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從「國家關係」轉變為「市場關係」這段看似戲劇化的轉變，實際 上歷經一連串的鬥爭與修辭轉換，本研究將嘗試詮釋此世界觀的移轉如何可能？
並且分析其中各種不同的行動者類型。
為了更精準地捕捉從「主權—安全」到「市場—經濟」的世界觀移轉的過程，
本研究從場域中行動者如何使用新自由主義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論述切 入，從而建立象徵鬥爭灘頭堡的過程，揭露介於客觀事實與主觀詮釋之間的認知 圖示與世界觀點，如何具體構成場域中的互動規則，並影響利益分配。透過 Bourdieu 式的視角，將跳脫由民意調查機構或研究所設定的問題意識，對「客觀態度」再 進行客觀化。
耿曙（2009）利用民意調查資料來分析中共「以經促統」的政策是否有效，
其分析的結果得出：縱使中共不斷透過經貿與惠台政策來影響兩岸關係，然其對 於台灣人的身分認同與統獨立場並未產生太大的扭轉；而同樣的情形也可以從大 陸邀訪青年交流的結果中看到，亦即此類參訪交流雖能扭轉參與者對大陸的刻板 印象，但並未能改變參與者的政治認知與認同（耿曙、曾于蓁，2010）；此外台商 作為「以商圍政」之工具是否真有實效的問題，放在台灣人認同比率逐年上升，
以及台商在兩岸關係之中的角色多元背景之下似乎也難以證成（Shu Keng &
Gunter Schubert,2010）。
這些研究雖然點出部分事實，但從本研究的視角觀之：首先，此類經貿與惠 台政策之所以有其運作的基礎，乃先是在兩岸關係做為市場關係的基礎上，才得 以全面施行，因此真正問題點反而要往前回溯，探討將兩岸關係定義為市場關係 之現象如何可能？接著才是 2008 年之後，經貿與社會交流全面擴張但其結果卻與 政治認同傾向相脫鉤的現象；第二，其假設惠台、讓利等政策，必然產生改變台 灣人政治認同與統獨立場的政治效果，卻忽略了此類論述，反而揭露了兩岸互動 關係中的個殊利益，並且讓原本迷思化、自然化的市場經濟論述出現破口。從上
述兩點來看，如果要能更為貼近理解這其中的複雜度，透過象徵交換與禮物關係 的理論視野來理解，將會有所幫助。
另外，使用民眾態度調查資料來進行統計分析的研究亦所在多有，其中探討 政治與經濟邏輯差異的論點，則往往陷入經濟思維即為「理性」，政治認同即為「感 性」的二元對立架構，而容易忽略經濟互惠作為象徵交換所產生禮物降級議題，
尤有甚之將經濟交流視為必然互惠，而將政治因素視為不可撼動「象徵因素」22（陳 陸輝等，2009），此種論點正是忽略了經濟因素雖做為物質因素但仍可能轉換為象 徵意涵。
為了重新建立現象，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來指出兩岸關係 場域中對於兩岸經貿走向自由化（liberalization）修辭的使用現象，在「聯合知識 庫」中使用「兩岸+鎖國」作為關鍵字，並逐年統計次數（如下圖七），使用鎖國 作為關鍵字的原因，在於其最常用來批判民進黨政府對於兩岸經貿交流的緊縮主 張。例如 2010 年 4 月 25 日，時任總統的馬英九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就 ECFA 進行辯論時，開場申論第一句話即言：「現在世界變局，應該選擇民進黨的鎖國和 邊緣化，還是國民黨的開放和國際化？」23，可見在針對兩岸經貿是否進一步進行 整合的問題上，「主權 vs.市場」的對張關係，的確是重要的論述攻防來源，而使用
「鎖國」做為核心論述，並非一人一時的創見，而是經過長時間的累積所形成的 社會認識（social recognition），並轉而形成對兩岸經貿整合持消極態度或強調國家 安全與主權者即為鎖國者之誤認（misrecognition）。
22 「當經濟自由主義者呼籲兩岸開放，促成雙方的互惠互利之際，隱身「開放」、「保護」辯論背 後的，卻是「親中－愛台」、「統一－獨立」之類「象徵政治」的影響因素」（陳陸輝等，2009）
圖七：「鎖國」修辭的使用（1987-2016）
Lin, Syaru Shirley（2016）試圖以民族主義作為國內政治壓力，來解釋此種震 盪，即是將兩岸經貿政策視作依變項，而將台灣民族主義當作自變項，但這樣的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解釋其實預設全球化與去政治化的兩岸經貿政策為自然發生的傾向，而台灣內部 的政治因素如民族主義則為可操作的變動項。相對於此，本研究則將此種經濟政 策的震盪視為場域中象徵鬥爭的前線與次戰場：經濟政策可以妥協並彈性調整，
但涉及場域核心的定義與原則問題則更難以變動，這也就導致經濟政策的震盪相 對於兩岸關係定義之轉變幅度來得更大，也更利益導向。
換句話說，無論是新自由主義式的兩岸經貿政策，或是民族主義式的國家定 位問題，都必然涉及政治動員，對本研究而言即象徵鬥爭的過程，最終的目的與 主戰場便是重新定義兩岸關係。
政策效果 政策名稱 時間決策場合
管制 戒急用忍 1996 年國家發展會議 自由化 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2001 年經濟發展諮詢會議 管制 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2006 年臺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 自由化 兩岸共同市場 2008 年馬英九、蕭萬長選舉政見攻防 表五：台灣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震盪
上表顯示台灣當局的兩岸經貿政策從 1996 年的「戒急用忍」走向 2001 年「積 極開放，有效管理」的鬆綁，並於 2006 年走回「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緊縮路 線，復又再次於 2008 年重新走向兩岸共同市場的自由化倡議。可以注意到的是，
兩岸經貿政策與兩岸關係之定義並非本然地相掛勾，換句話說，陳水扁政府之所 以能一邊宣稱「一邊一國」（2002 年），一邊仍繼續維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的政策，其實是「國家與主權安全」觀點仍能自外於「經濟自由化」觀點，而有 相對應的論述自由度與相對自主性的結果。
一直到兩岸共同市場的主張與擱置主權爭議的論述相掛勾後，位於次要戰場 的兩岸經貿因素，才轉而重塑了兩岸關係的定義，此即場域視野與分野原則的轉
變。從兩岸經貿政策的轉變過程來看，一方面要觀察其如何在國家場域中進行決 策；另外一方面則是要能理解上述轉變的過程如何可能，而這兩個面向都牽涉到 行動者在場域空間中的位置坐落與其策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