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20 年代以後「島都」的特性 及其意象變化——內地人的視角
第三節 在臺內地人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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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在臺內地⼈人的視⾓角
如本章第二節所述，進入1920 年代以後，隨著日本中央對殖民地統治方針 轉向內地延長主義，「島都」作為「帝國下的一文明中心」此一語感，更加凸顯。
同樣在這樣的背景下，「內臺融合」也成為當局的宣傳措辭。相對於領臺初期、
1930 年代由日本內地看向殖民地臺灣的視角，在臺內地人有關「島都」的論述 中又呈現怎樣的「島都」意象？是本節要探討的課題。
⼀一、︑､1920 ⾄至 30 年代臺灣島內報紙呈現的「島都」意象：
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
1923 年，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對於東宮行啓作了以下的發言：「歷代總督都無 法掃除此障礙（內台⼈人間意志、︑､感情的疏離）。︒｡然⽽而今⽇日殿下的⾜足跡來到本島，
使此障礙物忽然煙消雲散了 」265。換言之，當時日本企圖透過東宮行啓這樣 的「通過儀式」，使本島人在「內地延長主義」下，從原先僅作為法的意義上的
「臣民」，轉化為「帝國的忠臣良民」。然而，若林正丈指出，這種所謂的「通過 儀式」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欺瞞」的儀式，意即所謂的「內臺合一」只是一種宣 傳，而非事實。確實，《台湾行啓記録》中所呈現的「內臺合一」景象，並未「延 續」到（抑或未曾有過）後來島內的報導中。266「內臺合一」作為一理想性的、
帶有政治意味的宣傳，並不代表實際上的情況就是如此，反而可以從《臺灣日日 新報》中，在臺內地人記者對於臺北、或特別針對本島人市街的批評中找到許多 反例。而「島都」一詞就是這類批判的關鍵字之一。
1920 年代「島都」臺北相關的報導中，「島都」一詞常用作對於社會問題的 批判，其中亦有不少是針對本島人市街的社會狀態與衛生問題。以下要討論的是，
此一詞彙在1920 年代以後，時常與臺北作為全島第一、富有文化素養之首都的 概念相連結。以下首先以島都問題與體面、摩登現代性等幾個面向，討論對於島 都發生之事的書寫或批判，呈現時人對「島都」認識與想像的內涵。
在進分析之前，雖然第一章已約略介紹，在此必須再度注意《臺灣日日新報》
的性質。日治初期以來的在臺報紙，都設定在臺日人官吏為報紙的主要讀者群。
265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6 月 16 日。轉引自若林正丈，〈一九二三年東宮台湾行啓と「內 地延長主義」〉，頁111。
266 參見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台湾史研究センター編，《台湾行啓記録 行啓本紀》（名古屋：
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9），頁 14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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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視線又佔了多少？在此之中同樣必須注意的是，他們針對大稻埕的批判，是 聚焦在以太平町、永樂町為主的商店街，抑或是住宅區？在報導中往往並未註明。
故必須注意樣本也是有所限制的。
以下除了揀選有關「島都」問題的報導之外，亦搜羅相關先行研究，作為實 際社會現實與書寫意象的相互對照。
下文將針對《臺灣日日新報》中與「島都」的社會問題報導進行分析。事實 上，其中所批判的問題，包括衛生（傳染病與便所）、治安（無賴漢）問題，以 及由衛生問題所衍生出對於市民素養之批判，不僅存在於《臺灣日日新報》當中，
本章後半部所分析的《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以及第四章所分析的臺灣人知識 份子所主導的《臺灣新民報》中的記述，也都有不少的批判。在分析不同報刊中 對於「島都」的記述、視角之差異之前，本文首先以橫跨日治時期最長時間、最 普及的本島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作為分析對照的座標。
（一）近代都市問題：衛生與疫病
如前章所述，日治初期以來，日本統治者首先要面對的即是惡劣的衛生環境。
衛生相關的政策與工程，從1896 年後藤新平提出〈臺灣鴉片漸禁令〉，以及同年 10 月頒布的《臺灣傳染病預防規則》之外，即是後來巴爾頓所設計的下水道工 事。其中，《臺灣傳染病預防規則》確認了八種法定傳染病，即：鼠疫、天花、
霍亂、傷寒、腸傷寒、痢疾、白喉、猩紅熱，並明訂防疫措施。
劉士永指出，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觀念至少經歷了三次轉變：1895 年前後 受到當時西歐流行各種病因學影響，反映在重視衛生工程與建築規劃，以及個人 行為矯治等。1900 年左右，日本學者提出「熱帶風土論」，將熱帶地區高溫高濕 的狀態視為使內地人「不健康」的因素。大約到1910 年代後，細菌論逐漸取代 了過去的觀念，也就是認識到健康的標準並非由肉眼所見的主觀判斷，而必須仰 賴儀器與化學藥劑，此後的衛生論重心也變成了切斷感染途徑、消滅病菌並增強 人體免疫力。271
1920 年以前，臺北市人口變動大，而其中幾年呈現負成長的原因，即是法 定傳染病。相對於鼠疫和霍亂，傷寒死亡率沒那麼高，但患者染病歷時較長，會 增加傳染機會。272並且，根據日治時期臺灣人死亡總數與死因統計，法定流行性 傳染病在臺灣人死因中所佔比例並不大。雖然在1911 至 1916 年間，傷寒一度造 成了死亡率的增加，不過最主要的鼠疫已在1918 年完全被撲滅後，法定傳染病
