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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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取徑
本研究擬採取質性研究方法論，以受訪喪親主體之經驗語言為依歸，跳脫既 存理論框架對現象的分類闡釋。論及質化取徑心理學研究，應以該研究之價值觀 脈絡、架構以及目標旨趣作為理解，未有單一界定標準，而事實上，不同學者間 面對質化心理學研究，亦各自有其理解與主張（Howitt, 2010）。整體來說，透 過質化取徑，研究者更關注於研究對象作為一個「人」（individual）之特異性
（idiographic），以及有關經驗歷程、意義生成等敘述性資料的豐富性與深度，且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經由質性研究之開展，是否得以深化對人類經驗的認識、貼 近生活世界、重構社會關係（林耀盛，2002；Denzin & Lincoln, 2000）。有關質 性研究的具體實行，不同學者已嘗試分類出數種方法，例如：紮根理論、現象學 分析、敘事分析等，運用至心理學議題之研究討論（Coyle, 2008），唯值得注意 的是，在眾多的質性方法間，背後可能奠基於迥異的哲學立論。因此，如同潘慧 玲（2003）提醒，質、量方法曾在質量大戰的歷史，被化為知識論層次，成為互 不相容的典範，隱含在方法及技術中，核心的研究問題與研究者立場被遮蔽的可 能。在一質性研究中，仍需思索選定方法與問題意識間，如何相互呼應、回應。
「典範」（paradigm）代表一套信念系統、一套看待世界的觀點，大體上指 涉兩層意義，一為由某團體所信仰的信念集合體，二為團體成員所共享的事物／
範例（林耀盛，2016a）。此外，關於某一學科的研究典範內涵，可由本體論（社 會實體／實在（reality）的性質為何？）、知識論（認知者與被認知者（實在）間 的關係為何？）與方法論（認知者如何探討其所認知的實在？）三大問題所反映
（潘慧玲，2003）。隨著後實證主義典範的出現，質性方法逐漸被大量使用，然 而值得思考的是，李維倫（2016）梳理「心理學」學問知識的發展，指出相較實 證主義「捕獲實在」的知識目標，後實證主義的知識目標在於「逼近實在」，且 如此研究活動中的「假設－驗證」方法論，乃被當代心理學主流奉為圭臬；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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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呼應 Denzin 與 Lincoln（2000）提醒，注重多重聲音的呈現、社會與歷史脈 絡考察的質性方法，仍持續被實證及後實證主義所影響（引自潘慧玲，2003），
以及林耀盛（2016a）指出，本體論、認識論（知識論）、方法論是無法切割的「三 位一體」，除了研究者看待實在的「假設／價值觀點」，其面對與接近實在的「態 度」，同為研究進行之關鍵。
過往實證心理學雖有強勢霸權，近年來在多元論述的流動下，仍面臨「本體 論上的不安感」、「認識論上的困惑感」和「方法論上的麻痺感」病理徵候（林耀 盛，2016a），需要不同層次的解方注入。論及實證心理學的內在理路、外部正當 性，Koch（1981, 1993）早指出心理學理性崇拜和實驗情節的困頓，一再提醒許 多心理學的學術陣營裡，以華麗詞藻遮蔽真實事物，充斥假提問及偽學術等病徵 的知識論的病態現象。且這樣的反思迄今仍持續，例如 Gergen（1992）認為，
現代主義氛圍下，人類擁有似乎能掌控宇宙基本秩序之烏托邦社會的想像，而由 如此意識形態展開的心理學，可說一種知識機械化的結果，產生研究歷程是價值 中立、不受個人情感影響的誤識；Martin（1996）更直陳心理學家執著於類推
（generalization）的工作中，唯一可類推的結論，其實就是心理學的研究發現，
是不可類推的（引自林耀盛，2001）。
經此反思，本研究的處方路線，是從重視實然的認識論角度，轉而涉及一種 原初應然性的存有論立場。存在的獨特性是發現，不是驗證、不是類推，而是差 異。實然的認識論與應然的存有論之差異，如同李維倫（2016）論述之存在論，
面對不可能完全通達、掌握之實在，由奮力拓展當中的「已知」邊界，移轉至承 認人類生命中，必然存在著廣大深遠的「未知」地帶，並且發現「未知」，即是 自己的認識活動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的本體論條件（ontological condition）；一種 是以消除未知為目標的知識活動，一種是揭露以未知為根本的人類存在經驗的知 識活動。
延續以上，本研究旨在回返喪親者之經驗脈絡，接近「喪親」與「家」的關 係及現象結構，並於其中，懸置既有喪親理論、論述的概念知識，由受訪者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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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視域，引領研究者佇足現象場之凝視與明白，而跳脫二元對立邏輯，以生活世 界整體存有的關係意向，為主體策略的現象學心理學，即「不得不地」帶向了對 心理學內涵的反思（林耀盛，2016a），解除「已知／未知」的邊界，並與本研究 欲朝向之知識工作契合。循此，本研究擬藉由現象學心理學「存而不論」態度，
回歸現象自身的示現（presence），以供不同角度看待喪親經驗；此外，現象學心 理學之精神知識，乃是「關於人如何活著的知識工作」，是以人的生活場域（life world）為焦點，揭露其生活樣貌（李維倫，2014）。由此，透過喪親者及其家庭 寓居於世（being-in-the-world）之存活處境，將更可能兼顧喪親者、喪親家庭作 為「存在主體」之經驗的整體性與多重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