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兩岸關係作為權力場域：
布赫迪厄理論觀點與實作面向觀察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a Field of Power:
A Bourdieusian Perspective 許家睿
Chia-Jui Hsu
指導教授：袁易 博士 Advisor: I Yuan, Ph.D.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February 2018
謝辭
能夠嘗試撰寫這樣一篇跨越政治學國際關係理論與社會學理論背 景的研究論文，除了大學階段雙主修政治學與社會學所受的訓練基礎 之外，在研究所階段，得益於我的指導教授袁易，他多年來對國際關 係社會建構論的研究耕耘，使得後學有機會能一窺堂奧；袁老師補足 了我在思索國際關係理論與社會學理論嫁接時，所欠缺的過渡連結
（Missing Link），是這篇論文能夠順利完成的重要關鍵。
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口試委員賴曉黎老師，自大學以來乃至於延伸到 研究所階段，在社會學理論的探討上，提供了我許多思想的刺激，並 協助我更深入地了解社會學家 Bourdieu 的理論途徑，賴老師對於我這 樣一個外系所學生，一視同仁且不厭其煩地與我對談，並適時地提點 我學習的方向，令我十分感佩。
在這篇論文逐漸成形的過程中，我的另一位口委吳介民老師，首先 接納了我大膽的研究發想，並鼓勵我持續發展此研究途徑，並尌其本 身在相關領域研究的經驗，對我的想法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指教，讓 我在問題的思考上，能更貼近政治學研究的主流途徑。吳老師提出的 問題，也成為我後續研究的重要索引。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伴侶，以及在立法院擔任助理的同事，在
我一邊進行論文寫作，一邊工作的同時，你們成為我生活上的最大支
柱，也讓我在研究之餘的生活更加多采多姿。
中文摘要
本研究嘗試提供一個新的視角與途徑，在現有兩岸關係研究典範之 外，透過社會學家 Bourdieu 的實作理論來強調並補足象徵的詮釋面向，
透過理解象徵權力此一構成場域世界觀的構成性權力之施展，具體捕 捉到行動者如何透過委婉化策略來將行動表現為非關利益的面貌，並 將個殊利益普遍化。在研究策略上，本研究首先將兩岸關係視為一場 域空間，並進而界定場域作為客觀研究對象的相對自主性。
在場域當中，行動者透過象徵交換累積象徵資本進而再生產象徵權 力，最終則是要在「如何定義兩岸關係」此一主戰場上進行象徵鬥爭，
本研究發現並指出，場域支配觀點從強調主權與國家安全，轉移到強 調經濟與經貿整合的過程，在過程當中，亦可顯見新自由主義論述透 過全球化機制的國際流通，落實在兩岸關係場域的在地化鬥爭。
比較兩岸關係從「國與國關係」到「市場關係」的轉型，可以發
現在不同場域規則之下，具有象徵資本或資格來定義或詮釋兩岸關係
的行動者亦不同，本研究指出在場域中進行象徵鬥爭的三種行動者類
型，首先是在場域中競逐政治資本的政治人物，透過對兩岸關係提出
正當性論述，並透過選舉來獲得確認，以代表普遍意志之姿，來獲得
象徵資本；理論學家則藉由其所具有的文化資本來獲得發言權，並參
與定義兩岸關係的過程，從法政學家到經濟學家甚或是社會學家，這
些行動者其所強調的理論依據亦有明顯差異；最後則是經濟實作者如
台商或契作農漁民，透過經濟資本的持有，亦成為推動場域轉型的重
要動力，並透過政治人物「拚經濟」之論述，從而將其個別經濟利益
加以普遍化。
場域中象徵暴力的施展，使得特定位置的行動者藉由與之共謀獲得 利益，並讓其他特定位置的行動者主動或被動禁言；然而象徵暴力的 內涵仍隨時有動態轉變的可能，從主權與安全價值轉變為市場與經濟 發展，再到 2010 年開始，新自由主義論述逐漸與場域中象徵支配觀點 脫鉤的過程中，皆能捕捉到此轉形的可能。
自從 2008 年以來，兩岸以九二共識所推動的兩岸交流蓬勃發展，
使得場域中的議題複雜化並創生出次場域，這些交流主要透過論壇的 方式進行，亦建立在互訪與備忘錄形式，更具體深入到農業採購與契 作機制。這些互動成為兩岸頭人累積資本進行象徵交換的帄台，並重 新確認、鞏固了以九二共識作為場域中最高且同時也是最基礎的互動 規則。
九二共識一詞作為互動規則的結構性質，亦凸顯了場域的相對自主 性，從一開始行動者對其符旨及意旨的考據與解構，到其隱含意遠大 於其自身意義的發展，九二共識已儼然成為意義架空的麥格芬，僅能 透過再客觀化的過程來理解其實作意義，並觀察場域中不同位置的行 動者如何詮釋及理解之。
關鍵字：權力場域、象徵鬥爭、兩國論、兩岸共同市場、九二共識
Abstract
By using Bourdieu‘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ross-strait relations could be studied as a field of power. In the field, actors compete interests not only by material struggle but also symbolic struggle, and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constitute or reconstitute the rules of interaction of the field.
Under symbolic domination, actors within dominating positions could gain interests by being complicit in the domination, and actors within dominated positions would keep silent or try to modify their points of view.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symbolic domination only works in the euphemized and disinterested form, that is, how symbolic power is most powerful and useful, but weak and useless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2001-2008, the definition of the cross-strait field was
transformed from ―state-relations‖ to ―market-relations‖, in this process,
actors such as theorists, politicians, and practitioner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adopt the rhetoric from neoliberalism and invest different
species of capital for competing symbolic capital.
After 2008, 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across Taiwan Strait was blooming, by forums, exchange visits, business agreements, even contractual farming system, and almost all of these platforms were under the premise of 1992 Consensus. Further, those participants also expanded the social space of the field with the points of view they take, and accumulate symbolic capital to consolidate the premise of 1992 Consensus. Thus, this process reinforced 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field, and made it more complex.
