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l Eyal、Iván Szelényi 以及 Eleanor Townsley（1998）使用 Bourdieu 對不同類 型資本的討論作為切入點，將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以及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作為社會空間 維度，來分析中歐社會結構在二十世紀的變遷，並分成前共產（pre-communist）
社會結構、共產社會結構（communist social structure）以及後共產（post-communist）
社會結構 三個時 期的 社會空間 構成。 在社 會變遷的 過程中 社會 分層（ social
stratification）隨著不同資本邏輯之間的競爭而改變，並影響社會空間中的位置分 佈，例如在前共產社會當中具有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縉紳（gentry）階層在社會 結構中所佔據的支配位置，到了後共產社會中即被具有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經 理人（managers）所取代。
這樣的分析架構也可以借用於兩岸關係權力場域，如果我們根據歷史脈絡將 兩岸關係場域結構分成：「主權與安全」時期以及「市場與經貿」兩個時期。將這 樣的歷史分期，結合不同類型資本在場域中競合以及轉換的關係，我們將可以洞 悉這些不同類型的資本最終在兩岸關係場域中進行象徵鬥爭的過程，並詮釋性地 理解什麼樣的行動者得以獲得場域的元資本（meta capital），並從而界定資本間的 轉換率。
換句話說，在不同的場域運作邏輯之下，具優勢地位的資本類型也會不同，
而具優勢地位的資本並非在場域中單獨作用，而是需要其他類型資本的配合，而 行動者或者透過轉換的方式來取得，或者透過相互共謀的方式來共享資源。以下 分別以圖五以及圖六來呈現兩岸關係的轉型，初步呈現其從政治資本優勢轉向經 濟資本優勢過程之輪廓，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圖所能包含的資訊有限，無法涵蓋 所有類型的資本，但可以呈現出場域變遷的面貌。而擁有最多優勢資本者（圖五 中的「政治層峰」或圖六中的「臺商」）並不就等於是場域的支配者，場域有其相 對自主性，因此特定場域中的支配關係，還是得從行動者對場域元資本的持有與 否來觀之。
圖五：兩岸關係場域「主權與安全」時期：政治資本優勢。
如上圖所示兩岸關係場域在「主權與安全」時期以政治資本為優勢，然擁有 政治資本的政治層峰仍須借助如南懷瑾等具有社會資本的兩岸密使21，以及持有文 化資本的學院學者，來製作正當的兩岸關係世界觀點，在此時期由於場域強調主 權爭議，法學、政治學者便擁有較大的詮釋權。這些行動者之中能夠統合政治資 本、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者，就有更大的機會來取得兩岸關係場域的元資本，
進而在象徵的層次上得到正當的支配位置。
同樣地兩岸關係場域在「市場與經貿」時期則是以經濟資本為優勢：
21 這些密使涵括各種身分與類型，「有軍人，有民意代表（立法委員），有媒體工作者，有學者教 授，有中研院院士，有政治掮客，有宗教領袖，亦不乏外國政治首腦，不一而足」（陳三井，2016：
3）。
圖六：兩岸關係場域「市場與經貿」時期：經濟資本優勢。
從圖六可以看到持有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行動者分別為臺商、
經濟學者以及兩岸之間論壇參與者，這些行動者的協作改變了場域的互動規則，
而事實上經濟資本之所以能成為優勢，便在於兩岸關係場域邊界的擴大，這也意 味著原本具優勢的政治資本的作用並非消失在場域之中，而只是失去了優勢的位 置。政治層峰現在不只要考慮主權與安全問題，更必須將持有經濟資本者的利益 考量進來，透過與之共謀，政治層峰也能從中獲得決定場域世界觀內容的象徵資 本。
這兩個圖所呈現出來的意義在於，兩岸關係場域世界觀內涵的轉變，涉及到 不同資本類型之間的轉換率，也涉及到行動者如何透過象徵鬥爭來製作正當的場 域世界觀點，此即政治層峰之間（不同政黨與派系），透過象徵鬥爭來獲得兩岸關
係政治場域中的支配地位。
場域互動原則的轉變，一方面改變了場域中不同類型的行動者如何從中獲得 資本與利益，另一方面場域中不同類型的行動者亦會透過象徵鬥爭來採取策略行 動，或者是從其所居處的社會位置，來真誠地以其所信仰的論述邏輯，來試圖與 之回應。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本研究將分析行動者的論述脈絡，並與其所居處的機構、
團體、政黨、學院、智庫……等社會位置相掛勾（encouple），並嘗試揭露其利益 取向，進而拼湊出兩岸關係場域世界觀與互動規則轉移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