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是一種個人主義式的理論，雖然不否認社會的價值，但卻認為社會 價值只有工具性的價值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而存在（石元康，1998）。此種 觀點實際預設了人類自利的本性，社會是為成全個人需求與利益而存在，與其將
之理解為情感聚合的團體，不如將之視為個人利益匯集的聚合所。「社會」的工 具性價值意謂「社會制度」，它不僅提供市場運作機制與往來交易的規則，也穩 定社會秩序以使個人順利地成就目標，所以當一個人的行為遭到干預與規範時，
不是因為他違反了哪些關乎個人的道德信條或品德涵養，而是因為他傷害或有損 於別人的利益。
上述的觀點類似彌爾的「傷害原則」，如他所言：「個人的行為，如果關乎個 人，而不涉及他人，他就不必為這項行為對社會負責。」（Mill, 1991: 115）;又：
集體或個人地干涉其成員之行為的唯一目的是自衛，在文明社會裡，唯有為了 防止一個人危害他人，我們才有正當的理由對他的意志施加壓力，若說是為了他自 身的益處，不論是生理上或道德上，皆不足以成為充分理由。我們不能強迫他做什 麼或忍受什麼，因為在別人看來，我們這麼做可能是不明智且不正確的。（Mill, 1991:
14）。
彌爾以「涉己行為」與「涉他行為」作為行為是否應該受到干涉的標準，所 以一個人會被禁止自殺，不是因為自殺違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該當好好珍惜」
的道德信念，而是因為自殺會使家人、朋友們傷心欲絕，或是因自殺而使得你就 職的公司蒙受業務損失。同理可證，若你是一個無依無靠，沒有親人沒有朋友的 人，是否你的自殺就會被允許？在自殺之後，是否有人會將你送到醫院？即使送 去之後，醫生是否也會判斷此為涉己行為，而不願對你進行施救？依循這樣的推 理邏輯，嫖妓或援助交際似乎也會被視為不應受到禁止的涉己行為，因為兩者都 是你情我願的買賣行為，雙方皆各取所需，並不足以構成傷害他人的條件。
在錯綜複雜的社會交際網絡下，或許沒有純粹的涉己行為與涉他行為，我 們很難保證一個人的行為不會對他人造成影響。即便是個無親無故的流浪漢，他 的自殺乍似涉己行為，但可能在社會媒體的報導下，刺激另外一樁自殺案的發 生，就像「蝴蝶效應」一般，此地小小的舉動，可能造成他地的大大災難。
在彌爾的「傷害原則」或說是柏林所稱之「消極自由」的論點下，可能導致 冷漠與無情的社會，就像上段所述：醫生不應醫治自殺的傷患，他必須眼睜睜地 看著一個人在面前死去而無法伸手援救，這樣的情景難道不令人心寒？人們陷入 孤立、無情與冷血的社會關係中，個人對於他人社會責任僅是尊重欲望與成全意 志，不負有開導與啟示的責任。
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不僅是對自身行為負責，還包括個人對他者的責任，雷 茲（J. Raz, 1939～）在《公共領域中的倫理》（Ethics in Public Domain）一書中，
闡釋政治活動的中心事務就是保護與促進他人福祉（well-being），是以每個人都 肩負他人幸福的政治與道德責任。不過有人可能會以幸福只能由自身來決定與完 成的立場予以反駁，要求他人肩負別人幸福是不可能的無理要求。雷茲承認幸福 確實只能經由個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但這並不意謂其他社群成員就沒有能力可以 從旁協助，一同分擔幸福的責任，特別是教師、家長與朋友（Raz, 1994: 3-28）。
事實上，個人對他人的社會責任就展現在教師、家長與朋友等等人際關係之 中，無論是韓愈云：「師者，傳道、授業，解或也。」，三字經記載：「養不教，
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還是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這些格言都顯示教 師、家長與朋友的教育意涵。確實個人的幸福僅能由個人親身實踐來完成，但我 們不能基於這樣的理由就撤手任其恣意發展，誠如曼德思所言：
我們的錯誤在於認為選擇沒有所謂的好與壞，……但種種悲劇性的案例卻告訴 我們選擇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因為選擇是「價值」間的抉擇（Mendus, 1998: 55）。
何況師生、親子與朋友等等社會關係的存在，即已預設人際間休戚與共的連 結，同在一條船上的革命情感賦予人人肩負彼此幸福之責，這種對他人的責任，
既是社會責任，也是道德責任，為的是共同發現與反省美好生活的本質。
第二節 自由與權威的關係
「自由」與「權威」並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敵對關係，它們皆是促進社 會繁榮與創新的要素，兩者缺一不可。如果僅有自由而無權威，則可能墮入失序 的自然狀態；若僅有權威而無自由，則權威如同暴政，不僅貶低人性的價值與尊 嚴，社會亦會充斥一片肅殺之氣，缺乏創新的活力與蓬勃的生氣。以下首先澄清 自由與權威的關係，進而論述兩者的理想關係，以及權威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