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貢獻

綜合文獻探討、研究結果和上述的研究討論後，本研究貢獻說明如下：

華人大學生拒絕敏感度的獨特內涵

根據本研究多項結果一致性地顯示大學生拒絕敏感度中焦慮程度對敵意和憂 鬱有顯著的關係和預測能力，然而負向期望則否或影響明顯偏低，同時整體拒絕敏 感度總分與焦慮程度的相關也比負向期望高，暗示拒絕敏感度中的核心內涵可能 主要為焦慮程度而非負向期望。過去，國內相關的拒絕敏感度研究或者以對象為分 類探討其與各變項間的關係（鄭宇喬，2014），或者雖以價值期望分類但並未探討 其對不同行為表現的影響（陳思帆，2008）；同時國外的研究在探討拒絕敏感度與 各變項間的關係時也未加以細分，然而此兩項構念為不同內涵（Downey & Feldman , 1996），因此對不同的行為表現可能有未必相同的影響。

何以焦慮程度和負向期望間會呈現如此不同的結果？一項可能的解釋為國內 拒絕敏感度量表尚未成熟，其題目代表的情境或許無法反映華人負向期望的真實 內涵。然而另外一項更可能的解釋則為華人文化中高拒絕敏感度者對自己需求被 否定的預期確實與低拒絕敏感度者沒有差異。對華人而言，從小「挑錯」的教育環 境養成對需求被否定習慣性的負向預期，此教育文化並不因拒絕敏感度不同而有 所差異，因此高、低拒絕敏感度者對自己需求被否定的預期或許並沒有不同。

另外，多項研究也顯示表達敵意除了與拒絕敏感度關係偏低，也無法被顯著預 測，同時拒絕敏感度與壓抑敵意的關係更高於表達敵意，暗示高拒絕敏感度者敵意 更常以壓抑而非表達的方式展現，此結果與國外研究不同（Ayduk et al., 1999; Ayduk et al., 2008; Downey et al., 2000; Romero-Canyas et al., 2010）。確實，相關研究指出 華人遇到人際衝突時習慣以忍因應以求人際和諧（李敏龍、楊國樞，1998；黃囇莉，

1999），因此並不難想像高拒絕敏感度者會選擇以壓抑而非表達敵意的方式回應他 人的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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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結果，或許能勾勒出華人文化獨特的拒絕敏感度表現。華人高拒絕敏 感度大學生特性主要在衡量自己是否被拒絕的焦慮感，而此焦慮感會因此影響他 們在人際互動時有較高的敵意認知和情緒，但為了文化教育下的人際和諧，這些內 在緊繃的敵意張力常常使他們在面對他人的拒絕時選擇壓下自己的敵意。

敵意與憂鬱會受到拒絕情境脈絡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已證實高拒絕敏感度者同時也有較高的敵意和憂鬱，暗示一個人 若對他人的拒絕敏感過於敏感，會使得自己常經歷被拒絕的感受，而這些經驗會轉 而再促發過度的敵意和憂鬱反應。

過去敵意和憂鬱相關的研究中，往往未考慮人際互動脈絡對兩者的影響，本研 究的結果間接證實一個人的敵意和憂鬱並非真空於人際關係中，相反的，人際互動 當下的變化可能才是其被促發與否的主因。

高拒絕敏感度者確實存在多向度敵意差異

回顧過去在拒絕敏感度與敵意的相關研究中，並未仔細地釐清敵意認知、情感 和行為間的不同，特別是未納入壓抑敵意考量彼此間的關係。本研究證實高拒絕敏 感度大學生確實有較多的敵意認知和壓抑敵意，而有較少的敵意情緒和表達敵意。

意即對他人拒絕敏感的大學生，更容易對外在世界抱有憤世嫉俗和敵對的態度，但 為了尋求人際關係和諧和被接納會選擇壓下這份敵意，而他們對於被拒絕後產生 的情緒十分複雜不僅是憤怒和生氣等敵對的情緒。

高拒絕焦慮者確實有較高的憂鬱，且憂鬱程度變化受到敵意影響

近十年來，拒絕敏感度和憂鬱間的關係才慢慢受到重視，而兩者間的歷程究竟 為何仍待更多的研究釐清，本研究試圖提供拒絕敏感度和憂鬱間一項可能的解釋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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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拒絕敏感度理論視敵意和憂鬱為兩類不同的行為傾向，然而敵意和憂鬱 間的關係早於古典精神分析理論中即認為有極高的關聯。本研究重覆驗證過去的 研究，支持高拒絕敏感度大學生也容易有較高的憂鬱程度，且其關聯強過與敵意之 間。同時證實當對拒絕高度焦慮的大學生對外在世界抱有敵對的態度、較容易感到 生氣，卻又習慣壓意這份攻擊衝動時，很容易提高其憂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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