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01 年至 2008 年之間，兩岸關係場域世界觀點有如此劇烈的轉換，乃是 由各種不同類型的行動者，如理論家、政治人物以及實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
真誠地（sincerely）或策略性地（strategically）使用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促使兩 岸經貿整合的修辭所構成的結果。
這些行動者的論述動機或難以判斷，但從其所使用的修辭與促成的利益取向，
研究者將能以其觀點（point of view），來判斷其在場域空間中的位置（position），
並進一步理解不同觀點之間的對張關係，而從這些行動者的社會位置出發，亦能 理解特定行動者在面對場域事務時，所會有的行動傾向（disposition）與預先反應。
這些行動者投入經濟、文化以及其他形式之資本來在場域之中競逐象徵資本，
並在最終重新構成了場域的定義，此即將兩岸關係從國家關係，轉變為市場關係。
而一旦場域的定義改變，分配與場域相關之利益的方式亦會改變，這使這些投資 者能夠從中獲得利益。
如同 Bourdieu 所指出的國家貴族，本研究亦嘗試指認出場域貴族（noble du champ），而在不同場域規則底下，佔據支配位置的菁英組成亦不同，在學院、智 庫、國家機構、團體之中，經由他們的論述與行動，從而區別出其在場域空間中 所展現的不同位置佔據。
一、憲政改革與國家定位
1998 年 8 月在時任總統的李登輝指導下，台灣當局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 國家地位小組」，根據《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一書，其主要目的便在於「針對中
華民國在國際法上的地位……找一些法律專家，在法理上證明台灣不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一部分」，並逐步透過「修憲、修法與廢除國統綱領」……等階段進行，
（鄒景雯，2001：222-225）該小組的部分結論後來成為李登輝總統的「兩國論」
基調，並對台灣的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產生劇烈的影響，並持續長達近十年，直 至馬英九上台後才有明顯的轉變，1999 年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蘇起在十五年後出版 的《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一書中即言：「以兩國論為基礎的大陸政策持續成為民 進黨政府的政策基礎」（蘇起，2014：92）。
兩國論所引發的辯論，主要聚焦在憲法學、國際公法與國際政治領域，這些 領域的法政學者對於台灣主權與憲政的論述，直接關涉到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
並延伸到兩岸關係的詮釋與定義，而以強調主權與國家安全為號召的知識社群，
並未隨著李登輝卸任總統而停止運作，除了其核心理念持續為民進黨政府所用之 外，其影響力更展現在公共領域之中，例如 2001 年國史館24即針對「臺灣主權論 述、臺灣多元的『一個中國』論述與兩岸定位主張，及特殊國與國關係之評述……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國兩制』主張、參與國際社會與 主權爭論，及主權國家聯合與國家定位」……等主題，蒐集兩百餘篇短論並編輯 成《臺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上、下兩冊出版。翌年，更出版《臺灣主權與一個 中國論述大事記》，除了顯見此時期兩岸關係場域中針對主權與兩國論的密集論述 之外，更可見到國家研究機構對這些論述的重視。
從兩國論開始，延續至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所推動的「憲政改革」，憲法學者 的見解與言論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其中又以「台灣法學會」最具代表性。根據「台 灣法學會」的歷史回顧，法學者對國家體制的批判與論述，主要可以從美麗島事 件開始回溯，並延續至 1980 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體制變革，而從 1987 年開始，台 灣法學會亦從「台灣主體性」的立場針對兩岸關係舉辦學術活動，（王泰升、曾文
24 時任館長的張炎憲是著名的台灣史學者，並且於 2011 年至 2012 年間任獨派色彩濃厚的台灣教
亮，2011：113-116）而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台灣法學會在歷經 1994 年推動的
「學會正名案」25之後，其學術視野亦從國家組織改造問題轉向台灣主體性的問題
（王泰升、曾文亮，2011：157-158）。
2000 年政黨輪替，隨著民進黨政府持續強調主權與國家體制正常化，持續推 動憲政改革的理念亦與台灣法學會的理念一致26，在 2001-2010 年間，台灣法學會 至少辦了 63 場有關憲法的學術活動，超過同時期學會全部學術活動的五分之一，
在陳水扁執政八年內，憲法學術活動方興未艾，直到 2008 年之後與憲法相關的學 術活動才有下滑的趨勢（王泰升、曾文亮，2011：214）。
