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探國家理論
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將國家當成國際政治中最主要的行動者，在此脈絡之下 Wendt（1999: Ch5）亦將社會建構論的研究對象定為國家與國家的系統，並將國家 的構成視為一個統一的行動者（unitary actor），國家被擬人化（anthropomorphizing）
而有身份認同與國家理性10。本研究與Wendt建構論最大的分歧點之一，便是對於 國家的定義以及以國家作為國際政治的分析單位此種分析途徑。本研究將嘗試跳 脫以國家為核心的研究途徑，以場域為分析單位來理解兩岸關係。
Bourdieu在其學術寫作的早期，並未從國家理論的角度去切入政治場域
（political field）或權力場域（field of power）的運作問題。其後期所談的國家理 論也不是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或是物質/強制（material/coercive）的談法，而 是將文化視做國家權力的映射（Swartz, 2013: Ch5）。
從 Bourdieu 的理論視野來看國家，國家最主要的權力是製造（produce）且強 加（impose）思想的範疇（categories of thought），使得我們自然而然地應用在社會 世界的事物上，這些社會事物自然也包含國家本身。
10 國際關係社會建構論所關注的焦點，主要在於處理國家與其他國家行為者互動時，所展現出來 的能動性，其與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差別在於，建構論將國家本身視為一個社會建構物，而不 是一個自然的類屬，本研究延續此種觀點，討論如何以權力場域的概念來取代將國家作為一個實體 分析單位之途徑。
從實作理論來看國家作為權力場域，是視其為社會中標準化（normalization）
與法典化（codification）的產物。Bourdieu 的實作理論捕捉到其中象徵生產的過程，
而之中重要的機制與團體便是國家官僚（state bureaucracies）（Bourdieu, 1994）。
對 Bourdieu 來說國家官僚（bureaucracy）不是 Hegel 國家理論意義下服膺於
（submission）普遍性的等級（estate），而是透過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此種 奉獻自己的私人利益去服務公益的宣稱，事實上是一種普遍化的策略（strategies of universalization）。這種看似承擔非關利益（disinterested）的義務（obligation），事 實上是官僚等級將國家置於自身服務之中的象徵交換。一方面，官僚作為眾多社 會領域（universes）之一，透過適用法律，作為服膺普遍性（universal）與普遍利 益（general interest），並認為（recognizes）自身是普遍等級、中立、超然在衝突之 上，並且為公共利益服務而合于理性（rationality）。另一方面，國家場域中進行的 象徵鬥爭，則充斥著理性（reason）與普遍性的正當論述（justification），由於不管 支配或者被支配的一方，都訴諸於理性與科學，因此高度理性化的支配方式（highly rationalized form of domination ） 便 成 為 政 治 場 域 中 的 主 要 形 式 （ Bourdieu, 1998a:CH4）。
Bourdieu 將國家的起源（genesis）視為是一個資本集中化的過程（process of concentration），並將 Weber 對國家著名的定義加以修改：「國家是 X（未定的）成 功地宣告正當使用物質與象徵暴力的壟斷，在一個特定的領土以及伴隨的人口的 總體之上」（Bourdieu, 1994:3）。這個象徵暴力之所以可以為國家所用，是因為國 家 具 體 化 （ incarnates ） 其 自 身 ， 一 方 面 使 其 自 然 而 然 地 具 有 外 在 的 客 觀 性
（objectivity），這表現在一些專殊的組織結構與機制的形式；另一方面在主觀性
（subjectivity）之中，則存在於心靈結構（mental structure）以及感知與思想範疇 的形式之中（Bourdieu, 1994）。
Bourdieu 在 The State Nobility 一書當中，即將國家視為是對學院頭銜、貴族頭 銜得到合法壟斷（legal monopoly）的保證，而官僚的權威則使得這些頭銜獲得公
共服務（public service），並占據特權位置。國家作為官僚領域，透過教育機構
（education institution）與學院，來生產或再生產正當的社會秩序，具體作為一種 等級區分，並且由國家來加以保證確定（Bourdieu, 1996）。
國家可以被視為是「不同種類資本集中過程的頂點」（culmination of a process of concentration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capital），這裡頭包含了物理力量的資本或者是強 制的工具，例如軍隊與警察；也包含了經濟資本、文化或者是資訊資本（information）
以及象徵資本。這個集中的結果構成了國家掌握一種元資本（meta-capital），其授 予國家作用在其他種類資本與其擁有者（holders）之上的權力。這種對不同種類 資本的集中，使得一種特定的國家資本（statist capital）得以出現，讓國家可以把 權力運作在不同的場域以及不同類型的資本之中，並決定這些不同種類資本之間 的轉換率（rates of conversion）（Bourdieu, 1994）。