Key Words: Field of Power, Symbolic Struggle, State-to-State Relations,
Cross-Strait Common Market, 1992 Consensus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 i
中文摘要 ... ii
英文摘要 ... iv
謝辭 ... vi
前言 ... 1
第一章緒論 ... 2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 2
第二節問題設定 ... 12
第二章 研究途徑與理論建構 ... 15
第一節研究途徑 ... 15
一、場域中心論 ... 15
二、方法學的關係論 ... 19
第二節理論建構 ... 21
一、重探國家理論 ... 21
二、跨國場域中的象徵鬥爭與世界觀建構 ... 26
第三章 兩岸關係場域實作面向 ... 31
第一節歷史過程概述 ... 31
一、「一法三公報」 、主權及國與國關係 ... 32
二、「一法兩公報」 、經濟及市場關係 ... 34
第二節空間位置分析以及行動者類型 ... 37
第四章 如何定義兩岸關係——主戰場的形成與轉移 ... 42
第一節象徵鬥爭熱點：辨明主次戰場 ... 43
第二節場域空間與策略行動：從法政學者到經濟學者，場域貴族的轉 變 ... 47
一、憲政改革與國家定位 ... 47
二、經濟發展與市場關係 ... 52
第五章 象徵暴力之展現及論述轉移 ... 60
第一節象徵暴力及場域議題單一化：民進黨對〈台獨黨綱〉的再詮釋 ... 61
第二節民進黨政策位移的嘗試 ... 64
第三節市場關係為核心之論述與場域象徵支配脫鉤：多元的社會議題 出現 ... 67
第六章 場域邊界的擴大與兩岸關係複雜化——場域相對自主性的形 成 ... 73
第一節兩岸關係場域複雜化及次場域分化──經貿文化交流的議題設 定及策略轉型 ... 74
第二節兩岸關係場域相對自主性的建立──九二共識 ... 79
一、沒有共識的共識（agree to disagree） ... 80
二、成為麥格芬（MacGuffin）的九二共識 ... 84
結論 ... 90
參考文獻 ... 94
附表一、海峽論壇中九二共識用詞 ... 102
附表二、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中九二共識用詞 ... 104
附表三、兩岸企業家峰會中九二共識用詞 ... 108
圖目錄
圖一：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017.06） ... 4
圖二：臺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1994～2017.06）... 8
圖三：市場藉由全球化機制去國家的修辭使用 ... 27
圖四：兩岸關係場域世界觀點轉移 ... 37
圖五：兩岸關係場域「主權與安全」時期：政治資本優勢... 39
圖六：兩岸關係場域「市場與經貿」時期：經濟資本優勢... 40
圖七： 「鎖國」修辭的使用 ... 45
圖八： 「讓利」修辭的使用 1987-2016 ... 68
表目錄
表一：臺灣民眾對兩岸經貿關係的態度 ... 5
表二：臺灣民眾對經濟依賴的負面態度 ... 6
表三：臺灣民眾對「以經促統」的態度 ... 7
表四：民眾對九二共識之態度 ... 9
表五：台灣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震盪 ... 46
表六：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基金會董監事名單 ... 53
表七：國共平台下的「兩岸經貿文化」交流 ... 77
前言
身處在台灣社會當中，如何看待兩岸關係，似乎是難以迴避的問題，其中如 何定義兩岸關係的難題，更是重中之中，這個難題如何回答，由誰來回答，如何 察知因著此定義所構成的利益分配網絡，一直是台灣政治發展的核心議題之一。
在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中，「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問題、「統/獨」的國家認 同問題，甚或是經貿、交流政策的制定，都與兩岸關係密切相關，在台灣的政治 場域當中，政治人物如何針對上述問題提出論述、如何在公共領域中論辯，如何 作出正當的決策，一直是推動台灣政治板塊位移的重要動力來源。
在國際的面向上，台灣居處在帝國邊緣，近年來隨著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
台灣更成為中國大陸如何突破美國第一島鏈的重要關鍵。
面對這些複雜的議題，本研究將嘗試回到兩岸關係定義的核心議題，並指出 兩岸關係做為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理論下的權力場域（field of power），行動 者如何在其中構成正當的世界觀點並據以實作。
本研究將檢視兩岸關係之定義如何從「特殊國與國關係」轉變成「特殊非國 與國關係」；如何從主權與安全空間的競爭，轉變成為共同市場與經濟發展的整合，
並探討「九二共識」一詞，如何從「創意性模糊概念」，轉變為意義虛無化的「麥 格芬」1，使其一方面可以成為推動兩岸政治互動的重要引子，另一方面卻能同時 架空兩岸關係的實質定義。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本研究將緊扣 Bourdieu 理論中具有核心重要性的「象徵 性」（symbolic）意涵，嘗試揭露隱蔽的物質利益網絡，換言之，藉由解構象徵權 力的面貌，將更能貼近兩岸關係權力場域中，權力運作的實作面向；而象徵權力
1麥格芬（MacGuffin）是懸疑電影大師希區考克用語，指電影中推動劇情的物件，它的存在對劇中 角色來說是重要的驅動力，但對觀眾或敘事者而言卻不一定要具有特定意義，例如諜報片中的機密 文件、地圖或器具……等引子。
之所以能產生效用，其首先必須要是一種構成世界觀點（world-views）的權力，
並被誤認（misrecognized）為是專斷性（arbitrary）的權力，並將其他權力形式轉 化（transfigured）為正當的權力形式（Bourdieu, 1991）。
對 Bourdieu（1990:）來說象徵性將展現為非關利益2（disinterested）且無用處
（useless）的世界感知，並用以否認真實且物質性的利益，這樣的觀察途徑，將有 助於研究者辨明象徵性論述與真實利益網絡曖昧交織（ambivalent）的狀態，進而 在非關利益論述與真實利益之間，找到實作邏輯意涵上遺失的連結。
第一章 緒論
壹、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兩岸關係權力場域於 1980 年代末期逐漸形成，其場域中行動者的物質互動與 象徵互動（symbolic interaction）漸趨頻繁，也生成（generate）出場域的相對自主 性（relative autonomy）以及互動規則（rule of interaction）。學術界對此一現象的研 究途徑汗牛充棟，研究典範亦包含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大典範：包括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新自由制度論（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與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其研究面向可以從國際政治的環境面向，兩岸互動面向，以及國 內政治因素等面向切入，不一而足。（包宗和、吳玉山，2009；Wu, 2000）
這些研究典範與面向有其各自的研究課題，對於解釋兩岸關係的諸多現象亦 有其貢獻與限制。本研究將嘗試在這些研究途徑之外，另外開拓新的研究途徑，
並用來詮釋與理解兩岸關係權力場域的生成與轉型。
兩岸關係場域從 1987 年開始，影響其場域互動規則與邊界的轉型因素，一方 面有來自於物質性的「客觀」結構因素：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觀之，即是兩岸之
2 口試委員賴曉黎提出，可從「利益的缺席」（absent of interest）來觀之，代表並非沒有利益存在
間軍事力量3與經濟實力的差距拉大；從新自由制度論觀之，則在於兩岸之間的經 貿互動大幅整合4。另一方面，則為人的「主觀」因素：在實證意涵上可觀測到的 是台灣人民的台灣意識與統獨立場，以及對經貿、國家安全與兩岸政策的態度。
過往的研究，主要使用「客觀」因素對「主觀」因素的影響來加以討論，然 仔細分析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之間在經驗上的斷裂，我們不應該只用「政冷經熱」
此類形容詞來觀之，而應嘗試以一種建構主義式的視角來理解特定的「世界觀點」
如何影響行動者認知客觀環境的過程。
爰此，本研究將引入社會學家 Bourdieu 的實作理論，探討政治人物如何對客 觀結構進行轉譯（translate），透過象徵鬥爭（symbolic struggle）來建立兩岸政治 場域的規則與世界觀點，並在其中獲得各種資本或利益。
