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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Brennan（2008）指出，死亡是個意義問題，隨著時代演變，死亡議題面臨 否認與復甦討論的趨勢。死亡由中世紀的「不可見」，走向當代社會「可見」之 歷程，顯示其不僅為個人遭遇，亦為公共事件；死亡使得人們對於以為「理所當 然」的事物自我反思，而文化處境也接應人們表達哀悼的方式。近年來，生命末 期議題於台灣社會受到越來越多關注，善終、安寧照顧等緩和醫療概念逐漸普遍，
學界、臨床實務界亦持續對末期病人的照顧，提出研究論述與反思。
死亡是臨終病人無法消弭的「困境」（Bauman, 1992/1997），且在側的家屬
／陪伴者作為在場的見證者，於是也有了置身死亡經歷的親暱體驗，唯有別於臨 終病人，家屬／陪伴者無法以身體和意識的崩毀，自生活世界退離，即使經歷他 者的死亡，仍是在世的「尚活」之人。朝向臨終的不確定感，面臨的是正在痛苦 的現象，不再是一種意識、一種意義賦予的指認，而是一種被動性的過剩（surplus of passivity）的切近（Levinas, 1974/1981）（引自林耀盛，2012a）。Levinas 關心 的不是「我的回應」如何出現，而是「我如何對我的回應負起責任」。所謂被動 性，係指更具體的倫理感應與責任，是透過他者的臉孔表情，當下向我展現其靜 默的要求。死亡是他人邁向衰敗的身軀和臉孔，向我們說出原初的語言，向我們 要求某種無條件的道德責任。透過 Levinas 的觀點，「死亡」的訊息總是來自「他 者」，是從他者靜默的身體、姿態、表情、無聲的痛苦、無事煩悶、焦慮中，間 接給出旁人的意識意向和知覺結構。因此，緩和醫療不只是治癒事件，更是一趟
「療遇」旅程（林耀盛，2012a）。
截至民國 105 年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癌症逾三十年位居國人十大死因之首，
顯示癌症對國人健康的威脅，以及在此高死亡率背後，每年皆有眾多家庭必須面 臨親人死亡的事實。隨著癌症病人過世，喪親家屬、家庭往往即離開醫療場域，
表面看似遠離心理服務的照顧之地，最初進入醫療場域的理由不再，然在失落發 生後，喪親者於生活中如何面對喪親事實，其心理經驗與存在處境為何，實為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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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心理服務當關照之現象。
依循不同的研究視域及方法立論，喪親及其相關現象的多重面向與可能性被 陸續帶出，多元論述並存。如早期 Freud（1917/1957）所提之「切斷連結」，已 不再被視為喪親者能否渡過喪慟失落之必然（Stroebe, Gergen, Gergen, & Stroebe, 1992）；相對地，近年來「持續性連結」觀點備受討論，主張喪親者的悲悼療癒 之道，亦可能為透過外化的物理線索切近（promixity），或者內化層次的精神表 徵，與逝者保有關係締結（Klass, Silverman, & Nickman, 1996；Field, Gao, &
Paderna, 2005），且國內即有研究者以此論述為基礎，觀看喪親者的主體經驗（如 陳采熏，2012；蔡佩真，2009）。不過，這類的討論，仍是預設持續性連結的存 有，只是在向度上的變化（如以內外或外化方式），或者對於何時放棄或持存的 預設，忽略其他悲悼歷程的可能性。
目前既有喪親悲悼相關理論之發展內涵，多著重於喪親者的悲悼（即喪親後 的認知、情緒、行為等心理歷程反應），以及喪親者歷經失落後，當如何消解悲 痛、回返個人生活常軌，抑或者走向良好適應。這是一種「失落」與「回復」的 二元論，或是擺盪論。亦即，從失落走向復原，或是在兩端擺盪的情態。此外，
Prigerson 等人（2009）與 Shear 等人（2001）更主張將心理病理及預防思維帶入 喪親，針對某些歷時過久、超出社會文化預期，並影響至日常功能的悲悼「症狀」， 確立正式的精神醫學診斷。這樣的思維，反映出 Lindemann（1944）將哀悼視為 一種心理與身體症狀學（symptomology）的觀點。然而，有關「良好適應」之界 定，以及診斷標籤等病理、甚至病態化議題，始終具有爭議。林耀盛（2000）指 出，心理學學科的後設邏輯，往往隱含一種常態性／正常性（norm）的功能概 念──因為有常態性設定，於是生成「適應」概念。亦即，「適應」是多數群體 透過一把共通的心理量尺，所測量得出的指標。然而，量尺上刻度如何產生？測 量結果的標準範圍為何？又，誰來操作量尺、什麼儀器輔助觀察？而在可容許的 測量誤差區間，誰擁有發言權主導意義詮釋？如此涉及權力與知識之糾結，但往 往被習以為常（林耀盛，2000）。尤其現代典範的醫療、病理觀點，經常與喪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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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 主 體經驗間 存 在 落 差（ 如 Holzinger, Matschinger, Schomerus, Carta, &
