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自由與權威並非對立的關係，那兩者究竟是以何種關係樣態存在？是獨 立而自行發展的兩個概念，抑或兩者存在某種關係連結，處於共存共榮與相輔相 成的關係？研究者認為自由與權威是兩個獨立而相關的概念，獨立之處在於它們 施用的領域且關懷的焦點不同，不過也正因兩者關懷焦點不同，才能引申出相互 彌補而非對立的共存關係。
我們或許較容易理解自由的內涵與重要性，畢竟自近代以來，「追尋自由」
一直都是政治與經濟上的理想，更何況自由亦是現今民主社會不容挑戰的人權之
40 就邏輯來說，「若 A 則 B」為原命題（若權威不適切，則爭自由），「若 B 則 A」為否命題
（若爭自由，則權威不適切），「若非 B 則非 A」為逆否命題（若不爭自由，則權威適切），
而若原命題為真，逆否命題亦會為真，但否命題不一定為真。舉個易於理解的例子，原 命題「若是女人則是人」為真，逆否命題「若不是人，則不是女人」亦為真，但否命題
「若是人，則為女人」為假。
一。自由關注的焦點是「自主」，即為自我決定與行動的權利。不過如同平等的 概念，自由僅是一種「程序原則」，是公共論述情境中的預設條件，讓每個人都 有表達意見與選擇的彈性空間，但它仍無法作為判斷價值優劣與行動方向的準 則。
權威和自由的不同之處，正在於它是判斷價值優劣與行動方向的準則，關懷 的焦點是「怎樣會更好」與「什麼是對的」，承認存在一套較為優質的方法與觀 點，或是本質達於真、善與美之標準的知識。是以，權威兼具內在價值與外在價 值。就外在價值來說，它讓社會在一套規則的運行下穩定運作，保障人民的權利 與安危，也讓人們在面臨抉擇時有所參考的依據，相信遵循權威會獲致幸福。以 內在價值來說，權威的內容就是真理或道德，蘊含真善美的特質，追求這些不是 為了某種其他目的，是因為它們本身就具有價值。
或許可用以下的譬喻來理解人、自由與權威之間的關係：若將人生比作一趟 航程，那麼人的意志就像負責發號司令的船長，不過即使擁有決定的能力，他還 是需要一艘作為交通工具的船，才能讓它的自決意志擁有實踐的意義，而這艘船 正是「自由」。不過僅有船長與船仍舊無法航行，終究落得在大海漂流，茫茫無 所去的困境，這時需要的正是「羅盤與地圖」，用以指引方向，需要「旅遊書籍」，
其中推薦各地值得參訪的自然美景與名勝古蹟。這個譬喻所表達的正是自由與權 威在人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關係—「無自由的權威是空的，而無權威的自由 是盲的」。
雖然權威預設是非對錯與價值優劣的存在，但不意指權威是永恆且不得改變 的。因為權威的內容、建立的方式與力量的來源必須合乎「理性」，以現代的話 來說就是合乎「民主程序」，所以它並非個人或單一團體的價值觀與偏見，不為 特定族群的利益服務，自然也不會帶來暴力與壓迫，打擾並傷害人民的生活。
由於權威以自由作為程序原則，所以權威具有開放的特質，致使有的權威可
能僅是暫時性的權威，會隨著社會變遷、理性的再次省思與思潮的演進而有所轉 變。換言之，權威是活絡而帶有生命力的，它像旅遊書籍會為你介紹景點，帶你 認識世界風貌，但不意謂世界就同於旅遊書籍所標示。你擁有自由的船，可以實 地探訪這些景點，驗證它們是否真的「名符其實」，當然亦可試圖開啟新的探險，
拓展世界的意義，但別忘了，你仍舊依靠著羅盤來指引方向。雖然權威有被變更 的可能，但不意謂權威就該被捨棄，它仍舊擁有存在的價值，能夠試圖指引一些 方向，這同於鄂蘭的看法（Arendt, 2006: 186）：「教師的責任是為學生展示世界 的樣貌，在教育中，這個責任以權威的形式呈現。」
讓我們再回到前面的問題，為何「社會」是以斐莉樸所言之型態存在？群聚 的人們彼此間為何具有意義共識與連結情感？而又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個人必 須肩負他人幸福的責任？何以權威如此重要，值得我們極力而費心地鞏固它？群 聚往往基於共同生活的事實，自然衍生出親情、友情甚或民族情感，致使彼此間 存在意義共識與連結情感，而也正基於這份相濡以沫的關係，個人有肩負他人幸 福的責任。「權威」是為達成幸福之路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因為權威會帶來 秩序，指引理想與方向，讓人類能在權威之下認識世界的樣貌，並追尋美好的事 物。
第三節 道德重建的具體作為
透過上述對於「自我與社會」以及「自由與權威」的討論，或許更能理解為 何斐莉樸在面對個人與社會紐帶斷裂、價值意義失落，以及逐利與享樂的心態所 造成的非道德化危機—家庭破碎、教育庸俗化與社會秩序混亂時，自「社會」著
手，強調共享的人性與文化，期望以此重建權威，挽救日漸分裂與消逝的道德內 涵與道德責任，並在政治與教育兩方面，以重建文化認同與提倡相互責任作為道 德重建之憑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