從主觀認知的層次來看，台灣人在面對兩岸關係議題時有兩個主要切入點：
其一為，「族群認同與統獨抉擇」；另一為，「經貿整合與國家安全的抉擇」。這些 主觀態度在長期歷史脈絡中的變與不變，並非只受到客觀因素的影響，更重要的 是一套兩岸關係場域的認知圖示（perception schema）與世界觀點，如何構成
（constitute）兩岸關係場域的邊界與互動規則，並轉而限制或促進行動者在場域中 的日常實作。要能指出誰有資格或象徵資本來再生產（reproduce）象徵權力，從 而構成場域的規則與觀點，就要從行動者在場域中利益競逐的過程切入，尤有甚 者，還必須揭露行動者有意無意表現為非關利益（disinterested）的策略行動，這 也是委婉化（euphemize）、中立化（neutralize）的象徵性質，最終將場域秩序與支 配關係自然化（naturalize）。
學界一般使用問卷調查的「客觀方法」來呈現台灣民眾的主觀態度，然問卷 如何設計、在哪個時間點進行調查、對象是誰，這些問題本身就帶有建構論的色 彩。所謂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或許只是調查機構，在服膺支配的問題意識
3 反映在兩岸軍費支出與世界軍力排名之差距。
4 論者一般使用兩岸貿易總量、貿易依存度、台商投資量⋯⋯等指標作為現象來討論。
（dominant problematic）之下所轉譯的結果，並在某種程度上符合調查機構的利益。
（Bourdieu, 1993:149-157）換句話說，問卷機構的立場以及對問題重要性的篩選，
本身就是構成台灣人主觀認知的過程。
以下就臺灣幾個主要的研究調查問題進行檢視與討論，包含「台灣人/中國人 認同趨勢」、「經貿整合」、「九二共識」與「統獨立場」。聚焦在這些研究調查的題 目、時點以及他們所拼湊出來的碎裂圖像，所進一步引出的研究問題。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回顧過去 20 年，台灣人的台灣意識正在 上升，認為「認同問題」重要的人之比例也呈現增長5：
圖一：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017.06）（資料來源：國立
5 另外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當受訪者被問到：「請問您認為這 種台灣人或中國人認同的問題重不重要？」時，在 2003 年有 11.6%的人回答「非常重要」、24.6%
的人回答「重要」、56.3%的人回答「不重要」、5.1％的人回答「非常不重要」，其他包含：「不一定、
看情形」、「無意見」、「無法決定」、「不暸解題意」、「不知道」、「不願意回答」共計為 2.4%。到了 2013 年則有 17.0%的人回答「非常重要」、34.6%的人回答「重要」、40.0%的人回答「不重要」、5.6
％的人回答「非常不重要」，其他包含：「無意見」、「無法決定」、「不暸解題意」、「不知道」、「不願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在這個背景之下，台灣人在自我認同情感上是偏向與中國區隔開來的兩個群 體，但於此同時面對兩岸經貿整合之議題，根據杜克大學委託政大選舉研究中心 的「台灣國家安全調查」（Taiwan National Security Survey），長期以來台灣民眾卻 認為兩岸應該增強經貿整合，這種情況在 2008 年達到高峰，而雖然在 2010 年 ECFA 爭議之後呈現下降趨勢，長期看來台灣民眾認為兩岸應該加強經貿關係的比率一 直高過於認為應該降低之比率。
表一：臺灣民眾對兩岸經貿關係的態度（資料來源：「台灣國家安全調查」）
這是否意味著台灣人面對兩岸關係有著「愛情」（自我認同）與「麵包」（經
6 「無反應」的原始問項：2004、2005 年中為「拒答」、「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之總和；
2012 年為「拒答」、「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之總和；2008、2011、2014、2015、2016 與 2017 年為「無反應」。
加強與大陸的經貿關係 降低與大陸的經貿關係 無反應6
2004 47.6 28.2 24.2
2005 51.4 24.2 24.6
2008 55.9 22.3 21.8
2011 42.2 42.0 15.8
2012 41.4 35.8 22.7
2014 39.2 30.6 30.3
2015 42.2 27.6 30.2
2016 50.9 21.4 27.7
2017 59.1 13.8 27.2
濟發展）的兩難？（吳乃德，2005）如果透過調查直接點出這項兩難，根據「台 灣國家安全調查」當題目暗示經濟依賴會影響政治自主時，這項兩難便不再存在，
在 2003、2012、2014 到 2015 年的調查中，皆明顯呈現出民眾對經濟依賴之政治 後果的負面認知，且比率都差不多達到六成：
表二：臺灣民眾對經濟依賴的負面態度（資料來源：「台灣國家安全調查」）
進一步比較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問卷題目，當 受訪者被問到：
有人說，為了台灣經濟的發展，必要時可以和中國大陸統一，請問您同不同 意這種說法？
7「無反應」的原始問項：2003 年中為「很難說或沒意見」；2012 年中為「拒答」、「看情形」、「無 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 同意與非常同意 無反應7 題目
2003 32.1 58.95 8.95 有人說如果台灣現在不減低
（台：減少）對大陸的經濟
依賴，將來在處理兩岸問題
時會被大陸控制，請問您同
不同意這種說法？
2012 31.7 59.2 9.1 有人說：「如果台灣在經濟
上太依賴大陸，將來大陸會
利用經濟來要求台灣做政治
上的讓步。」請問您同不同
意這種說法？
2014 34.3 55.7 10
2015 31.6 60 8.5
2016 34.8 56.7 8.5
2017 35.3 51.7 12.9
本研究將此種問題以「以經促統」的概念簡略稱之，從下表三可以看到，2003 年同意「以經促統」的比例高於不同意；但到了 2013 年則全面反轉，除了同一問 卷題目因時間點不同所呈現出的差異之外，如果進一步比較「台灣國家安全調查」
與「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兩項調查研究的問卷問題，民眾態度因為調查題目 的不同而呈現的落差，便顯而易見，比較兩個調查在 2003 年的結果，「台灣國家 安全調查」明確點出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將導致大陸對台灣的政治控制，而「台 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則單純討論經濟發展與統獨關係，因此兩項調查呈現正反 向的差別。
不同意 同意 中立 其他 本研究整併原始問項之說明
2003 29.8 41.4 21 7.8 「不同意」：「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之總
和。
「同意」：「同意」與「非常同意」之總和。
「中立」：「既不同意也不反應」。
「其他」：「無意見」、「無法決定」、「不暸解題
意」、「不知道」、「不願意回答」之總和。
2013 54.2 29.5 10.1 6.3
表三：臺灣民眾對「以經促統」的態度（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這樣的差別呈現了本研究的問題意識之一：即民眾對兩岸關係議題的想像具 有非常高的異質性，且十分容易受到問卷調查所設定的問題取向影響。
在面對統獨問題與「九二共識」時，民眾主觀態度的碎裂與不一致則是另外 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從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資料來看，在統獨立場上，「維持現 狀再決定」與「永遠維持現狀」長期以來保持在所有選項中的前兩高，雖然「偏
向獨立」的比例有上升的趨勢，但整體來說民眾支持維持現狀的比例還是顯著地 高於其他選項。
圖二：臺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1994～2017.06），（資料來源：國立政 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進一步來看九二共識這項概念，由於在台灣的政治場域中一般將九二共識詮 釋為：「一個中國、各自口頭表述」的共識，因此以其來代替模糊的九二共識概念，
就成了問卷調查中常用的題目。
不支持與非常不支持 有點支持與非常支持 無反應8 題目
2005 26.6 54.3 19.1 有人主張大陸和台灣應該在「一個
中國、各自表述」下交流，你支不
2008 28.4 54.5 17.1 支持？
2011 32.9 51.8 15.3 有些人主張大陸和台灣應該在「九
二共識 」，也就是說「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的前提下進行交流，請 問您支不支持這種主張？
2015 31.7 53.5 14.8 有些人主張臺灣和大陸應該在「一
