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主義的發展與自由主義息息相關，兩者同樣注重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廣 泛地強調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來約束的個人或自我。個人主義主張先有 個人，社會只是為了群居的生活而存在，個人的權利具有優先性（蘇永明，1999：
182）。個人主義的發展同自由主義一般，意義複雜且難以釐清，雖然其思想內容 源於西方社會，但在不同國家中卻又具有不同的象徵意義。
個人主義一詞源於 19 世紀的法國，原文是「individualisme」，用以批評啟蒙 運動與法國大革命以來，受到過度彰顯的個人理性、利益與權利，重視個人勝於 群體的結果將有走向社會失序與無政府狀態的危機（Lukes, 1973: 3）。法國政治 評論家托克維爾（A. de Tocqueville, 1805-1859）認為個人主義是民主的自然產 物，平等化（levelling）的結果將孤立個人的行為與思想，使其脫離社會群眾，
個人僅謀溫飽，不願關懷公家事務，這種自私自利的心態，讓人沉溺於物質享受，
成為金錢與物慾的囚徒21。同樣身為法國人的社會學者涂爾幹（E. Durkheim,
21 參閱托克維爾《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之第二部第 2、4 章（Tocqueville, 1956:
192-197）。
1858-1917），將個人主義、道德淪喪（anomie）與利己主義（egoism）視為同義，
意指個人在社會、政治與道德方面脫離社會目的與常規，破壞社會的團結（洪鐮 德，2002：34；Lukes, 1973 : 13-15）。
個人主義在法國帶有負面意涵，在德國卻相反地意蘊正向與積極的意義。德 國人將浪漫主義對個性（individuality）的闡釋，如獨特性（uniqueness）、原創性
（originality）與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等意涵融入個人主義，由量上的均 等（每人個都代表一）轉為質上的差異，強調人與人間不可替換與比較。不過在 德國民族主義興盛之後，個人主義的內涵被放大為社群與民族實現的根基。首先 國家或社群被視為有機體，其整體性大於個體數量的相加，所以在一群個人組成 的團體中，自我實現並不侷限於自身，而帶有超越個人的力量，完成國家與社會 理想的同時亦是實現自我理想，於此，個人主義其實已經成為集權統治的附庸
（Lukes, 1973: 17-22）。
英國個人主義的發展又不同於上述兩個國家，它最開始是表現在宗教信仰不 一致的現象，而後與自由主義結盟，用以反對國家對私人領域進行干涉（Lukes, 1973 : 32）。許多英國政治思想家在探討政治時都以「個體」為基礎單位來論述。
例如霍布斯由人性的利己天性出發談論國家存在的必要，最後推導出集權政府的 必要存在；洛克由個人利益出發，強調人人生而平等且獨立，擁有支配其生命、
自由與財產的權利，社會契約的訂立就是為了保障這項權利；又如邊沁（J.
Bentham, 1748-1832）與彌爾的效益論，其計算的根本單位就是個人；史密斯的 資本主義也同樣以個人為單位。
關於個人主義的意涵通常不離以下兩個主題：第一是對「人」（person，或 稱「位格」）的虔敬與尊重，相信人自身所擁有的理性與價值，不能將人僅僅視 為工具。康德（I. Kant, 1724-1804）說：「總是要以人道來行動，不論是對自己 或對他人，在任何時候都將之視為目的，絕不只當作工具來使用！」（Kant, 1987 : 58）。第二是對私領域的捍衛，或是自主權利的重視，如同洛克主張個人擁有支
配其生命、財產與自由的權利，個人在私領域中可以全權依自身之意願與意識做 決定，不同於在公領域中需要受制於社會規範與國家法律。
基本上，個人主義預設理性的存在，人類因擁有理性而不同於動物，並獲致 尊重，也因具有理性得以發揮自律而享有私領域的空間，但也正是理性讓個人主 義產生爭議：究竟人的理性是完美的嗎？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衝突時，理性又 該如何取捨？理性是其自利本性的有效運作，還是不計較利害的利他取向？除了 有關理性的爭議，社會與個人的關係也是爭論的焦點，例如個人與社會如何相互 定義？個人與社會該如何和諧相處？個人需要對社會負擔哪些義務？私善與共 善具共通性嗎？個人有必要尊崇與維護社會傳統嗎？自我實現與社會實現相衝 突嗎？這些疑問都讓私領域在範圍與程度的界定上產生困難。上述有關個人理 性、利己本性以及個人與社會利益衝突之問題，正是英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在英國社會中，個人主義因與自由主義結盟，表現出消極自由的傳統。據斐 莉樸的觀察，個人主義的氣息瀰漫整個英國社會，不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都共 享著個人主義的哲學，承認個人對慾望追求的正當性。左派與右派如同一枚「個 人主義硬幣」（individualistic coin）的兩面，一面在社會面向支持平等的個人主 義，另一面在經濟面向支持自由的個人主義，實行弱肉強食的市場法則，不再伸 張利他主義的文化。（Phillips, 1998: 288）。顯然，斐莉樸在使用「個人主義」一 詞時，將之與利己主義（egoism）劃上等號，個人以追求自我利益作為最高指導 原則。私領域的擴增讓我們關注的僅是如何增進個人自主，利他原則不在討論的 範圍之內，共善與道德的觀點自然也被拋棄、遺忘甚至遭到反彈。
從個人主義的利己特質還可以延伸至另一個特點—眼中只有自己的「有己無 人」態度，意謂「我」是由我來定義，由我來建構。斐莉樸認為自 80 年代以來，
「自我」的含意已與維多利亞時代不同，那時談論的自我，立基於社會與家庭，
受到社會規範與他人認同的影響，而現在的自我不過是種自我陶醉，孤立於外在 世界，不需要他人的認同與肯定（Phillips, 1998: 289）。此一觀點類似泰勒所批判
的原子論式（atomism）個人主義，認為每個人是他自身且僅是其己身幸福的最 佳判斷者，依靠自我來定位目的，不受任何權威的控制，不論是來自宗教、家庭、
習俗或道德（Taylor, 1989: 83, 193-194）。不論是自我定義的改變還是利他原則的 式微，兩者都是在切斷自我與他人或社會的連結，造成疏離的群我關係，進一步 使得作為人際關係規範的道德原則日漸失去存在的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