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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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有關殖民地臺灣在日本帝國下的位置，除了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作為日 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的臺灣，在這個意義上於日本史的書寫中佔有一席之地之外，
亦有不少關於日本的外地／殖民地論文集，將日治臺灣以個案的方式收錄其中，
岩波書店所出版的《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と植民地》系列書籍即為一例。不過，
目前以殖民地都市的意象作為探討內地與殖民地的互相影響為主軸的研究，並不 在多數。因此，本文希望透過具有「位於帝國邊緣的文明中心」如此語感的「島 都」一詞，去分析、比較日本帝國本土的內地人、在臺內地人與臺灣人匯聚於「島 都」的視線與論述，並以日本帝國史研究與殖民地臺灣史之間的「認識」研究，
作為本文切入的視角，而「島都」一詞，則作為討論時人對於「近代」認識的主 軸與關鍵字。至於「近代」在既有研究中的定義，將在本章第四節說明。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日治時期臺北的發展
日治時期臺北的都市發展及都市計畫，目前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其多 集中於殖民統治者如何規劃此一都市空間、並進行實質的統治，可以說是對日本 殖民地支配與實踐過程的基礎研究。
如溫振華的博士論文〈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可以說是往後日治時期 臺北發展史研究的基礎。他以臺北都市化過程為主軸，除了說明傳統三市街的發 展，以及殖民統治體系在臺北的建立之外，尤其對於人口變遷、人口移入地分析 及都市機能等面向，有詳實的實證統計與分析。在其分析年代的1905 至 1930 年代間，不僅關注到1920、1938 年臺北市行政區劃的調整，也能以微觀的角度 觀看城內、艋岬、大稻埕的人口組成與流動，亦將視野拉高到臺北市周邊的臺北 州七星郡，分析人口的移入地及其原因。10這樣的分析，是了解臺北市內部不同 區域，及與周邊區域之間，人與地方關係的基礎。其中有關人口在不同年代、社 會狀況的變遷，對本文而言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另外，徐裕健的〈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臺北為個案〉，
從建築與空間規劃的角度，著墨於日本殖民者各個階段的市區改正與都市計畫之 內容，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意識形態。這同樣是本文在分析臺北在實質意義上成為
「島都」的過程中，必須注意統治者在硬體建設與精神層次，如何有意識地將作 為殖民地首都的臺北，打造為怎樣的都市，不可忽略的實證研究基礎。值得注意
10 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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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外顯的支配之外，徐裕健亦重視潛藏的日常生活、文化習慣及其乘載的 空間現象，並以臺灣文化協會的活動為例，觀看臺灣人如何在這座城市空間中展 現抵抗。亦即，他已經注意到了人的行動與空間的關聯，即臺北同時作為殖民者 統治、本島人回應的一個空間，並指出了在臺北，除了日／臺人（區）的對立，
還有新興知識份子與「舊社會」的對立。11事實上，除了殖民統治者的政策之外，
處於被殖民側人們的抵抗或合作與反應，以及其對人民其產生的影響，亦是必須 關注的問題。12由於徐裕健的論文寫於1990 年代，不免受當時臺灣史學界流行 的抗日論述所影響，故主要使用「支配／抵抗」的分析框架。但是他所引發，都 市作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動的空間此一問題，是本文要以「島都」此一關鍵字 進一步思考的。
⼆二、︑､臺北的近代化
與本文的問題意識最為相關的，則以提出「臺北何時進入近代社會？」在這 個主題上，蘇碩斌的論著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何謂「近代性」（modernity）？
以現代社會學的概念而言，「近代（modernity）」是一複雜的概念，不僅包括西 方進入工業革命以後，物質生活有很大的改變，更重要的是人的思維也產生了巨 大翻轉。13本章第四節將會進行討論。
而出身社會學的蘇碩斌切入的視角，如其博士論文中所述，相對於西方以具 有主體性的市民社會驅動、完成「從地方（place）到空間（space）」的「近代化」
（modernization），作為被殖民的土地、缺乏市民社會主體性的臺北，其近代化 統治如何完成？在論文中，他提出清代到日治兩個社會基礎的變遷，分別是傳統 的「地方社會」弱化，以及統治的「知識系統」轉換。他強調，論文之目的不在 於詳盡搜羅所有史料，而是企圖提出社會學的解釋，即以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 現為例，關注：一、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如何在空間的認知上展現？同時以「地 方／空間」的對比作為解釋「近代化」的理論基礎；以及二、「知識／權力」如 何透過「空間」的部署，來展現空間的可視化與均質化。14
