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島都」誕生之前
第一節 從清末到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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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章 「島都」誕⽣生之前
臺北並非在1895 年以後、成為日本在殖民地臺灣的統治中心時，就已順理 成章地成為「島都」。本章首先要回顧的是，從清末到日治初期臺北城的建設、
以及臺北之所以成為殖民地首都的過程。其中關注自清末以來臺北三市街的發展 情形，特別是臺北府城設置之時，城內的空間規劃與建設情形，作為第三章第二 節討論領臺初期來自內地的記者，對於當時臺北的記述的對照。
另一方面，正是在日本統治者在的各項調查、建設與市區改正計畫皆上了軌 道，治安與衛生環境逐漸改善的1910 年代，「島都」開始在本島最大報、具有御 用性質的《臺灣日日新報》中出現。而「島都」出現的條件，與日本殖民者在臺 灣統治基礎的穩固、對於臺北的空間規劃與建設的日漸完備息息相關。這樣的背 景，以及在1910 年代新聞報導中呈現的「島都」樣貌，是本章聚焦的第二個問 題。
第⼀一節 從清末到⽇日治
⼀一、︑､清末臺北的發展、︑､定位與重要性
（一）清代臺北三市街的發展
「島都」一詞的出現，實與1898 年以後兒玉源太郎總督統治時期，與民政 長官後藤新平所奠定之殖民地特殊主義方針有關。總督府以此統治方針為主軸，
進行了一系列殖民地調查活動與建設，在1910 年代大抵完成，同時臺灣社會的 治安、衛生狀態亦漸趨穩定。而在清末、日治初期政權交替時期，臺北經歷了怎 樣的轉變？蘇碩斌從現代國家權力運作的觀點切入，指出臺北由原來分隔的、有 相異生成及發展脈絡的傳統「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能在1920 年整 合為「一個都市」，關鍵即是在這十幾年的時間內，日本殖民政府透過拉攏地方 仕紳、推動警察制度、進行公共衛生與市街貫通等工程，以及一系列如土地、人 口調查的手段，完成將都市空間的「均質化」及「可視化」，將臺北從清代「看 不見的地方」轉變為一個「看得見的空間」。66
那麼，臺北三市街在清代的樣貌與發展過程又是如何呢？清代三市街的發展，
各自呈現了十九世紀以後北臺灣的在經濟、政治及社會上的發展歷程。艋舺在乾 隆末期，因臺北地區的拓墾與水利事業的興築，同時因淡水河口的八里坌港與福
66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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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對渡，具有極佳的位置優勢，而逐漸發展起來，然其擴張也因北部地區在新竹、
苗栗、宜蘭等地都有港口，交易商品也類似，在發展腹地上有所侷限，同時也因 長期對福建輸出米穀，而在遭遇米價暴跌時，面臨不景氣的風險。1860 年代，
由於1858 年的《天津條約》、1860 年的《北京條約》，淡水開港，而茶、樟腦是 開港後由北部地區的二大出口貨物。艋舺的地方人士排斥外商，因此將茶葉貿易 的機會拱手讓給了大稻埕，後者是由1853 年時在艋舺的「頂下郊拼」中輸給三 邑人的同安人，敗走遷移後建立的新市街。大稻埕的繁榮，是在開港後洋行制度 下，透過加工包裝、外銷茶葉，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後而興起的。洋行的設立，促 進大稻埕對外貿易的發展，而貿易發達同時又增加了洋行的機能（如兼有火災或 海上保險的業務）。當時知名的洋行如怡和洋行、德記洋行、寶順洋行等。從人 口移入來看，1884 年後入港人數皆大於出口人數，成穩定成長。67
艋舺、大稻埕的發展歷程，與經濟貿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相較之下，臺北 府城則是官府基於治理的需求，基於政治機能而設置。同治十三年（1874 年）
南臺灣發生牡丹社事件，奉命來臺的沈葆楨，據〈臺北擬建一府三縣〉摺，提出 北部應設府治。
從清代方志中可知，「臺北」一詞在康熙中期即已出現，原意是作為文化、
政治中心的臺灣府治（臺灣縣）以北的地區。直到沈葆楨來臺，其設計的「臺北 府」才開始具有明確地理空間指涉的意義。68第一任知府林達泉勘視北部形勢時，
後基於經濟因素，決定在艋舺與大稻埕間的水田之間築城。
臺北府城的建置，對日後臺北的市街規劃影響甚大。林達泉在任內去世後
（1879 年），繼任的臺北知府陳星聚就任後，大抵決定新設府城的城跡與街道，
為艋舺和大稻埕之間的一片水田上。然而，相對於艋舺與大稻埕均是有相當規模 的商業區，臺北府城最初難以吸引到人民在此「起蓋民房」，早期的住戶多是與 官方關係密切者。而在劉銘傳任內，雖大力吸引大陸資本與組織，事實上到日治 初期，城內仍有三分之一為水田，建築多半是官署和公共建築。69也正是因為建 於平坦的水田地區，城池地修築可以做較有計畫的設計，整體而言可以說是臺灣 各城最為工整的。當時，「廣闊一丈八尺」的規定，成為後來店舖建築的標準尺 度，又街道橫直的佈局是受中國傳統城市建築觀念的影響。臺北城有五個城門，
包括通往新興港埠大稻埕的北門、通往舊市街艋舺的西門、東門、南門外，還有 小南門通往今板橋。
臺北府衙於1879 年完成，位於城內東北角，應是基於安全與地勢的考慮。
67 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頁 27。
68 尹章義，〈臺灣地名個案研究之一——臺北〉，收於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
1989），頁 421-440。
69 尹章義，〈臺北設府築城考〉，收於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研究》，頁 39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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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艋舺貢生洪騰雲，均出基地與經費，設立考棚、行台於府衙西邊；知府陳星 聚募資創設登瀛書院於考棚內，隸屬知府管理。後又建設文廟、其南側設府儒學、
