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喪親經驗中的關係領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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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喪親經驗中的關係領域：家庭
摯親死亡作為喪親者的私己經驗，亦屬於某一家庭之公共事件，而在公共性 的脈絡下，Cook 與 Oltjenbruns（1989）參考系統理論內涵（Systems theory），統 整出家庭與死亡事件間，具有以下系統特徵：（1）整全性（wholeness）：每個成 員皆為家庭系統下的次系統，且次系統間（成員間）的獨立與相互運作，始能構 成整體家庭樣貌。此外，死亡事件的發生，將對每位成員產生各自影響，故家庭 需重新尋求整合；（2）規則性（rules）：家庭系統中公開或幽微的共通價值與規 範，皆構成系統之內部平衡，並塑造出內部成員的角色模式。因此，當外來事件 發生時（如：成員死亡），家庭必需藉由系統規則與成員的改變，重獲平衡；（3）
開放性（openness）：所有的家庭系統皆具某種程度的可變性、經驗開放性，且 不同家庭對死亡事件的反應，將隨其系統的開放程度而有所差異。呼應上述所提 喪親家屬各自作為一家庭中子系統／角色下的互動運作，家庭成員間不同的角色 型態（如：夫妻、手足），本會帶出特定關係意義，故喪親家屬與逝者的角色位 置，將影響其於摯親死亡中，落身之處境情態，且摯親的死亡除了意味著關係及 對象的失落，同為自身原有角色位置的不再。例如：丈夫過世後，失去丈夫、失 去原有太太的角色，成為寡婦（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Health Consequences of the Stress of Bereavement, 1984）。新舊角色的熟悉化與陌生化，遂為未來生活主 題（Barak & Leichtentritt, 2014）。
實務界上，系統觀亦為常見的家庭工作取向，Kissane、Bloch、McKenzie、
McDowall 及 Nitzan（1998）早年便於心理腫瘤領域，倡導促進家庭功能／成員 互動結構，改善喪親家庭之心理社會失能，並由此發展出家庭焦點悲傷治療
（Family Focused Grief Therapy），用於癌症末期家庭的照顧介入，以及後續悲 傷輔導。家庭焦點悲傷治療旨在提升家庭成員間，對疾病、喪親想法與情緒的表 達，並且強調家庭的整體性，故治療師於其中，將避免與特定成員結盟。治療進 行 前 ， 醫 療 方 將 先 透 過 家 庭 凝 聚 力 （ cohesiveness ）、 成 員 間 的 溝 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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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veness），以及家庭衝突（conflict）等三層面向，評估並篩選某家庭所 屬之關係類別，包含被認為已有良好功能運作之支持型家庭（supportive）、衝突
－解決型家庭（conflict-resolving），以及凝聚力普遍較低，需要進一步協助之居 中型家庭（intermediate）、慍怒型家庭（sullen）、敵意型家庭（hostile）。一般而 言，家庭焦點悲傷治療為 4 至 8 次的短期焦點治療，療程歷時 9 至 18 個月不等，
且以居中型家庭與慍怒型家庭，最可能於此治療獲益（Kissane et al., 2006）。
當某家庭中有成員逝世時，系統觀重視該家庭所擁有之內、外資源，以及整 體脈絡下，家庭系統的平衡與功能運作模式，而家庭焦點悲傷治療，即是以社會 支持的角度思考，致力於建立、強化喪親家庭本身的支持系統，協助喪親適應
（Kissane et al., 1998），並嘗試對臨床上判斷脆弱族群（vulnerability），提供較具 結構、可量化之效用性方向，唯如此系統觀點，仍是站在喪親主體的經驗外圍，
以客觀理智將家庭化為可支解、可分析的有機體，強調家庭系統的平衡與功能修 補（侯懿真，2006）。由技藝學轉至現象場，喪親一方面為喪親者無法被類推、
化約之私己經驗，一方面亦屬家庭之共有經歷；此外，在喪親主體的生活世界，
家往往為與其經驗密切勾連之關係場域。於此，喪親者身處家庭，主體、主體間 的意向活動如何展演，以及失落發生後，「家」承載之意義為何，本研究將於下 段詳述。
關於喪親者、喪親家屬間的動力，林耀盛（2005）關照九二一震災喪親受創 者敘說文本，以及田野觀察紀錄，發現在不同類型喪親者間，雖有共通受苦心緒
