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敵意理論及其相關研究

本節中一開始將先釐清、統整和定義敵意內涵，接著探討不同的敵意測量工具 和其內涵並據此確立本研究中的敵意構念和其測量方式。隨後整理敵意相關的研 究，並特別聚焦在人際互動脈絡下的敵意研究。最後，會將研究的視野更精確地拉 到拒絕情境脈絡下敵意的表現，介紹目前拒絕情境或拒絕敏感度和敵意的相關研 究，同時整理過去相關研究中敵意構念的模糊和不足之處，希望透過架構更清晰和 完整的敵意測量方式重新審視拒絕敏感度與敵意的關係。

敵意的定義

敵意（hostility）是一組十分複雜的構念，相同的詞彙在不同的研究中有著不 同的定義，這些定義從狹隘到廣泛，有時著重於「敵意態度/認知」，有時則涵納了

「生氣情緒」和「攻擊行為」（翁嘉英等人，2008），多元的定義方式常讓相關的研 究如瞎子摸象難以窺視敵意真正的樣貌。Spielberger 等人（1985）認為，「生氣」

（anger）、「敵意」（hostility）和「攻擊」（aggression）三者構念的曖昧和混淆常導 致相關研究結果不一致或無法相互比較，他們因此提出了「AHA 症候群（Anger-Hostility-Aggression Syndrome, AHA Syndrome）」理論提供有效的區辨架構以釐清 三者在構念上的差異。

「AHA 症候群」理論定義：「生氣」是一種由感受組成的情緒狀態，在此狀態 下的感受呈現光譜變化，從輕微的惱怒或煩惱到強烈地盛怒與憤恨。「敵意」則是 一組複雜的態度，通常包含生氣的感受，同時此態度也是攻擊行為的驅力，促使個 體破壞物體或傷害他人。最後，「攻擊」被視為是直接針對他者的破壞性或懲罰性 行為（Spielberger et al., 1985）。簡言之，「AHA 症候群」認為生氣通常指稱的是情 緒感受；攻擊則被視為是針對他人的行為反應；相對的，敵意則是一種多向度的構 念（multidimensional concept），它的核心是一組負向的態度，但也同時包含情緒和 行為成分（Ramirez & Andreu,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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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 Spielberger 等人（1985）所述，敵意在定義上確實不如生氣情緒或攻擊行 為來得容易區辨，它的複雜性使得釐清不同研究中的定義和測量方式顯得十分重 要。不同的學者依據不同的研究背景和理論架構在敵意定義上有細微的差異，如 Cook 與 Medley（1954）認為敵意個體對他人僅有微弱的信心，他們傾向視他人為 不誠實、不道德、令人厭惡與卑劣的，認為他們應該為自己的罪惡受罰，並因此長 期處在憎恨和生氣的狀態；Buss（1961）則將敵意視為是一種持久（endure）的態 度反應（attitudinal response），包含了對他者的負向解釋或評估，這樣的負向評估 是內隱的、對他人沒有影響的，除非將其外顯為負面的言語攻擊（verbal response）； Barefoot 等人（1989）指出敵意是個體在人際互動中的負面傾向，廣泛地包含認知、

情緒和行為各層面的心理學領域，具敵意個體有憤世嫉俗、生氣、不信任他人和攻 擊的特質；而林宜美與翁嘉英（2002）定義為：「一組長期而持久的負面評價或認 知歷程，同時也伴隨生氣的情緒，以及相關的行為反應，如言語攻擊、身體攻擊，

或是壓抑敵意不表達」。

分析上述的各項定義後可發現敵意構念依其定義範圍大小有三種不同的層次

（翁嘉英等人，2008）：第一層次單純以負向認知內容與歷程定義，如 Buss（1961）

對敵意的定義，雖仍包含負向的感受和行為，但仍以認知歷程為主；第二層次則是 除了認知之外加上伴隨而來的生氣情緒，如 Cook 與 Medley（1954）；而最廣泛定 義方式，認為敵意是一組穩定的負向態度，包含了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層面，如 Barefoot 等人（1989）或林宜美與翁嘉英（2002）。

同時以「AHA 症候群」架構來看各個不同層次的敵意定義可發現 Spielberger 等人（1985）雖採用最狹隘的敵意定義，但整體「AHA 症候群」架構卻與廣義的 敵意構念不謀而合。因此，將兩者結合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的了解多向度的敵 意內涵，其中「敵意認知」指的是對他人的負向態度或評價，像是不信任（mistrust）

或憤世嫉俗（cynicism）；「敵意情感」則是包括像生氣（anger）、易怒（irritability）

和惱怒（annoyance）等不同強度的情緒；而「敵意行為」則指的是攻擊（ag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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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對（antagonistic）或壓抑等反應（Ramirez & Andreu, 2008）。整體而言，廣義的 敵意就像是一個立體的空間，空間的核心是負向的認知評估，並依此展開外顯的生 氣情緒和各種攻擊行為。由於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希望透過更完整和架構清晰的 敵意定義重新審視拒絕敏感度與敵意的關係，因此在研究中採用最廣義和廣泛的 構念，即翁嘉英和林美宜（2002）的定義。

何以完整和清楚的敵意架構對理解拒絕情境下的敵意表現如此重要？這或許 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看，一是廣義敵意的重要性，另外一個則是壓抑敵意測量的不 可或缺。首先，從廣義敵意的重要性來看，在過去拒絕敏感度與敵意的研究中並未 直接定義其敵意的內涵，各項研究常將生氣、敵意和攻擊之間交替使用著。雖然這 些研究主旨都是「敵意」，但構念的混雜使得各項研究側重的方向不一，有些研究 傾向了解敵意的認知（Ayduk et al., 1999; Downey et al., 2004），其他研究則是了解 敵意行為（Ayduk et al., 1999; Ayduk et al., 2008; Downey et al., 2000; Downey et al., 1998），而與敵意情緒有關的研究則寥寥無幾或者結果未達顯著差異（Downey &