Angermeyer, 2011；Kleinman, 2012；Rosenblatt, 1996），給定框架（體制）是否 足以接應喪親主體之經驗處境，值得思索。
承接以上，喪親經驗的病理化／病態化議題，以及喪親悲悼理論與預防介入 的思維，或許是反映出社會與醫療環境的規訓，取消對「邊界之外」經驗的想像 與反思，並且難以回應面對受苦面容，所被召喚的責任，而是掉入「想替他（她）
做點什麼」之情態。Levinas 認為，自我在與他者的關係裡，總是被召喚出先於 思考、意識的回應責任，故倫理上，他者先於自我，自我與他者處於「不對稱」
的位置（Moran, 2000/2005）。余德慧等人（2004）提醒，「對……做點什麼」正 是「疾病化」的發展基礎，是讓人離開現象、進入技藝化的關鍵。所謂技藝
（technology），是跟隨著通過精確控制、乾淨切割、可分類的「有效性」指標而 被發展，然而，有效性為根植於有限領域，甚至實驗室場域下的概念界定，而非 廣泛性的生活世界問題（余德慧等人，2004）。是以面對喪親經驗，本研究以現 象學「存而不論」的態度，擱置所謂悲悼歷程、回返日常和技藝學脈絡，而是回 返現象原點，探問「喪親」究竟為何、意味的議題。
關於「喪親」，一方面，若由心理病理與適應的視角進入，其對個體的內在、
外在狀態，皆屬某種程度的壓力源（stressor），且壓力隨著個體既有資源的不同，
將指向對個體之傷害或失落（harm-loss）、威脅（threat），或者挑戰（challenge）
三種可能（Lazarus & Folkman, 1984；Sarafino & Smith, 2012），於此，對喪親者 的可用資源與身心狀態評估、介入，往往成為後續思考。另一方面，以現象還原 視之，喪親則指向「缺」。根據 Heidegger 所言，此在（Dasein）與「他人」休戚 相關、無法與「在世」分離，其存有是與他人的「共同存有」（項退結，1990），
故喪親不僅代表逝者的缺席，其所帶出的「缺」，同為喪親者存有本質之陷落，
且喪親者的生活世界，將因缺而再形構。另外，統整本土喪親相關文獻，可發現 在喪親主體個人性的自我意識之外，其寓居世界，與他者勾連之「關係經驗」， 例如：與周遭他者之關係締結、延續與逝者的關係連結等（如林耀盛、侯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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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敏桃，2011；侯懿真，2006；許敏桃、余德慧、李維倫，2005；蔡佩真，2009），
亦構成喪親經驗中重要主題。
上述觀點與現象，無疑提供了接近、或甚至接應喪親經驗的著力方向，然研 究者、實務工作者仍須謹慎避免落入預設框架。故奠基於既有研究論述與成果，
並回返現象發生之處，本研究擬聚焦於「關係」的層面，在其中透過喪親者的生 命脈絡，以其主體視域理解「喪親」。個人建構理論強調：「每個人都是以主動、
自由和經驗性的方式建構出不同的世界，關鍵在於個人對自身歷史的詮釋。」
（Fransella, 1995/2001）站在喪親者各自的經驗世界，「喪親」是什麼？在關係的 面向上，「喪親」召喚出了什麼？在關係主義的社會裡，與關係事件（如：情感、
人際等）密切勾連之經驗情態，往往除了涉及當事者雙方，相關他人與情境亦給 出相當影響（徐欣萍，2012），以喪親為例，其不僅屬於生者與逝者之關係事件，
周遭他者同具重要位置，且在喪親之經驗脈絡，「家」實為重要的關係場域。
對每位喪親主體而言，喪親是無法類推與化約的私己經驗，然在個人層次之 外，喪親亦屬於某家庭內成員之共有經歷。換言之，家庭往往為與喪親事件密切 關係之群體，而家屬間既擁有彼此共構經驗，亦各自有其置身所在。有關喪親者 於公共領域的存在行動，林耀盛（2005）由九二一地震喪親受創者敘說文本，以 及田野觀察紀錄，指出不同型態的喪親者（喪父母、喪子女、喪偶），在個人的 內在動力作用外，亦會藉由與家庭、或社會等外在脈絡互動，展開「集體化」療 癒策略；於此，將集體脈絡聚焦於家庭層面，在一喪親家庭中，因著成員間主體 間際的過程，「家」的樣貌與心理意義流變為何，同為本研究欲關注現象。
綜合以上，本研究擬透過喪親者之主體視域，關照「喪親」於關係面向所召 喚之物、意義生成，以及經歷失落後，喪親主體形構「家」的心理意義流變。而 在文本蒐集上，本研究將以癌症喪親家庭為對象，透過家庭內數名喪親主體之經 驗文本，以及訪談的經驗平台等，展開現象之多重視域，期望藉此在「喪親」範 疇，開啟文化對話的可能，以及對喪親主體、喪親家庭之存活樣貌，獲致更多可 能性的認識與理解，提供臨床上實踐的反思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