（不捨、哀怨），彼此仍呈顯殊相情態──在喪父（母）方面，倖存者往往會對 自身存活感到羞愧，彷彿對父母見死不救；在喪夫（妻）方面，倖存者則往往透 露出控訴，控訴對於配偶死亡的不平；在喪子（女）方面，倖存者往往會於生命 伴隨罪惡感，罪惡自己未能保護兒女。此外，林耀盛（2005）亦提出「倫理性轉 向療癒觀點」芻議，其藉由無主體性的思考與現象還原，照應喪親受創者的經驗 世界，指出喪親者於受創處境，將透過個體化（內在動力）與集體化（外在脈絡 互動）雙重作用，展開涵納「情」（pathos）、「理」（logos）、「德」（ethos）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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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之悲悼療癒歷程。「情」涉及喪親者的變異情緒；「理」涉及喪親者於日常生 活，所面臨之理性現實挑戰；「德」涉及喪親者的德行、自我認同，以及社會倫 理關係。綜合以上，不同型態的喪親家屬間（喪父母、喪子女、喪夫妻），即使 經驗差異性的受創心緒，仍皆可能產造朝向他者之存在行動（情、理、德），甚 至彼此共軛互生的關係樣貌。呼應喪親家屬間的「共軛互生」，侯懿真（2006）
發現家庭集體療癒的可能，來自喪親成員們倫理行動的「共同演出」，無論是血 親、相似性面容的召喚，以及家庭空間的「佈場」與「撤場」，皆需處境空間內 共在家屬的合作；而 Hsu 等人（2002）的研究中，喪父的青少年（女）為配合 與顧及家人，於公共場域（家庭）刻意避談逝者、隱匿自身悲悼行動等作為，亦 為某種喪親成員共持之家庭倫理選擇。最後，蔡佩真（2012）於「關係脈絡情緒 表達模式」，點出喪親者兼具家庭與個人之身份角色，是「視情況」決定自身情 緒表達之正當性，如對家人選擇壓抑、對朋友傾向敞開等。透過現象場，家庭作 為某種系統資源之外的樣貌被給出：情感、倫理、時空場域與家庭史性脈絡。
置身喪親事件中，家屬間既擁有彼此共構之經驗處境，亦各自有其置身所在，
故本研究擬以數名喪親家屬為對象，透過「多視角」經驗文本，接近與明白喪親 於關係面向之意義生成，及其所召喚之物。另外，喪親者雖經歷失落，仍身為家 庭的一部份，「失去」與「保有」並存之際，給出喪親主體及其家庭之特殊關係，
且隨著關係脈絡（喪親家庭）中，喪親主體間際的過程，「家」的樣貌與心理意 義流變，同是本研究欲關注之現象。唯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家庭」結構樣貌 依循社會環境變遷，愈趨多元，故研究者於其中，如何不為特定概念基模限縮，
乃重要議題。
普遍來說，家庭被劃為特殊的群體網絡，其獨立於日常的人際範疇，且傳統 上，家庭更被視為華人社會中重要基礎，並以孝道、倫常為核心價值（朱瑞玲、
章英華，2001）。根據國內 1999 年與 2000 年之調查研究資料，台灣傳統的家庭 倫理，有其變與不變之成分，當中，相較於家庭的工具性功能（如：傳宗接代、
養兒防老）逐漸式微，情感性孝道與家庭感情，於當時已成為最重要的家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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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玲、章英華，2001）。同樣地，葉光輝、章英華及曹惟純（2012）以家人 的關係運作為主軸，於 1985 至 2005 年間的跨年多期次變遷調查發現，超越固定 角色規則、強調實際互動所建構之「親密互助」（如：家庭幫助個人成長），乃為 當代台灣家庭價值的核心面向。然而，權威性孝道面向與道德規範價值（如：放 棄個人志願，達成父母心願、盡量維持住一個婚姻）依然於家庭運作，且葉光輝 等人（2012）推測，在親子關係必然存在不對等權力的基礎下，如此價值系統會 永遠存在人類社會。
上述現象呼籲起對傳統家庭／現代家庭價值意義的再認識，而欲接近喪親於 家庭產造之心理意義流變，除了關注並對文化社會脈絡給予之影響保持開放，誠 如侯懿真（2006）指出，喪親者悲悼療癒的樣貌，主要仍是延續過往生存心態而 生，以及黃應貴（2014）提醒，「家」的性質與意義，蘊含於成員的生活節奏與 心理慣性。Heidegger（1971）在〈築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一文寫 道，依古英文及古高地德文，築造（building）即棲居（dwelling），且「棲居不 只是在家屋中的居住活動，而是人的存有方式及特徵，是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樣態，
是去珍愛、保護、培育和照料大地。」（王應棠，2009）由此，家屋（home）是 一種存有的概念與感覺，房子（house）則是可以隨時隨地重建。如果沒有在家 裡的感覺（feel at home），即便是奢華的豪宅，仍是人世間的飄蕩流離，而當家 屋的重要他者缺席，喪親位置所帶出之存有的呼喚，喪親主體與家庭關係的互動 變化，如何地行動開展，需以整體處境反思。因此，本研究於過程中，將以整體 性觀點進入，而非將喪親經驗，視為獨立於家庭歷史檢視之事件，且擱置家的結 構，由喪親主體立場，定義何以稱「家」。另外，有關本研究欲訪之家庭成員選 擇，因本研究所著重為主體經驗之多重視域，而非勾勒出特定類型的喪親者樣貌，
且鑒於對「家」的既存結構與意義擱置，以及現代社會家庭之多元可能，本研究 將對訪談所選擇之喪親類型、訪談人數保持開放，以臨床現場的行動予以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