2000 年 2 月 25 日在總統大選前，台灣法學會舉辦「台灣國家定位」學術研討 會，是台灣法政學界第一次有系統地針對兩國論進行探討與回應，會後並將發表 論文集結為《兩國論與台灣國家定位》一書出版，主編同時也是法學教授的黃昭 元在導言中即總結：「多數作者認為兩國論主張之所以出現，其實有其歷史與結構 性的因素」，又指出：
對於過去以「台灣從未主張自己是國家」，欠缺國格主張（claiming statehood）
為理由，而否定台灣是個主權國家，兩國論無疑尌是台灣的國格主張之最重 要證據。對於那些已經認為台灣早尌是主權國家者，兩國論主張更是一項重 要的確認與宣示性證據。(黃昭元，2000：8-9)
這樣的總結其實就是法學者以憲政改革為兩岸關係定義之主戰場的縮影，亦 突顯法學者在台灣主權與國家定位之詮釋所佔據的重要地位，另外由於憲政議題 的高度政治性，其論述場域並不限於學術範圍，更包含議題式的社會動員，其影 響力不限於學會本身，亦可展現在其他民間智庫或團體中。例如台灣法學會即曾
25 台灣法學會原名「中國比較法學會」，於 1994 年推動正名。
26 「民進黨政府希望推動憲政改革、制憲正名，而這些憲政理念，與法學會的理念相一致」（王泰 升、曾文亮，2011：124）
於 2004 年加入群策會、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四社所共同發動的「頭家制憲行動聯 盟」，隔年 2005 年更與 50 多個民間團體成立「21 世紀憲改聯盟」（王泰升、曾文 亮，2011：215-216）。
學術論述與政治人物之議題動員分進合擊，是不容忽視的象徵鬥爭劇碼，除 了學會之外，民間智庫亦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在針對台灣國家定位與憲政議題上，
又以李登輝所創立的群策會最具重要性。
2001 年 12 月間，卸任的總統李登輝以「凝聚並發揮民間力量，深化台灣民主、
提昇台灣主體意識」為核心目標成立民間智庫「群策會」，與當時陳水扁總統所倡 議的「跨黨派國家安定聯盟」相呼應，成為「體制外第三部門」27，並於 2002 年 六月正式開始運作。甫一開始運作，群策會即以「邁向正常國家」為題舉辦研討 會，李登輝也於研討會專題演講中，正式表示應「透過台灣主體性的追尋，來讓 台灣走向一個『正常國家』」（李登輝，2002），翌年更發表「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 總目標」，強調台灣主體性與國家認同；並以中國的威脅做為對張，進而強調建構 台灣的「國家安全網絡」之重要性。（財團法人群策會「台灣 21 世紀國家總目標」
研究小組，2003）
2004 年 5 月 20 日陳水扁連任總統，並在就職演說上宣告將制定一部「合時、
合身、合用的新憲法」28，在同年 11 月底群策會所舉辦的「台灣新憲法」國際研 討會上致詞時，更將任內推動的修憲工作分為二階段，除了第七次修憲所涵蓋的 內容之外，陳水扁更再度宣示要在任內「透過公民投票來複決第一部新憲法」（陳 水扁，2004：12-14）。
延續著修憲與制憲的議題，2005 年 6 月 25 日，台灣法學會舉辦「主權、憲法 與台灣的未來」學術研討，時任總統的陳水扁在開幕致詞時提到：「過去半個世紀 漫長的歲月中，一種虛幻、僵化的所謂『大中國意識形態』，嚴重混淆了台灣國家
27 聯合報，2001，〈陳總統：願釋出權力與朝野政黨分享〉，12/04，1 版。
28 總統府，2004，〈中華民國第十一任總統就職演說〉，總統府網站，
的定位與認同，也一再延宕、阻礙了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29。
2007 年 3 月 17 日台灣法學會舉辦「憲法變遷與憲政改造」學術研討會，陳水 扁亦再度重申：「台灣身為全球新興民主國家的一員，但卻遲遲無法擁有一部合時、
合身、合用的新憲法，這不但標示著台灣的民主化尚未完成，同時台灣也還不是 一個正常而完整的民主國家」30。
政治人物藉由出席學術場合，來替其政治理念背書、造勢，也藉由學院學者 的文化資本，來創造政策語言的象徵性31，在陳水扁任內，結合法政學者來建構或 重構國家定位與主權議題，便有將高度政治性的修辭，透過學術機構來理性化，
進而達成委婉、自然化的效果。
這些學術研討會的內容、舉辦之時機與參與者的評論與發言，展現出特定學 門在兩岸關係場域空間中的位置傾向，學者在學術場域的論述，不只代表該學門 對兩岸關係場域的客觀立場，這些學術研究所代表的文化資本，亦在特定的兩岸 關係場域規則之下轉換成象徵資本，並從而構成或再生產場域的視野與互動規 則。
從 1999 年至 2008 年之間公開發表的論述、活動與結社，可以呈現出法律、
政治甚或是歷史學者所持有的文化資本，透過轉譯傳統西方主權理論與民主理論，
在兩岸關係場域規則為主權與國家安全支配的前提下，能夠透過象徵鬥爭來累積 場域中象徵資本，並進而鞏固了場域規則。
29 總統府，2005，〈總統應邀在「主權、憲法與台灣的未來」學術研討會致詞〉，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NEWS/9558。
30 總統府，2007，〈總統參加「憲法變遷與憲政改造」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儀式〉，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NEWS/11144。
31 1999 年 11 月台灣教授協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共同策劃「海內外台灣人國是會議」，以《台灣
31 1999 年 11 月台灣教授協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共同策劃「海內外台灣人國是會議」，以《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