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下進行 交流，請問您支不支持這種主張？
2016 30.8 58 11.1
2017 27.1 58.1 14.8
表四：民眾對九二共識之態度。（資料來源：台灣國家安全調查）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到，民眾支持九二共識的比率一直很高，但是到了 2013 年，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在調查中問到：
為了和中國大陸進行經濟來往，請問您同不同意台灣接受「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原則？
回答「非常同意」與「同意」的比例總共只有 18.4%，而回答「非常不同意」
與「不同意」則高達 75.7%。
面對如此明顯的反差，研究者有兩種解釋的策略，其一是指出兩項調查研究 在問項的問題設定不同所導致的偏差，「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於該研究調查的
8 「無反應」的原始問項：2005 年中為「拒答」、「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之總和；2008、
2011、2014、2015、2016 與 2017 年為「無反應」。
題目直接暗示為了經濟交流而必須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使得經濟交流去政治化的 幻象破滅，進而招致多數受試者的反對；另一個解釋策略則是指出在 2013 年調查 時，場域中藉由九二共識與經貿整合來經營兩岸關係的最高原則已然鬆動，導致 多數受試者一反以往地反對此項政策，但此種以時點變化來進行推論的命題亦難 以成立，因為在「台灣國家安全調查」稍後於 2015 年的調查結果，仍然呈現出九 二共識的高支持度，這也就再度凸顯不同研究問項與問題意識設定，會大大影響 所謂客觀測量的結果。
討論至此，則引出本研究的問題意識之二，即研究者難以針對所謂客觀調查 研究的結果所呈現出來的不一致，提供合理的解釋，亦難以分辨這些調查研 究在不同機構、時間點所呈現的差異之原因，是由於機構效應或是社會結構 的轉變。
換言之，在過去一段時間中民眾顯然把維持現狀等同於九二共識，從而在特 定調查中獲得高支持度，本研究將指出這樣的連結與抽換是經過政治人物轉譯的 結果，一旦透過調查問題將「經濟往來」與「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命題點出，
維持現狀與九二共識便自然脫鉤。這種支配個人態度之轉譯與象徵意義上的世界 觀點構成如何可能，正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之一。
綜觀這些主觀態度的調查，其呈現出來的是一幅碎裂的圖像，其偏好的方向 很高程度受到調查問題的影響，而民眾主觀態度的偏好呈現，亦不符合邏輯上的 親近性。例如：在台灣人認同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偏向獨立」的統獨立場理應成 為多數，另外如果民眾有意識地認知到「以經促統」的策略，則支持九二共識來 與兩岸經貿整合掛鉤的比率就不該是穩定多數。
本研究將嘗試在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之間，採取建構論式的視角，從而揭露 行動者如何在兩岸關係場域中扮演轉譯者，並透過象徵鬥爭的策略來構成場域的
典範。分析行動者如何獲得象徵資本，如何使用委婉、中立、非關利益的策略，
來自然化場域的象徵支配。捕捉場域中不同習氣（habitus）與不同位置的行動者，
如何在歷史的脈絡中進行象徵互動，並理解特定策略的採用背後所隱藏的利益來 源。這些行動者包含兩岸政治層峰，亦包含台商與公民社會中的利益團體或個人，
本研究的任務是他們加以指認，並具體分析他們在場域空間中的位置坐落與採取 的策略。
本研究採取 Bourdieu 理論在國際關係領域的應用，不只探討物質因素，同時 也討論象徵因素，並嘗試將兩者之間的交換與互動關係闡明；另一方面，採取建 構論的視角，在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之間的經驗斷裂，提供一套合理的解釋。最 後在方法上，採取方法論的關係主義，將兩岸關係場域的社會空間呈現出來，並 了解特定的觀點如何影響行動者的策略行動。
本研究的研究目標，將是證明兩岸關係場域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並在象徵的層次上討論其互動規則與支配關係，最後揭露場域內的利益分配與各 種資本的投入與再生產。
結合社會學理論在文化與實作轉向的新發展，以及國際關係理論與社會學理 論之間相互借鏡與交流的背景，嘗試發展一個「場域中心」（field-centrism）的研 究途徑，在實證研究上，首先要將兩岸關係作為一個權力場域（field of power）視 為存有上的實存，並在研究過程中證明其場域的相對自主性與互動規則。相較於 實證主義只針對可觀察的物質現象進行研究，本研究則將理念所構成的社會結構 納入討論範圍，並透過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的理論研究來處理「象徵」的社會 面向。
「場域中心論」（field-centrism）意味著與傳統國家中心論（state-centrism）或 者是體系理論（systemic theory）有方法論上的差異。相較於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
與 整 體 主 義 （ holism ）， 場 域 中 心 論 意 味 著 方 法 學 的 關 係 論 （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此外，在理論意涵上，為了與國際關係理論對話，首先必須重新定義「國家」
與場域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之構成。進而探討能動者的社會位置與習氣，如 何與場域中的互動規則與各種性質的資本進行互動，並在場域中進行資本競逐。
場域的互動規則或支配秩序，在透過能動者的策略行動，特別是「象徵鬥爭」的 過程中而構成，進而反過來決定場域中各種資本與利益的分配。
本論文涉及的課題如下：
（1） 場域中心論與 Wendtian 社會建構論傳統之對話，包含 Bourdieu 方法學的關 係論、象徵層次的實作邏輯以及 Bourdieu 理論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的應 用。
（2） 探討 Bourdieu 理論中有關場域（field）、社會空間（social space）、與習氣
（habitus）如何處理結構與能動的問題，進而討論能動者在實作過程中所展 現的策略行動（strategic action）如何可能。
（3） 重探國家理論，並嘗試以場域中心的概念來討論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
（4） 國際權力場域中的象徵鬥爭與再思考，探討兩岸關係權力場域的形成與轉 型。
貳、問題設定
縱看兩岸關係在歷史過程中的變化與轉型，研究者使用幾種不同的研究途徑 來回答不同的研究問題。例如吳玉山（2004）從國內政治因素的角度來分析其對 兩岸關係的影響，在台灣意識逐漸增強的同時，台灣民眾對未來的國族偏好（future of the nation preference, FNP）或曰統獨立場會如何轉變。政治人物為了選票最大化 的考量，會嘗試以選舉修辭來激化或轉譯民眾的政治偏好，但實證上民眾的族群 自我認同與其對未來的國族偏好仍不相一致，吳玉山認為這是因為台灣民眾有意
識地採取務實的策略，從而在認同自己為台灣人的同時，考量國際現實與軍事威 脅，進而在兩岸政策與統獨立場上採取維持現狀的中庸之道。
在之後的研究中吳玉山（2005）把分析的時間跟維度拉大，他分析台灣自 1980 年代開始民主化之後，由於大眾心理的轉變、兩岸經濟關係的成長以及選舉週期 這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主要政黨為了爭取選票極大化而在兩岸政策上的政策位 移（repositioning）。這樣的位置位移座落在一個由「認同光譜」（identity spectrum）
與「經濟–安全光譜」（economy-security spectrum）所構成的二維平面之上。而認 同光譜的兩端為統一或獨立；經濟–安全光譜之兩端則為經濟利益或安全利益。吳 玉山的研究指出，政黨由於爭取民眾選票支持的需求，會根據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的來源進行動員，進而改變自己的兩岸政策位置。換句話說，政治人物 會理性且策略性地採取特定的政策宣稱，來回應大眾心理。一方面由於兩岸經濟 關係的成長，吳玉山指出幾乎所有政黨位置都逐漸從安全利益的追求往經濟利益 的追求移動；另一方面，由於台灣人意識的增強，加上陳水扁與民進黨在 2003 到 2004 年競選過程中以其作為政治動員的養分，其競爭對手（連戰與宋楚瑜）的統 獨立場也往獨立的一端偏移。
吳玉山的研究提供了一套政策空間的分析模式，並指出行動者在空間中不同 位置轉移的可能性，並開啟了新的研究問題。吳玉山的研究建立在幾個前提之上，