271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 究》，8:1（2001.10，臺北），頁 56-57、66-67。
272 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頁 1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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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的疾病結構演變〉，《新史學》，13:4（2002.12，臺北），頁 187。
274 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的疾病結構演變〉，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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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葉，傷寒傳染病問題被稱為是「島都之恥」，除了是傳染病中尚而未決的 之外，亦可能是在臺北三市街尤其嚴重的緣故。甚至到1935 年的臺灣始政四十 週年紀念博覽會時，臺北市當局仍為了傷寒防疫問題而戒慎恐懼地準備。281
值得注意的是，自日本統治以來，傷寒與其他法定傳染病的一個不同之處，
在於患者一直都是內地人高於本島人，甚至在1920 年以後成為在臺內地人的主 要死因之一，而且發生地多在市街，特別是臺北三市街。在臺內地人之所以罹患 率較本島人高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不適應臺灣氣候造成體質虛弱，一方面是吃 生食的飲食習慣剛好符合傳染途徑。282在臺內地人較高的死亡率，或許也是內地 人記者在報導傷寒時，會使用強烈的用語「恥辱」的原因所在。
事實上，傷寒並非僅是1920 年代的臺灣、臺北所面對的問題。傷寒問題與 都市人口急速增加的情況有關。例如，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東京市，相對於幕府時 期的江戶有更急速的都市化現象，過多的人口造成環境不堪負荷，1910 至 20 年 代初期傷寒的案例增加許多，並且到了1923 至 24 年罹患率又大幅增加，原因在 於由於關東大震災後，下町許多房子倒塌，倖存的人們集中於臨時木板房避難，
又因水道等衛生設備之不全，導致衛生狀態的惡化。甚至，相對富裕的山手住宅 地區發生傷寒的情形，還比工業地區還多。這顯示即便居民社經地位較為優越，
並不等同衛生環境一定比較好，原因在於主要問題還是作為感染源的水源與食物。
283因此，即便是在同時代的東京，傷寒傳染病也是一項嚴峻的問題。
回到這些批判的報導本身，這些記者稱傷寒是「島都之恥辱」。並且他們是 在臺內地人，其評斷臺北衛生清潔問題的標準為何？
生長於臺灣的竹中りつ子，在回想終戰時26 歲的自己，引揚回到母國日本 的記憶時，提到了一段對過往的回顧：
在我就讀⼩小學校、︑､⼥女學校284時，校⽅方曾經招募有志者到內地修學旅⾏行，但
⼀一次都沒參加過的我，在引揚之後才第⼀一次⾒見到母國的樣⼦子。︒｡在⼩小學校時，
有⼀一名參加過內地修學旅⾏行的同學，曾經很驚訝地這樣報告：「在內地啊，
內地⼈人當中也有苦⼒力在汲取、︑､清倒糞尿喔！」殖民地出⽣生的第⼆二代，在成
⾧長的過程中都是深信⽇日本⼈人是沒有苦⼒力、︑､也不會汲取糞尿的，因此當時確 實是像是聽到⼀一個全新的發現。︒｡285
281 〈開催期間中は特に市內の防疫に萬全を期せよ〉，《臺衛新報》，37（1935.02，臺北），頁 16。
282 董宜秋，〈臺灣「便所」之研究（1895-1945 年）——以「便所」興建及汙物處理為主題〉，
頁34-38。
283 永島剛，〈感染症統計にみる都市の生活環境：大正期東京の腸チフスを事例として〉，《三田 学会雑誌》，97:4（2005.01，東京），頁 541-559。
284 即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
285 竹中りつ子，《わが青春の台湾》（東京：図書出版社，1983），頁 167。轉引自顏杏如，〈植 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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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為了解決在臺內地人第二代可能會面臨對季節、氣候感 受力遲鈍的問題，從1910 年代後半開始，推動由內地人兒童所就讀的小學校方 面舉辦「內地修學旅行」，透過讓「灣生」兒童認識「內地風景」，來培養他們的 感受力以及對母國的認識。286
這段記述，顯示雖然在臺內地人注重對於第二代的教育，以避免在臺灣出生、
成長的他們與母國日本之間的連結逐漸轉弱，但是這樣的教育的內容，或與他們 所見的「事實」有所衝突，或進一步說可能有「想像」的成分，將母國與內地人 視為高等的、優越的。雖然竹中這段記述，所欲強調的重點是「其實內地人也有 當苦力者」，不過亦可以從中窺見內地也有苦力專門汲取糞尿此一事實。那麼，
或許可以進一步推測，1930 年代前後《臺灣日日新報》對於臺北衛生問題的批 判，其實可能也是用了實際上高於內地水準的標準在衡量。
2. 公共廁所問題
如上所述，由於傷寒的傳染途徑，使得傳染病問題與市容有緊密的關聯。而 衛生問題，也出現在另一位灣生的記述當中。大坪敏夫出生於1923 年（大正十 二年）的臺北市川端町205 番地，當時川端町還是住屋稀少的田園地帶。他在刊
如上所述，由於傷寒的傳染途徑，使得傳染病問題與市容有緊密的關聯。而 衛生問題，也出現在另一位灣生的記述當中。大坪敏夫出生於1923 年（大正十 二年）的臺北市川端町205 番地，當時川端町還是住屋稀少的田園地帶。他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