Feldman, 1996; Zimmer-Gembeck & Nesdale, 2013）。這些研究雖然多數支持拒絕敏 感度和各項敵意內涵的關係，卻未能更細緻地了解拒絕敏感度分別在敵意認知、情 緒和行為表現上是否有所差異。因此，完整地了解拒絕敏感度和敵意認知、情緒和 行為的關聯能更釐清過去研究的結果。

而從壓抑敵意的不可或缺性來看，過去拒絕敏感度研究中僅聚焦於各種外顯 的攻擊行為（Ayduk et al., 1999; Ayduk et al., 2008; Downey et al., 2000; Romero-Canyas et al., 2010），但現實生活中我們面臨與拒絕有關的人際衝突時卻更可能採 取從事冷靜的活動、與第三者討論等漠視、逃避或壓抑的行為表達方式（Averill, 1983; 李瑞玲，1993；洪福源，2012；徐同本，2004）。同樣地，在華人強調人際和 諧的文化下，以「忍」為重的行為因應和情緒調控策略常常是面對人際衝突時會有 的行為表現（李敏龍、楊國樞，1998；黃囇莉，1999）。因此，壓抑敵意的探究不 但在華人文化下十分重要，也能幫助我們更完整地了解敵意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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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後本研究採用林宜美與翁嘉英對敵意的定義，除了其具備敵意認知、

情緒和行為層面的多向度觀點外，考量文化脈絡後更希望納入壓抑敵意以重新理 解華人拒絕情境中的敵意表現（林宜美、翁嘉英，2002; 翁嘉英等人，2008）。

敵意構念測量

透過敵意構念的澄清和對其定義的確立後，接下來將了解相關的測量工具。目 前國內外敵意的測量方式主要有庫美敵意量表、巴德敵意量表和短式華人敵意量 表。下述將介紹這三項敵意量表的內涵和研究工具上的考量與選擇。

庫美敵意量表內涵與相關研究

採實徵取向的「庫美敵意量表」（Cook-Medley Hostility Scale，CMHS 或 Ho）

是由「明尼蘇達教師態度量表」（Minnesota Teacher Attitude Inventory, MTAI）發展 而來，MTAI 源自於「明尼蘇達多向度人格量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MMPI），是衡鑑教師人格特質的工具。Cook 與 Medley（1954）分析 MTAI 的內涵後發現人們在 MTAI 得分不同會呈現不同的人格傾向，其中 MTAI 得分較 低的族群對他人較具敵意。

因此，他們挑選當中具代表性的題項發展出「庫美敵意量表」，希望能據此鑑 別每位教師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rapport）的能力。但原本以鑑定教師人格特質為 目的的量表在 1980 年代開始有了不同的應用，Williams 等人（1980）在比較 Type A 與敵意（Ho）量表後發現敵意能更有效地預測冠狀動脈心臟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D）的發病率，隱含 Type A 人格中的敵意才是影響健康的核心因素

（Dembroski, Mac-Dougall, Williams, Haney, & Blumenthal, 1985）。他們的發現開啟 了後續一連串敵意與冠狀動脈心臟病的研究，並促使相關研究者好奇「庫美敵意量 表」的內涵。

由於「庫美敵意量表」本身係由實徵而非理論取向發展而成，加上它對冠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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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心臟病的預測率讓人好奇它測量的真正內涵為何？Smith 和其同事便因此展開 了一系列的研究（Pope, Smith, & Rhodewalt, 1990; Smith & Frohm, 1985; Smith et al., 1988; Smith, Sanders, & Alexander, 1990）。他們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此量表確實有 良好的再測信度，一年後和四年後的再測信度分別為.85 和.84，顯示它測量的是十 分穩定的構念。接著，他們轉向效度的建構，證實其有不錯的構念和生態效度。高 量表得分者在研究中較易生氣、對他人有較負面的評價和較不信任、有較憤世嫉俗 的觀點，同時與神經質特質（Neuroticism）的相關低，顯示測量的確實為敵意特質 而非廣泛性的負向人格描繪；量表也適用於實際情境中，高得分者在各類人際關係 中都有較低的滿意度和較高的憤怒感，包含一般人際、家庭、婚姻和工作場域。

Smith 最後建議可以建立分量表幫助相關應用（Smith & Frohm, 1985）。

即便此量表如同上述呈現良好的信、效度考驗，但仍有一些地方值得注意。首 先，高量表得分者雖然一致地表現較高的憤怒感，但在表達方式上卻呈現不一致的 現象。有些研究顯示高量表得分者較習慣壓抑敵意（Smith et al., 1988），其他研究 則顯示表達敵意才是他們較常使用的方式（Smith & Houston, 1987）或兩種方式皆 是（Smith & Frohm, 1985）。而另外在一些研究中實際的身體或言語攻擊行為並未 顯示與量表得分有關或相關程度低（Pope et al., 1990; Smith et al., 1990），同樣支持 該量表的敵意表達模式仍待更多資料佐證和釐清。最後，此量表也存在性別差異，

在實際情境的研究中同樣是高量表得分者不同性別在敵意認知、情緒和行為的表

在實際情境的研究中同樣是高量表得分者不同性別在敵意認知、情緒和行為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