對 Bourdieu 來說，現代國家的起源便是從王朝國家（dynastic state）轉型為官 僚國家（bureaucratic state）的過程，新興的國家貴族（state nobility）攆走原本依 靠血緣進行統治階層再生產的血緣貴族（the nobility of blood）；官僚統治的再生產 模式則是基於學院的中介。在官僚政治中公與私的區分，取代國家作為王室（king‘s house）的公私不分。權力場域的功能分殊化與官僚場域的形成是同時發生的，國 家作為後設場域（meta-field）決定了治理各種場域的規則，這也是不同場域中支 配者對其鬥爭下注（stake of struggles）的原因（Bourdieu, 2005a）。
Foucault（2003）使用系譜學來討論同樣的過程，亦即國家官僚化與理性化的 過程：專業論述（discourse）取代王室舊有的權威，成為治理的新技術。然與 Foucault 不同的是 Bourdieu 使用國家場域的概念，來整合其中論述鬥爭與資本競逐的過程，
從而得到更為完整的理論架構。
在民主國家中國家官員做為代表（representation），其發言或行動則被視為人 民的委託（delegate），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到 Bourdieu 所謂的「誤認化認識的循環 流通」（misrecognized circular circulation of recognition），根植於資本與象徵權力，
這是受委任者（mandated agent）作為象徵所運作的象徵行動，從而加強了象徵本 身。透過這個過程象徵資本不可避免地集中在這個官僚人格，因此個別意志加總，
透過投票的象徵化（symbolized）從而形成普遍意志（Bourdieu, 2005b）。
對於國家角色的誤認（misrecognition），與其象徵力量（symbolic force）有關，
而正當性意味著誤認，何為正當政治行動或鬥爭（struggle）的定義，就來自於不 被感知到的支配定義，其中支配團體（dominated groups）在其中所獲得的利益在 該支配定義中是被誤認地（Bourdieu, 1993: 171）。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理解到 Bourdieu 對國家作為權力場域的討論，著重在使 國家得以運作其權力的資本集中過程，而不是假設一個本然存在的國家秩序，在 國家機構與機制的表象下，真正發揮作用的是特定的國家資本的形成。這個國家 資本的構成可以用 Bourdieu 的實作理論去理解，國家實際上是政治場域中象徵鬥 爭的結果，而國家官僚要怎樣決定社會區別、不同資本的轉換率以及國家賦予的 頭銜，則要取決於不同場域之間的關係。透過 Bourdieu 的理論，國家對暴力使用 的合法壟斷，就包含有象徵暴力的面向，因此國家結構對個人的權力作用，就不 只具有客觀的外在機構或機制，而有主觀上對象徵支配的誤認。
從 Bourdieu 的理論視角來重新檢視國家理論，國家便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而 是一個權力場域與社會空間，進而國家之間的互動便不是兩個國家實體間的關係，
而涉及跨國場域（transnational field）形成與轉變的問題。
國際政治的社會結構亦可以視為是由各種不同權力場域所構成，這些權力場 域之間有其相對自主性，其中有特定的利益可供競逐。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是行動者以其行動比如勞動、時間或是經濟資本，透過表現為此做工或經濟投入，
並非是一種在場域中競逐利益的動機，來轉換為象徵性的功績或聲望。
象徵性的意涵，即是將競逐場域中特定利益的行動，表現為一種非關利益
（disinterested）行動，或是將其競逐利益的動機加以委婉化，將經濟、時間或勞 力的投入表現為一種奉獻或禮物，進而否認其中的利益競逐動機。此種投入自身
資源來交換象徵資本的行動可以稱作象徵交換（Bourdieu, 1990a）。
因此在場域之中進行象徵鬥爭（symbolic struggle）的行動者，即是以其透過 象徵交換所獲得的象徵資本來進行象徵鬥爭。在場域中擁有較多象徵資本者，就 有較大的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象徵權力就是製造觀點（point of view）以 及世界觀（world-views）的構成性權力。在象徵鬥爭中以較大的象徵權力來進行 鬥爭者，就可以強加（impose）一套世界觀或價值排序給受支配者。
擁有象徵權力的行動者，可以給定一套視野（vision）與分野（division）的原 則，也可以構成社會中不同團體的分野與命名。此種以其象徵權力所構成的象徵 支配（symbolic dominate），最終會製造一個符合支配者利益的意識形態框架。
當場域中的實作規則反覆灌輸與具身化（embodied）在場域中的行動者之後，
行動者的習氣（habitus）就會成為其面對場域中實作規則的「預先反應」。因此場 域中的行動者預先帶著其自身的習氣或行動傾向（disposition），而在場域中行動。
最終當象徵支配的作用使得行動者在場域中，對其所處在的場域規則視為理所當 然，將場域中的世界觀與視野分野的原則視為自然化（ naturalize）與中立化
（neutralize）的自然物來理解，這就是場域中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運 作。
使用跨國政治場域的概念來取代假定的實體國家，並探討其中權力關係的社 會 轉 型 ， 將 更 能 捕 捉 國 際 政 治 中 的 權 力 現 象 。（ Didier Bigo, 2011; Rebecca Adler-Nissen, 2011）對兩岸關係來說更是如此，兩岸關係既不若傳統的國際關係有 明顯的主權與領土區隔，也不完全是一個國內政治的議題，如果把國家作為一個 實體而有其擬人化的人格弱化成一個權力場域，並透過模糊的實作邏輯與場域邊 界來界定研究對象，將更能凸顯研究主體，且釐清兩岸關係的場域性質。
二、跨國場域中的象徵鬥爭與世界觀建構：典範轉移與象徵資本來源
本研究其中一個關鍵切入點在於：兩岸關係權力場域的互動規範如何從「國
本研究其中一個關鍵切入點在於：兩岸關係權力場域的互動規範如何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