教育資源浪費的問題。也因為更多女性勞動力的 投入，帶來國家競爭力的提昇。事實上，從國際社會經驗，一個善於運用女性人 力資源的社會，往往也是國家競爭力排名的優等生，如瑞典。
國際社會也漸意識到「性別平等」的價值，開始進行一連串性別平等發展的規 劃和行動，這意味著性別不平等的現象逐漸被重視，女性從邊緣開始進入主流中，
1 Haub 描述為鉛錘滑落(plummeting)，Haub, Carl, Tracking Trends in Low Fertility countries: An Uptick in Europe? (2008) (最後瀏覽時間 2018/07/11)https://www.prb.org/tfrtrendsept08/
2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值 103-150 年(最後瀏覽時間 2018/07/11) https://www.ndc.gov.tw/News.aspx?n=81ECE65E0F82773F&sms=ED8A185F8C0EAFC5
3 Hernes, Helga Maria, The Welfare State Citizenship of Scandinavian Women, in Welfare State and Woman Power: Essays in State Feminism. p137 (1987)
從被動轉為積極參與的角色。性別平等也隨著全球化的脈絡，深入每個國家和社 會當中。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雖然女性就業人數增加，但回家後仍需要承擔家庭 照顧工作，反而使女性負擔更重；此外同樣職責的工作，薪水往往不如男性；且 參與政治的機會往往被剝奪。在經濟的發展中，更加重男女雙方地位的不平等。
女性如何積極的追求「性別平等」，首先應和男性獲得相同的權利，如同工同 酬；其次，對不同的貢獻享有相同的評價，如家務有給，讓女性家庭內的照顧工 作和家庭外的有酬工作具有同等價值；再來，需要跳脫傳統的性別框架，改變標 準和價值觀，才能有效的達到性別平等。歐盟在1990 之後，提出工作和家庭的 相關指令，不同的性別福利國家因應指令，針對國內政策而有所改變。本研究主 要借鑒歐盟及瑞典經驗，探討台灣就業與家庭平衡政策。
台灣在二次戰後，歷經快速的經濟成長，農業人口快速向工業及服務業轉移，
導致產業缺工的問題日漸嚴重，開發女性勞動力逐漸被視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 政策焦點；這樣的改變，讓女性有機會積極參與勞動力市場，得以擺脫千年以來 作為依賴者的角色，這是頗具性別意義與性別正義改變的開始。雖然我國女性勞 參率長期呈現趨增之勢，1980 年 39.25%到 2016 年 50.80%3F4；但仍落後其他先進 國家甚多。勞動力不足和少子化，就是台灣女性的雙低困境。
實證研究4F5發現生育率與女性勞參率呈現正相關之現象，係公部門就業機會、
勞動市場情勢(失業率、定期契約之就業型態)、產假給付等因素所致。根據 2016
4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105 年人力資調查性別專題分析(最後瀏覽時間 2018/07/11) https://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7330142310FDX2C8F3.pdf
5 OECD 會員國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的相關性， 1980 年代中期後由原先之負相關轉為正相 關，實證研究發現生育率與女性勞參與率呈現正相關之現象，係公部門就業機會、勞動市場情勢 (失業率、定期契約之就業型態)、產假給付等因素所致，並將相關國家分為三類：1.北歐：因公 部門女性就業者占相當大之比率，及優渥的產假給付(maternity benefit)，致呈現高生育率與高女 性勞參率之現象；2.高度彈性之勞動市場的國家，如美國：該類國家生育率相當高，且因高度勞 動市場彈性，女性重返勞動市場並非難事。3.南歐：傳統上女性勞參率偏低，許多女性從事定期 契約之就業形態，女性為提升終生所得以及考量生育後不易重返勞動市場，會因此延緩生育或墮 胎，致生育率較低。Alı´cia Adsera, (2003). “Changing fertility rat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he impact of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年OECD 各國女性就業、生育率統計，台灣在 33 國中敬陪末座，女性就業率約 五成，平均每位女性總生育子女數僅1.2 名，落後香港、南韓、新加坡等亞洲國 家，與瑞典女性就業率逾八成、總生育率逾1.9 相較，落差極大。