11 徐裕健，〈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臺北為個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 工程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12 參考 Brenda S.A. Yeoh 著、米家泰作譯，〈植民地化される側の歴史地理〉，收於ブライアング レアム、キャサリンナッシュ等編，《モダニティの歴史地理 上巻》（東京：古今書院，2005），
頁175-199。其以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為討論主軸，以十九世紀末圍繞在騎樓及中國人墓地 的論爭為例，說明在殖民者所規劃的空間下，亦有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相互對立、議論、妥協的一 面。
13 富永健一，《近代化の理論−近代化における西洋と東洋》（東京：講談社，2016）。
14 蘇碩斌，〈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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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pace）」、「空間視覺化（visualization of space）」兩種「空間工程」而達成的。16所謂「空間均質化」，指的則是現代主權國家的統治者，將原來具有特定意義、 實的「再現」（representation），他認為殖民所建構關於當地的知識，是建立在「想像」（imaginary）
上——由統治者依主觀需要建構的客觀知識。而且，就是依照最能象徵「客觀」的「數字」，即 對於真實描述、計算、分析去進行知識建構。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頁136-138。
18 張隆志，〈劉銘傳、後藤新平與臺灣近代化論爭——關於十九世紀臺灣歷史轉型期研究的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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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014.06，臺北），頁 139-174。
20 蘇碩斌，〈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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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見偏見與歧視的存在（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而本島漢人當中一部分的 知識份子的論說中，對於統治者的批評佔有很重要的比例（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一 節）。
又例如，研究者已指出，日本統治者在規劃臺北的都市空間時，主要仍是以 居住於城內的內地人的需求為優先，22即是蘇碩斌僅用「空間均質化」無法說明 的地方。雖然他在論文最後也強調，在統治者的規劃下，為了建造一個單一都市、
抹除地方原有異質性存在、改換成均質性宣稱之下，反而又製造了新的異質性：
「抹去艋舺、大稻埕性格差異後，差異轉為存在於臺灣本島人地區與日本內地人 地區之間，這種新的異質性並非原先的延續，而是原先的已不被承認。」23然而，
從史料中可以得知，所謂的「差異性」（例如城內與本島人市街的差異性）卻正 是許多與「島都」有關的報導中敘述的重點。同時，顏杏如也曾指出，蘇碩斌雖 稱在1920 年以後，臺北市在行政上已成為「一個都市」，然而在人（特別是在臺 內地人）的認識當中，其所見並非均質的「一個都市」，而是由相異的、複數的 地域單位所組成。24
這裡筆者不只提及「近代都市」，而將「殖民地都市」與之並立的原因在於，
不應忽視「在殖民地的都市是由殖民者所打造的」這一事實。因此，筆者將引用
「殖民地近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概念（參見本章第四節），思考在殖民地 的近代是具有特殊性的。若不考慮殖民，就無法看見當在「殖民地」上演的「近 代」是複雜的。同時，由於蘇碩斌並未將十九世紀末以來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 這一點納入考慮範圍，因此也未使用當時日本內地的報紙，去探討到在不同的年 代，內地如何看待殖民地及殖民地首都。
第三，蘇碩斌過於注重「原先分立的三市街如何轉型為一個臺北」的過程，
著墨於日本政府的統治，如何改造了地方社會以及都市的型態，卻可能落入只見
「應然」而未見「實然」的危險。亦即，隨著時間的變遷，客觀的環境確實發生 改變，但未能顧及無論是在臺內地人或本島人對於這個「近代的」都市空間的感 受。
夏鑄九可以說是目前唯一使用「殖民地近代性」概念連結日本統治時期都市 研究的研究者。他在論文中將「殖民地近代性」定義為「沒有主體性的近代」， 即強調被殖民者被壓迫、控制的面向。他也論及了殖民地的近代的特殊性，回顧 英、法殖民地研究與日本殖民地之差異性，並接著論及日本殖民地的異同，例如 以總督府為例，比較臺北與京城。另外，也提出「殖民都市」與「反殖民都市」
22 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頁 307。王慧瑜，〈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 活(1895-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52-57。
23 蘇碩斌，〈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頁 235-245。
24 顏杏如，〈植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
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9），頁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