本門南邊興築府縣城隍廟。上述均是基於政治目的而建設的。在地方人士的投資 興建下，以府衙為中心，城內街道逐漸往西擴張。如先有艋舺洪祥雲、李清琳等 於府後街建設店舖，後有大稻埕張夢興、王慶壽等於府直街設舖。後來與府直街 相連的府前街，也陸續有人建屋居住。1880 年，西門街、北門街也逐漸形成。70 不過，整體而言，在劉銘傳來臺以前，府城的發展誠然有限。劉銘傳來臺時，
臺北城仍尚未完工。他說道：
臺北⾃自光緒初年分設郡治，僅將城垣、︑､⽂文廟、︑､試院、︑､府署，陸續粗成，其 餘地⽅方⼯工程，因民⼒力難籌，多未興辦。︒｡ 光緒⼗十年奉命渡臺，當駐臺北 府城淡⽔水縣署。︒｡其時城內盡屬⽔水⽥田，不特屋宇無多，並無輿⾺馬可通之路。︒｡
所居縣署，半係草房，將佐幕僚，僅堪容膝。︒｡71
（二）清末到日治的政治中心——臺北
70 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頁 29-41。
71 劉銘傳，〈臺北建造衙署廟宇動用地價銀兩立案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壯肅公奏議》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十七種（臺北：臺灣經濟銀行研究室，1958），頁 290。轉引自溫振華，〈二十 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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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明治二十八年（1895 年）的臺北城內
從圖中可知，至日本領臺前，臺北城內建設主要集中於北半部，南半部仍多為水田。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製圖部1895 年 12 月 13 日繪製，轉引自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 天書局，1997），頁 125。
1. 清末的劉銘傳的規劃與建設
1884 年，為因應中法戰爭時法國進犯北臺灣及澎湖，劉銘傳來臺興辦洋務，
臺北城即是洋務中樞，對城內也加強政治、軍事、教育及商業機能。
劉銘傳自臺灣建省後任臺灣巡撫，雖然省會並非設於臺北，但經常在此辦公，
因此對於市政建設較為積極。在中法戰爭期間，劉銘傳奉命辦理臺防，為強化臺 北軍事工業機能，於臺北府城北門外成立機器局。教育機能方面，建省後更為重 要，傳統書院方面，除原先的登瀛書院外，1890 年新築書院於西門內；新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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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方面，1886 年設於大稻埕六館街，後於 1891 年遷至登瀛書院西側。72
除此之外，在增進城內商業繁榮方面，劉銘傳向浙江富商集資，東門外創設 興市公司，以整修城內道路、廣間店鋪房屋，以供租用，承租者每月納洋銀四元。
道路設置方面，城內亦比艋舺和大稻埕的舊街道都來得寬；並購入新式壓路機，
以作修整街道之用。73
劉銘傳除著手於清理基隆、淡水港及其他要地市街外，亦聘請日本人在臺北 城內三處鑽井（北門街、西門街、石坊街），並在城內個衙門與商舖設置電燈，
但是後來由於財政緊縮之故，清理街道委員被裁撤。劉銘傳也在光緒十三年前後 自日本引進人力車，主要用於臺北城內、外以及臺南、安平之間，並且是與平坦 的道路相互配合。74
他並計畫以大稻埕作為臺北的商業區域。劉銘傳的措施，影響茶葉增產，有 助於大稻埕繁榮、財政增加與洋務事業的推行。75如大稻埕南部的街道（建昌街、
六館街、千秋街）皆是其任內設立，並指定為外僑居住區域，勸導林維源成立建 昌公司，投資興築洋樓以租與外商，因此後來荷蘭、德國與美國領事館都是設立 於此。76
圖 3 劉銘傳時期臺北城內設井之處
72 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頁 46-52。
73 陳正祥，《臺北市志》，頁 8-9。
74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中卷》（臺北：臺灣書房，2011），頁 501-507。
75 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頁 53-54。
76 陳正祥，《臺北市志》（臺北：南天書局，1997），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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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底圖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 專題中心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臺北市街全圖 1919 年），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最終瀏覽：2019/8/20）
圖 4 劉銘傳時期建設之大稻埕地區街道、外僑居住地
資料來源：底圖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 專題中心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臺北市街全圖 1919 年），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最終瀏覽：201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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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97 年的臺北三市街
由圖可知領臺初期臺灣總督府在城內的利用情形。
資料來源：黃淑清，《臺北市路街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無頁碼。
回顧臺灣歷史的發展，從荷蘭時代的政權開始至明鄭王朝，基本上都以南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