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恐慌

非道德化社會的形成背景包括個人與社會紐帶斷裂、價值意義失落，以及逐 利與享樂的心態，它們對道德教育的核心場所—家庭與學校—帶來莫大衝擊，包 括家庭結構崩解與家庭觀念轉變，促使核心家庭破碎，家庭轉變為只是個人實現 自我的場所。這些都是「個人與社會紐帶斷裂」及「逐利與享樂心態」對家庭造 成影響，使家庭在孩童性格養成與品行陶冶兩方面的教育功能削弱。

在學校中，教育內容的庸俗化與自我封閉心靈的塑造，益形助長「個人與社

會紐帶斷裂」及「價值意義失落」的困境。不論在家庭抑或學校，家長與教師都 漸漸失去穩固的道德權威，讓道德價值的傳遞與陶冶面臨極大挑戰，例如在道德 形式權威方面，強調個人主體之自決與自由的風潮，動搖家長與教師導孩童行為 的正當立場；在道德的實質權威方面，相對主義的盛行，讓道德由普世的善與真 理，淪為見仁見智的個人主觀選擇。

道德本是人際互動的行為準則，道德教育對孩童價值觀與行為型塑的重要性 更是不言而喻，當家庭與學校無法正當地進行道德教育時，孩童就可能產生偏差 行為，直接或間接地造成社會秩序不安。斐莉樸認為「犯罪」就是道德議題，它 來自於道德感（moral sense）的低落，而道德感的養成必須透過孩子與家庭及周 遭文化的穩固連結，從中學習人類行為的基本規範（Phillips, 1998: 270）。

《時代》（Time）雜誌歐洲版 2008 年 4 月的首刊號，以英國青少年令人憂心 的行為問題作為封面故事，題名為〈英國粗鄙的街道〉（Britain’s Mean Streets）。

報導中描述英國青少年酗酒、嗑藥、鬥毆以及未成年性行為等犯罪問題，已經到 達不容忽視的地步。報導還中引用 2003 年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PPR）的調查，指出英國 15 歲的青少年中，有 27%的人至少有 過 20 次酗酒經驗，遠高於德國的 12%、荷蘭的 6%與法國的 3%；此外英國少女 在 15 歲前發生性行為的比例，也較歐洲任何國家都高，而且 15%以上從不避孕。

報導中亦指出英國民眾對青少年犯罪問題的惶恐甚至高於對恐怖份子的畏懼，更 有 1/5 的英國民眾晚上不敢出門，以避免青少年的街頭襲擊（Mayer, 2008）。

社會學者將民眾對於犯罪事件的恐懼情緒稱為「道德恐慌」（moral panics），

擁有道德恐慌情緒的人們，認為社會中存在一群「惡棍」（folk devil），他們是行 為偏差且不道德的人，其行為舉止挑戰人類的基本價值，威脅社會的群體利益，

因此主張透過種種社會機制，諸如嚴刑峻法、社會化的教育過程與心理治療等方 式來遏止這種現象（Goode & Ben-Young, 2006）。

不過就像《時代》雜誌的報導一樣，有關青少年失控行為的新聞事件屢見不 鮮，隨時收看電視或是翻開報章雜誌，類似的新聞報導就會映入眼簾，是以有些 社會學者認為道德恐慌不過是媒體渲染與型塑出來結果，引發人民「過度」恐慌 與擔憂（Hall et al., 2006; Goode & Ben-Young, 2006）。

雖然媒體為了製造話題或是衝高銷售量，可能過度渲染社會犯罪事件的普遍 性與嚴重性，造人心惶惶的現象，但即便如此，我們依舊不能抹煞這些不道德與 犯罪事件存在的事實，即使它們可能僅是零星個案，卻也代表某些值得關注的社 會警訊， 說明社會正處在不安穩的狀態 。誠如古迪與班楊所言 （ Goode &

Ben-Young, 2006）：

當一個社會擁有明顯、清晰與穩固的道德界線，且人人都接受並信仰核心這些 規範與價值時，道德恐慌就鮮少發生；反之，當一個社會的道德界線模糊不清，甚 至衝突與矛盾時，道德恐慌就極易發生。

本章由家庭與學校的角度切入，探究道德教育實施的困境，接著再由社會秩 序的層面，審視非道德化現象對社會造成的不安與恐懼。當然道德並非只有穩定 社會秩序，遏止反社會行為的消極功能，它還蘊含豐富人生理想的價值觀，具有 美化心靈與生活的積極功能，要想突破非道德化社會的困境，我們該當重新思索 道德的本質、孩童的本質、家長與教師的本質以及生活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