其一，政治人物的政策選擇出自於理性的策略性考量；第二，假設政策位置的移 動來自於社會分歧的轉變，據此來解釋政治人物在兩岸關係的政策取向，亦即從 重視安全利益轉向經濟利益的原因。第三，兩岸關係政策空間的邊界，由外在的 國際政治因素所決定，主要來自於新現實主義意義之下的物質因素。
這樣就忽略了幾個問題：首先政治人物的政策選擇，除了理性的策略考量之 外，更有其個人或團體所構成的習氣所造成的影響，而這是行動者面對特定場域 議題時會如何回應的行動傾向。換句話說，行動者過往的生命歷史與其在場域中 所先佔的位置，將很大程度決定其在兩岸關係的政策立場。另外，特定的政治修
辭或言語行動（speech act）是否在場域中有效作用，除了其內容本身是否符合場 域邏輯之外，更重要的是行動者本身是否有「資格」或言說的正當性，這即是本 研究所欲強調的「象徵資本」。第二，依照吳玉山的研究邏輯，兩岸關係由於經濟 互動的增強，從而改變政治人物的政策位置選擇；然此邏輯的反向卻被忽略，亦 即兩岸關係經濟互動增強的部分原因，能動者的行動是重要因素，除了部份來自 於行動者的習氣與真誠地價值信仰之推動，亦有來自於行動者的策略性操作，並 且由於強調此種經濟互動的重要性，特定行動者得以從中獲得利益。第三，在新 現實主義典範之下所為的策略三角研究，將兩岸關係置放在美、中、台的權力互 動關係之下（Wu,1996；包宗和，1999），從而強調兩岸關係的外在國際環境限制，
忽略兩岸關係作為一個權力場域所有的相對自主性，同時吳玉山的研究亦導引出 一個經驗難題，亦即兩岸關係互動的實質內涵如何轉型的問題。
此外，Niou（2008）使用「中國因素」（China factor）來概括中國的軍事與經 濟影響力，並據此來探討其對台灣民眾主觀態度的影響，並得到中國當局以軍事 威脅與經濟誘引等物質力量，來驅使台灣民眾選擇維持現狀的統獨立場此種結論。
此種類型的研究多半使用問卷調查的結果來進行統計分析，然此種分析不僅容易 因為問題的差異而產生極大的誤差，並且由於問卷調查的過程中常須設立問題的 前提假設，受試者不知不覺轉換成理性分析的形式邏輯思考。從建構論的視角觀 之，調查研究的過程反而更像是在形塑特定的民意。此種以態度作為交叉分析的 研究架構，反而忽略了現實運作的機制。
這些研究的成果有助於更進一步的研究問題形成，可分成幾個層次來討論：
第一，是否存在著一套兩岸關係互動規則的規範？第二，規範的內容為何？如何 作用與轉型？第三，該使用怎麼樣的研究途徑與理論才能適當地詮釋與理解？第 四，其中隱含哪些後設理論的議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並建立本研究的理論架構，
以下分別就 Bourdieu 場域中心論與方法學的關係論做一理論爬梳。
第二章 研究途徑與理論建構
壹、研究途徑
本研究的研究策略可以從兩個方向來推論，其一是從經驗難題往上推導出方 法論與存有論的配套；其二則是從存有論上的理論探討往下援引或發展合適的方 法論操作，進而詮釋性地理解兩岸關係場域轉型的歷史過程（process）。本章將嘗 試從國際關係社會建構論的視野出發，並援引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的實作理論 來重新理解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分析單位——國家，以及 Bourdieu 的場域論如何 應用在國際關係研究之中。
有關 Bourdieu 理論的內涵，國際關係學界已經開始理解並加以運用，哥本哈 根大學的 Rebecca Adler-Nissen 在 2013 年主編的 Bourdieu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書中，即集合了國關領域學者對 Bourdieu 理論的理解與使用，範圍可以涵蓋方 法論、知識論、策略、安全、文化與性別等，也討論對權力、規範、主權、社會 整合與公民身份的 Bourdieu 式理解，如何具體影響國際關係學界的理論發展與經 驗研究（Rebecca Adler-Nissen ed., 2013）。此外，不只是歐陸學者，英美學界亦開 始探索 Bourdieu 實作理論對國際關係研究的應用價值（Chris Brown, 2012; David Swartz, 2013）。
一、場域中心論
將兩岸關係作為一個「場域」（field）來分析，首先要從國際關係社會建構 論的理論脈絡來談起，其中又無可避免地要與 Wendt 的理論進行對話。Wendt 從後 設理論（meta-theory）的視野來理解國際關係理論之間的典範差異，在認識論的立 場 上 Wendt 向 實 證 主 義 （ positivist ） 靠 攏 ； 在 存 有 論 上 則 偏 向 後 實 證 主 義
（post-positivist），並用科學實存論（scientific realism）來加以統合，科學實存論
（scientific realism）能夠處理無法觀察（unobservable）的社會結構如何構成能動 者（agents）與互動規則（rule of interaction）的實作問題（Wendt, 1999: 90-91）。
Wendt 主要從 Roy Bhaskar 有關科學實存論的討論切入，來處理後設理論的理 論框架，但實際上在有關結構（structure）與能動（agency）的問題上，其主要的 論點仍不超出 Anthony Giddens 有關結構與能動為二元一體（duality）的討論9。據 此 Wendt 採取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的立場，於此結構與能動的關係 是相互構成的（mutually constitutive），結構與能動的關係是一體兩面（Wendt, 1987）。
Bourdieu 的社會學理論在 Wendt 的理解下被歸類為結構化理論的一環（Wendt, 1987: 356），然而從實作理論的視野下，Bourdieu 的理論目標最終是要指向能動者，
如何在社會結構中進行策略行動並構成社會結構的過程。在 Bourdieu 式的討論中，
客觀主義意涵的社會結構將被場域與社會空間所替代，而能動者的習氣（habitus）
則成為其與場域互動的行動傾向（disposition）或認知圖示（perception schema）。
這樣的理論視野將超過 Giddens 與 Wendt 之外，進而分析行動者在不同場域之間策 略行動的可能性，並以場域為核心來探討社會結構的內涵。
透過 Bourdieu 的實作理論與權力場域的觀點，國際政治場域中亦可被視為是 不同社會團體進行象徵鬥爭的場域。相較於整體主義（holism）如 Marxism 單一邏 輯的經濟決定論所呈現的國際政治場域面貌，或結構現實主義於無政府狀態下所 假設的由個別國家累積物質實力的所形成的權力階序。透過場域概念來理解國際 政 治 ， 將 可 以 辨 識 出 個 別 國 際 政 治 場 域 間 的 邊 界 與 其 所 界 定 的 內 / 外 分 別
（inclusion/exclusion line）之構成，進而理解社會團體與制度在國際政治之中如何 實作區別或趨同（distinction or assimilation）的策略，以及觀察涉及以上行動的政
9 Wendt（1987）早期在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上，仍然將科學實存論與結構化理論並置，但在其 1999
治觀念，如何通過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實作而被構成、使用與轉變，並且區別不 同行動者行動傾向（disposition）的權力機制。（Rebecca Adler-Nissen, 2013: 2）
欲將國際政治視為複數場域的構成，則必須要先釐清場域的意涵。場域可以 被視為遊戲（game; ludus），在場域中參與者進行投注（stakes），並在遊戲中進行 投資（investment）。在其中玩家（player）相互對抗，但只在他們共同的認識信念
（belief; doxa）範圍內進行，在遊戲中玩家既競爭利益又與遊戲規則共謀（collusion）。
（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 98）其中不同團體或個人之間的象徵鬥爭，就要透 過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概念來加以理解。社會空間由社會位置（social positions）
所構成，與傾向（disposition）或習氣相伴隨；位置選擇（position-taking），則是 能動者在不同社會領域中來選擇如何實作的問題。（Bourdieu,1998a: Ch1）因此，
一方面可以透過社會空間之中的位置（position）與相應於位置而形成的觀點（point of view），從而我們可以理解能動者（agent）身體化（incorporate）的習氣或傾向
（disposition），如何成為在客觀結構中行動的位置坐落（taking-position）。另一方 面，能動者主觀層次上的策略選擇，就可以被理解為社會空間之中的位置選擇
（position-taking）問題。