台灣女性由於受教育時間較長，進入職場的時間明顯晚於其他國家，於 25 歲 達到高峰後，隨即因為婚育大量退出職場5F6，呈現一去不回的倒V 形。瑞典女性 則於20 歲達到高峰後，便處於高原期到 60 歲後才下降。在人生職場能力最高峰 的55 到 59 歲，台灣女性就業率僅剩 40%，遠低於瑞典的 80.6%6F7。當家庭的照 顧責任，未能獲得國家實質的協助及支持前，台灣女性因婚育看似「自願選擇」
退離職場的舉動，往往隱藏著「體制結構」支持不足的問題。因此結合人口政策、
家庭政策、女性就業政策、托育政策、和長照政策，提供女性一個更為友善的工 作環境，鼓勵婦女就業，進而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在思考「女性婚育後就業」這項議題時，必須思考三項前提：一、維持女性不 因婚育中斷工作，遠超過創造婚育後「再」就業的重要性。現今社會保險的設計 都有利於持續工作者，職業生涯中斷對女性職場發展及升遷是巨大的傷害。二、
釐清希望女性就業是為了婦女本身的福利？還是因為國家經濟發展需要便宜的 勞動力？女性主義者運用馬克思主義中的「產業後備軍」7F8概念，來形容資本主 義對於女性勞動力運用的本質。如果只是希望女性去補充低薪的勞動力市場，對 沒有經濟壓力的女性而言，很難願意出來就業。唯有從女性本身的福祉為思考的 出發點，才能創造出增加女性就業的公共政策。三、如何協助女性同時滿足「家
6 臺灣未婚女性勞參率(60.48%)較有配偶或同居者(49.76%)或離婚分居或喪偶者(30.29%)為高。無 子女的女性之勞參率(70.42%)較有子女的女性之勞參率(62.28%或 45.93%)為高。教育程度較高、
單身、尚無子女的女性勞參率較高。
7 OECD 統計網站，Labour Force Statistics by sex and age (最後瀏覽時間 2018/07/11)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LFS_SEXAGE_I_R
8當企業需要多餘的勞動力時便會鼓勵女性就業；而當勞動力市場不需要女性時，便會鼓勵女性 扮演傳統家庭主婦角色，退出勞動力市場，以便將職位空出給正規的勞動工作者。Beechey, V. Some Notes on Female Wage Labour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Capital and Class, 6(3), p45-66 (1977)
庭照顧」及「工作表現」的需求？從台灣的資料分析8F9發現：子女數越多，永久 離開職場的可能性就越大，生育一至兩個子女時，台灣女性就業率與其他OECD 國家相比還在水準中，但生育三個以上就明顯下降。台灣育有0-3 歲小孩女性的 就業率與OECD 其他國家相較差不多，但育有 6-14 歲小孩的女性就業率在其他 國家是提高了，但台灣則是大幅下降。這提醒了我們在台灣的教育環境下，小孩 小學之後母親反而要面臨工作和協助子女兩者之間更大的衝突。若是了解台灣女 性在傳統家庭照顧角色上的糾葛，便能了解台灣女性的勞動力參與模式為何不像 歐美國家呈現M 型狀態，而是離開勞動力市場後便很少再二度就業的原因。
如何讓女性從養兒托老的家務負擔中釋放出來，一方面可以參考瑞典將部分的 家務勞動公共化，仰賴國家提供平價可近的托育及長照服務，一方面創造大量的 公共照顧工作機會，讓國家幫助減女性輕家庭照顧的壓力。瑞典甚至進一步設計 了父親月，希望推動家務的性別平等。並輔以彈性的勞動法設計，讓女性在工作 表現上保有彈性，創造一個讓女性擁有「選擇權」的環境。成熟的社會要能夠支 持想工作的女性，不會因婚育而需要辭去工作；也應該支持想自己照顧子女的女 性，不會因為沒有就業就沒有經濟保障。政策的出發點必須以女性本身的福祉為 中心來思考，女性不應只以「媽媽」或「勞工」的角色出現在公共政策中，這才 是我們該努力建構的友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