Bourdieu 將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與社會空間區分開來，物理空間單純指 的是能動者身體佔據的地方（place），進而區位（site）指的是能動者或物所處在 的位置。物理空間可以被定義成各個地方的相互外在性（mutual exteriority），而社 會空間則可以被定義成由互相排除（mutual exclusion）或區別（distinction）的位 置（position）所構成，也就是一個社會位置並列（juxtaposition）的結構。能動者 所處在的位置之間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與社會階層（social hierarchies），
是透過自然化的效應（naturalization effect）而產生的（Bourdieu, 1999）。
Bourdieu 特別提到社會空間可以被轉譯（translate）成物理空間，不同區域的 價值或能動者與物品的分佈呈現在社會空間當中，這形成區別的象徵系統，也構 成視野（vision）與分野（division）的原則。社會空間被銘刻在空間結構（spatial
structure）與心靈結構（mental structure）中，是權力聲稱自身與運作的地方之一，
如同象徵暴力一樣是無意識的暴力運作（Bourdieu,1999）。
社會空間中充滿了不同的世界觀（world-views），與複數的觀點（plurality of points of view），因此象徵鬥爭（symbolic struggle）便是在透過象徵權力去生產或 強加正當世界的觀點。象徵鬥爭一方面在客觀的層次上，於集體是如何去論述團 體的成員數量、力量、凝聚力⋯⋯等可見的存在，在個體的層次上則是自我呈現的 策略，去表現自己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在主觀的層次上，則是個體 如何去改變感知的範疇（categories of perception）與社會世界的評價（evaluation of social world），分類的系統（system of classification），以及對社會客觀建構物命名。
這是強加正當視野與分野原則的一種鬥爭。（Bourdieu,1990b: 134）
最後，政治場域所存在的象徵支配關係，必須回到誰握有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透過怎樣的機制來進行象徵交換或進行不同資本之間的兌換，並強行植 入世界觀點與視野與分野的原則。尤有甚之，還必須探問象徵支配底下的象徵暴 力（symbolic violence），如何使政治社群接受某一套特定的世界觀點，從而將其自 然化（naturalize）與中立化（neutralize）的問題。將象徵資本的競逐視為象徵鬥爭
（symbolic struggle），據此在物質性的競奪之外，捕捉象徵性的面向。象徵的權 力運作使得被支配者對支配關係產生誤認（misrecognition），將支配關係誤認為 無關物質利益（disinterested）的幻象（illusio）或社會遊戲（social game）。
在國際政治社會學當中，區域與地緣政治的議題多半關注在物理空間，較少 討論到社會中能動者的居處地（habitat）對其習氣（habitus）的形塑，或者是能動 者的習氣對其居處地的形塑。也較少關注空間的政治建構（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pace ）， 或 者 是 在 空 間 基 礎 上 所 建 構 的 同 質 團 體 （ homogeneous group ）。
（Bourdieu,1999）因此從 Bourdieu 理論的視野，可以針對現有理論闕如加以補充。
將場域作為研究對象來加以研究，已然成為歐洲國際政治社會學的一股潮流，
透過Bourdieu的場域論可以將傳統國際政治的議題予以重新詮釋，例如研究者可以
將歐盟整合（European Integration）作為一個跨國政治場域（transnational political field）來加以理解，從而分析其所新構成的政治支配系統。（Niilo Kaupp,2003）
或是從歐洲外交政策場域創生（genesis）的過程，來解釋歐洲安全與防禦政策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ESDP）的成形，從而歐洲的外交與軍事領 袖對於冷戰後所產生之特定的認知圖示與行動，便成為ESDP形成的重要關鍵。於 此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理論，以及建構主義者的文化聚合理論（culture convergence），此兩個解釋途徑的不足之處便能得到補充。（Frédéric Mérand,2010）
本文將嘗試從場域中心的視野切入，使用Bourdieu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 概念來探討行動者的互動場域，並用來補充或對照使用國界來區分行動者所處的 地理位置所產生的區別。揭露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如何在兩岸關係場域中 作用，進而探討場域中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如何強加或再生產出權力關 係，並創造世界觀點（world-views）。最終這些世界觀點間的相互競爭，行動者 對場域的認知圖示與實作，則必須要透過歷史過程的追溯來詮釋理解之。
二、方法學的關係論
Bourdieu 在方法論上採取相對主義的策略，相較於針對結構或能動、體系或 行動者、集體或個體的二分法，其重視「關係」本身與社會結構構成的過程。其 中場域與習氣為兩個核心概念，場域可以視為社會空間與觀點的分佈，亦是能動 者進行象徵鬥爭與資本競逐的社會遊戲；而習氣則是行動傾向的系統（system of disposition）亦是能動者面對場域互動時的預先反應。在方法上，場域不是一個固 定的結構，而是涉及行動者在其中互動與建構其規則的過程，習氣則賦予能動者 在結構的限制下依其具身化的認知圖示，來進行策略行動。
另外一方面，在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二律背反問題中，國際關係社會建構 論特別是 Wendt（1999: Ch2）無疑採取一種建構論式的中庸之道，同時客觀主義
與主觀主義的辯論則可以理解為結構主義與反思主義的辯論，前者以客觀結構作 為中介來解釋個體行動；後者則以主觀的詮釋來對經驗現象做直接性的理解。
在這個問題之上 Bourdieu 首先指出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雖然是不同的知識 形式（modes of knowledge），但這兩種知識形式作為理論知識形式（theoretical of modes of knowledge），在與實作知識形式（practical of modes of knowledge）的對 立上是一致的。要超越此種悖論則必須預設一個知識論與社會境況上的批判客觀 化（objectification），使得對主觀的世界經驗以及對該經驗客觀情境的客觀化之反 思成為可能。
Bourdieu 因此提出「客觀化的客觀化」（objectification objectified）概念，這 意味著研究者要進行兩個層次的客觀化斷裂（break）。第一層客觀化指的是與日 常生活無意識的（unconscious）經驗斷裂，研究者使用歷史的建構去客觀化外在 觀察對象。歷史的建構意味著觀察者從行動者行動的歷史軌跡中，找到行動類型 並將其作為外在的物來理解。第二層客觀化，則要回到觀察者本身所處在的社會 位置（social position）與接受的團體信仰（belief），透過反身性（reflexivity）來 理解觀察者自身的觀點。(Bourdieu,1990a)
Bourdieu 方法學的關係論提供一套研究途徑來拒絕各種理論上的二分法，並 在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之間建立一套建構論式的反身觀察途徑。從而在行動者的 策略行動與其在場域空間中行動的可能性之間，探討行動者先佔的社會位置與過 往的歷史脈絡所帶來的影響。尤有甚之，在方法學的關係論之下研究者的研究目 的便不是在建構一套客觀的因果解釋，或是主觀式的意義詮釋，而是在理解社會 空間之中不同的信念團體（belief group），如何因其社會位置所具身化的習氣，而 對客觀世界有不同的主觀認知或預先反應。這個反身觀察的過程，也包含研究者 本身，研究者所接受的學院教育與研究典範的反覆灌輸，自然也成為觀察社會現 象的濾鏡。
由此觀之，長期受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論洗禮的兩岸關係研究者，並非 如同其學科宣稱般地具有絕對客觀性，而是帶著習氣從而在兩岸關係場域中實作，
他們以其自身的文化資本參與兩岸關係場域的互動，從而活躍在智庫、基金會、
論壇甚至是擔任官員，佔據支配地位者從而自然化其所接受的意識形態，而與支 配結構共謀。Bourdieu 所要提醒我們的正是這點。
貳、理論架構
一、重探國家理論
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將國家當成國際政治中最主要的行動者，在此脈絡之下 Wendt（1999: Ch5）亦將社會建構論的研究對象定為國家與國家的系統，並將國家 的構成視為一個統一的行動者（unitary actor），國家被擬人化（anthropomorphizing）
而有身份認同與國家理性10。本研究與Wendt建構論最大的分歧點之一，便是對於 國家的定義以及以國家作為國際政治的分析單位此種分析途徑。本研究將嘗試跳 脫以國家為核心的研究途徑，以場域為分析單位來理解兩岸關係。
Bourdieu在其學術寫作的早期，並未從國家理論的角度去切入政治場域
（political field）或權力場域（field of power）的運作問題。其後期所談的國家理 論也不是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或是物質/強制（material/coercive）的談法，而 是將文化視做國家權力的映射（Swartz, 2013: Ch5）。
從 Bourdieu 的理論視野來看國家，國家最主要的權力是製造（produce）且強 加（impose）思想的範疇（categories of thought），使得我們自然而然地應用在社會 世界的事物上，這些社會事物自然也包含國家本身。
10 國際關係社會建構論所關注的焦點，主要在於處理國家與其他國家行為者互動時，所展現出來 的能動性，其與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差別在於，建構論將國家本身視為一個社會建構物，而不 是一個自然的類屬，本研究延續此種觀點，討論如何以權力場域的概念來取代將國家作為一個實體 分析單位之途徑。
從實作理論來看國家作為權力場域，是視其為社會中標準化（normalization）
與法典化（codification）的產物。Bourdieu 的實作理論捕捉到其中象徵生產的過程，
而之中重要的機制與團體便是國家官僚（state bureaucracies）（Bourdieu, 1994）。
對 Bourdieu 來說國家官僚（bureaucracy）不是 Hegel 國家理論意義下服膺於
（submission）普遍性的等級（estate），而是透過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此種 奉獻自己的私人利益去服務公益的宣稱，事實上是一種普遍化的策略（strategies of universalization）。這種看似承擔非關利益（disinterested）的義務（obligation），事 實上是官僚等級將國家置於自身服務之中的象徵交換。一方面，官僚作為眾多社 會領域（universes）之一，透過適用法律，作為服膺普遍性（universal）與普遍利 益（general interest），並認為（recognizes）自身是普遍等級、中立、超然在衝突之 上，並且為公共利益服務而合于理性（rationality）。另一方面，國家場域中進行的 象徵鬥爭，則充斥著理性（reason）與普遍性的正當論述（justification），由於不管 支配或者被支配的一方，都訴諸於理性與科學，因此高度理性化的支配方式（highly rationalized form of domination ） 便 成 為 政 治 場 域 中 的 主 要 形 式 （ Bourdieu, 1998a:CH4）。
Bourdieu 將國家的起源（genesis）視為是一個資本集中化的過程（process of concentration），並將 Weber 對國家著名的定義加以修改：「國家是 X（未定的）成 功地宣告正當使用物質與象徵暴力的壟斷，在一個特定的領土以及伴隨的人口的 總體之上」（Bourdieu, 1994:3）。這個象徵暴力之所以可以為國家所用，是因為國 家 具 體 化 （ incarnates ） 其 自 身 ， 一 方 面 使 其 自 然 而 然 地 具 有 外 在 的 客 觀 性
（objectivity），這表現在一些專殊的組織結構與機制的形式；另一方面在主觀性
（subjectivity）之中，則存在於心靈結構（mental structure）以及感知與思想範疇 的形式之中（Bourdieu, 1994）。
Bourdieu 在 The State Nobility 一書當中，即將國家視為是對學院頭銜、貴族頭 銜得到合法壟斷（legal monopoly）的保證，而官僚的權威則使得這些頭銜獲得公
共服務（public service），並占據特權位置。國家作為官僚領域，透過教育機構
（education institution）與學院，來生產或再生產正當的社會秩序，具體作為一種 等級區分，並且由國家來加以保證確定（Bourdieu, 1996）。
國家可以被視為是「不同種類資本集中過程的頂點」（culmination of a process of concentration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capital），這裡頭包含了物理力量的資本或者是強 制的工具，例如軍隊與警察；也包含了經濟資本、文化或者是資訊資本（information）
以及象徵資本。這個集中的結果構成了國家掌握一種元資本（meta-capital），其授 予國家作用在其他種類資本與其擁有者（holders）之上的權力。這種對不同種類 資本的集中，使得一種特定的國家資本（statist capital）得以出現，讓國家可以把 權力運作在不同的場域以及不同類型的資本之中，並決定這些不同種類資本之間 的轉換率（rates of conversion）（Bourdieu, 1994）。
對 Bourdieu 來說，現代國家的起源便是從王朝國家（dynastic state）轉型為官 僚國家（bureaucratic state）的過程，新興的國家貴族（state nobility）攆走原本依 靠血緣進行統治階層再生產的血緣貴族（the nobility of blood）；官僚統治的再生產 模式則是基於學院的中介。在官僚政治中公與私的區分，取代國家作為王室（king‘s house）的公私不分。權力場域的功能分殊化與官僚場域的形成是同時發生的，國 家作為後設場域（meta-field）決定了治理各種場域的規則，這也是不同場域中支 配者對其鬥爭下注（stake of struggles）的原因（Bourdieu, 2005a）。
Foucault（2003）使用系譜學來討論同樣的過程，亦即國家官僚化與理性化的 過程：專業論述（discourse）取代王室舊有的權威，成為治理的新技術。然與 Foucault 不同的是 Bourdieu 使用國家場域的概念，來整合其中論述鬥爭與資本競逐的過程，
從而得到更為完整的理論架構。
在民主國家中國家官員做為代表（representation），其發言或行動則被視為人 民的委託（delegate），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到 Bourdieu 所謂的「誤認化認識的循環 流通」（misrecognized circular circulation of recognition），根植於資本與象徵權力，
這是受委任者（mandated agent）作為象徵所運作的象徵行動，從而加強了象徵本 身。透過這個過程象徵資本不可避免地集中在這個官僚人格，因此個別意志加總，
透過投票的象徵化（symbolized）從而形成普遍意志（Bourdieu, 2005b）。
對於國家角色的誤認（misrecognition），與其象徵力量（symbolic force）有關，
而正當性意味著誤認，何為正當政治行動或鬥爭（struggle）的定義，就來自於不 被感知到的支配定義，其中支配團體（dominated groups）在其中所獲得的利益在 該支配定義中是被誤認地（Bourdieu, 1993: 171）。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理解到 Bourdieu 對國家作為權力場域的討論，著重在使 國家得以運作其權力的資本集中過程，而不是假設一個本然存在的國家秩序，在 國家機構與機制的表象下，真正發揮作用的是特定的國家資本的形成。這個國家 資本的構成可以用 Bourdieu 的實作理論去理解，國家實際上是政治場域中象徵鬥 爭的結果，而國家官僚要怎樣決定社會區別、不同資本的轉換率以及國家賦予的 頭銜，則要取決於不同場域之間的關係。透過 Bourdieu 的理論，國家對暴力使用 的合法壟斷，就包含有象徵暴力的面向，因此國家結構對個人的權力作用，就不 只具有客觀的外在機構或機制，而有主觀上對象徵支配的誤認。
從 Bourdieu 的理論視角來重新檢視國家理論，國家便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而 是一個權力場域與社會空間，進而國家之間的互動便不是兩個國家實體間的關係，
而涉及跨國場域（transnational field）形成與轉變的問題。
國際政治的社會結構亦可以視為是由各種不同權力場域所構成，這些權力場 域之間有其相對自主性，其中有特定的利益可供競逐。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是行動者以其行動比如勞動、時間或是經濟資本，透過表現為此做工或經濟投入，
並非是一種在場域中競逐利益的動機，來轉換為象徵性的功績或聲望。
象徵性的意涵，即是將競逐場域中特定利益的行動，表現為一種非關利益
（disinterested）行動，或是將其競逐利益的動機加以委婉化，將經濟、時間或勞 力的投入表現為一種奉獻或禮物，進而否認其中的利益競逐動機。此種投入自身
資源來交換象徵資本的行動可以稱作象徵交換（Bourdieu, 1990a）。
因此在場域之中進行象徵鬥爭（symbolic struggle）的行動者，即是以其透過 象徵交換所獲得的象徵資本來進行象徵鬥爭。在場域中擁有較多象徵資本者，就 有較大的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象徵權力就是製造觀點（point of view）以 及世界觀（world-views）的構成性權力。在象徵鬥爭中以較大的象徵權力來進行 鬥爭者，就可以強加（impose）一套世界觀或價值排序給受支配者。
擁有象徵權力的行動者，可以給定一套視野（vision）與分野（division）的原 則，也可以構成社會中不同團體的分野與命名。此種以其象徵權力所構成的象徵 支配（symbolic dominate），最終會製造一個符合支配者利益的意識形態框架。
當場域中的實作規則反覆灌輸與具身化（embodied）在場域中的行動者之後，
行動者的習氣（habitus）就會成為其面對場域中實作規則的「預先反應」。因此場 域中的行動者預先帶著其自身的習氣或行動傾向（disposition），而在場域中行動。
最終當象徵支配的作用使得行動者在場域中，對其所處在的場域規則視為理所當 然，將場域中的世界觀與視野分野的原則視為自然化（ naturalize）與中立化
（neutralize）的自然物來理解，這就是場域中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運 作。
使用跨國政治場域的概念來取代假定的實體國家，並探討其中權力關係的社 會 轉 型 ， 將 更 能 捕 捉 國 際 政 治 中 的 權 力 現 象 。（ Didier Bigo, 2011; Rebecca Adler-Nissen, 2011）對兩岸關係來說更是如此，兩岸關係既不若傳統的國際關係有 明顯的主權與領土區隔，也不完全是一個國內政治的議題，如果把國家作為一個 實體而有其擬人化的人格弱化成一個權力場域，並透過模糊的實作邏輯與場域邊 界來界定研究對象，將更能凸顯研究主體，且釐清兩岸關係的場域性質。
二、跨國場域中的象徵鬥爭與世界觀建構：典範轉移與象徵資本來源
本研究其中一個關鍵切入點在於：兩岸關係權力場域的互動規範如何從「國 家認同」轉變成新自由主義思維下主宰的「經濟發展」。一方面我們可以探討新 自由主義思維如何在國際政治場域中流通；另一方面我們則可以探討地方的政治 實作者如何在場域之中，進行象徵鬥爭，如何累積象徵資本，從而再生產象徵權 力並定義場域邊界。
在國際政治領域中，亦是各種象徵鬥爭的場域，國家作為一個權力場域其場 域的邊界是模糊的，而國家場域的自主性亦具有其相對性，此即國家之於國際並 非如傳統主權理論般，具有絕對自主與排他的政治權力。對於當代的國際場域來 說，其資本的集中化便是透過全球化的機制來進行，Bourdieu 則將其總結為新自 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政治經濟思潮，在當代的國際社會中，新自由主義儼然 是新的殖民主義形式，並以象徵暴力的形式而存在。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透 過國際組織、智庫、慈善基金會（philanthropic foundation）與有力的學校，經由信 念（ideas）國際傳播（circulation）的自動效應，作為星球化（planetarized）或者 是全球化（globalized），而創造普遍性的概念，使得各別社會各殊的歷史被遺忘。
美國對全世界的心靈殖民（mental colonization），透過對全球化作為新的資本主義 的修辭，並灌輸一套經濟宿命論（economic fatalism）。（Bourdieu and Wacquant,2001）
新自由主義以市場為核心的修辭與意識形態圖示（ideological schema），可以 用下圖三來表示，透過市場作為全球化機制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其結果 便是文化產業的商業化與短期收益的最大化（maximum short-term profit）。透過全 球化機制與去國家化的國際文化創造者（denationalized international of cultural creators）的普遍作為，消解了文化領域的自主性（Bourdieu, 2002）。
圖三：市場藉由全球化機制去國家的修辭使用（Bourdieu and Wacquant, 2001）
Bourdieu 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同樣可以在 Acts of Resistance（1998b）與 Firing Back（2003）兩本書中看到，這兩本書是「對抗市場暴政」（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的系列選集。在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之下，所謂國家貴族（state nobility）
已然被市場與消費者所統治，他們將公共福利變成私人利益，因此 Bourdieu 認為 必須重新奪回民主，反對技術官僚，終結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風格的專家（experts）統治，這些專家以 Leviathan 之姿進行決斷（Bourdieu, 1998b:26），並且以新自由主義作為其理論基礎，其之所以無法有任何反對意見被 提出，原因在於新自由主義不斷地以其自我證成（self-evident）形式在表現自身，
並透過象徵的反覆灌輸（inculcation）作用在記者與公民身上，從而不知不覺的強 加製造了一種真正的信仰（real belief）（Bourdieu, 1998b:29）。
美國的政治–倫理模式，透過全球化的機制與新自由主義思想而普遍化成為全 球現象，全球化透過自由、自由主義與去管制的語彙，事實上這種去政治化
（depoliticalization）的政策，正是作為一種有意識地進行但對其後果無意識接受 的弔詭關係中存在。在這個政策過程中，美國的政治經濟利益，被委婉的隱藏在 全球化與自由化的語彙之中。此種將經濟決定的宿命論（fatalism），自由化
state → [globalization] →
constraint closed rigid immobile, fossilizedpast, outdated stasis
group, lobby, holism, collectivism uniformity, artificiality
autocratic（‗totalitarian‘）
market
freedom open flexibledynamic, moving, self-transforming future, novelty
growth
individual, individualism diversity, authenticity democratic
（liberating）的政策是在一些大型的國際組織會議中制定出來的，例如：世界貿易 組織（WTO）、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或是跨國公司（Bourdieu, 2003:38-52）。
從 Bourdieu 的國家理論來理解國際政治領域，我們可以發現在國際政治領域 當中，亦有資本集中的過程，透過國際組織作為官僚領域，掌握國際組織主導權 的政治精英所持有的象徵資本，將可以轉換成政治權力與國際金融、安全甚至是 環境、文化、教育⋯⋯等政策。Bourdieu 在其學術生涯的晚期，也關注到這點，例 如他就曾指出 WTO 與 GATT 架構，所要求的自由交換（free exchange）、自由化、
商業正確（commercially correct）原則的自由貿易框架，將大大影響民族國家的自 主性。各別國家的文化自主性與文化認同以及對跨國文化工業的抵抗，被視為是 貿易障礙（barriers to trade），而加以掃除（Bourdieu, 2008）。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流通，也影響兩岸場域中政治行動者的行動策略，大抵可 以觀察到這些政治行動者以其文化資本（例如：博士頭銜、學院頭銜），來轉換成 象徵資本的過程。他們在官僚領域與學術機構之間遊走，從而以專業形象來委婉 化其自身的利益，他們是學院裡的國家貴族。值得探問的是，新自由主義如何以 文化資本的形式為某些政治行動者所用，並轉換為象徵資本的過程。對 Bourdieu 而言透過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將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並揭露象徵暴力運作的內 涵。
從 Bourdieu 的實作理論出發，對國際政治領域中能動者實作的分析，就必須 考量能動者所身體化的思想範疇與感知圖示，以及外在客觀的社會空間。國際政 治領域作為官僚領域，其中亦存在著各種類型的資本集中化。傳統認為國際之間 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關係理論，必須要加入象徵的面向，而將其中各種理論思潮與 意識形態視作象徵權力的運作，透過象徵鬥爭而在國際官僚領域也就是國際組織 當中，佔據著主導位置的能動者，就可以決定象徵支配的對象與範疇。
在當代的國際關係理論當中，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佔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