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系霸權：潛藏在「大汪戀」新聞話語裡的權力關係 76

父系霸權存在於父權社會中。所謂的「父權」指涉的是一種存在於兩性間的 權力關係，在此權力關係裡，女性的利益往往被放置於男性的利益之下（Weedon, 1987: 2）。中國舊制為父系、父權、父治社會，如林美容（1984）所言：「中國人 對父系親屬有一種文化上的偏好（cultural preference），因此中國人有非常清楚的 父系親屬與非父系親屬的劃分。」在父系社會中，父系嗣系權的形成根據三個原 則：子女與父親同屬於一個父系嗣系群、同胞同屬於一個父系嗣系群、妻屬於夫 所屬的父系嗣系群（徐光國，2003）。

McQuail（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指出，「霸權」是一套關聯鬆散、

充塞整個社會的支配性觀念，其能使得既定的權力與價值秩序看來是自然、理所 當然，也就是屬於一種常識；而這種支配性的意識型態並非出於強迫性，而是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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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一種不受質疑的共識而存在，而且，「霸權」具有將那些不被接受的對立觀念 定義成「異議」（dissident）或者「異常」（deviant）的傾向。事實上，霸權的意 義是一種對社會狀況持續且重覆的主張，透過話語（discourse）來進行，使社會 狀況變成一種真實（McQuail, 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

陳姿羽（2001）指出，父權社會的假設是男性優越、且男性化優於女性化，

如此，男性被認為是強壯的、較理性的、較守規矩、足以保家衛國，是家庭自然 的領導者，而女性就算有工作，仍需以家庭、育兒為重，兩性的權力關係仍奉行 著男尊女卑的結構秩序。顧玉珍（1995）則認為，父權體系倚侍傳統性別知識所 賦予的正當性，促使人們接受各種人為建構的性別關係，對於性別歧視也就視為 自然。

顧玉珍（1995）進一步提到，父權體系這種挾知識以自重的情形，就如同法 國思想家傅柯（M. Foucault）所說的：知識是現代社會中權力運作的要素，權力 運作必然導致「知識機器」（apparatuses of knowledge）的發達，而知識的運作也 鞏固既存的優勢權力。然於此過程裡，知識之所以能以真理的樣貌存在，並不是 因其本身為客觀的或是科學的，而是因它們先被接受為真，人們才會依其為真的 方式來行動（顧玉珍，1995；Crowley & Himmelweit, 1992: 237）。

父系霸權主導了父權體系中的性別關係，其也透過話語（discourse）及知識，

使其所主張的社會狀況變成真實。而話語也包含新聞話語，這也是本研究欲探討 的部分。

第四節 影劇新聞中的性別再現

影劇新聞無疑是大眾媒體的一環。許多研究發現，當媒體在再現性別時，往 往會夾雜父系霸權所主導的性別刻板印象。所謂的性別刻板印象（sex stereotype），

則是指用概括化的特徵以語文標記方式賦予了男與女（劉宗輝，1998）。刻板印 象反映了霸權，也就是強勢團體為維持其主導地位而採取狡猾、看似自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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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刻板印象如同強勢意識型態的工具；而傳播媒體所呈現的刻板印象，往往 將強勢團體刻畫為與生俱來的權力，而其餘邊緣團體則自然成為權力被剝奪的一 群（陳怡潔，2010）。

大眾媒體對女性的文化建構，多傾向複製傳統父權體制（羅燦煐，1997：178）。 媒體所呈現的往往父權體制下的性別刻板印象，Julia T. Wood 則指出，媒體呈現 的性別刻板印象則如男孩子和男人通常都主動、愛冒險、很強大、在性方面具有 侵略性，而且大多都粗獷，而女孩子和女人則表現得年輕、被動、依賴，時常缺 乏自信（Julia T. Wood, 2004／徐俊、尚文鵬譯，2005）。這些性別刻板印象，一 方面在無形中已指引男女兩性角色的扮演，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男女兩性角色的發 展方向、領域與機會（陳怡潔，2010）。

張錦華（1994）於研究新聞報導時亦發現當中存在傳統價值中對女性的刻板 印象。其指出主流媒體不但限制女性在新聞事業中的決策權，也在新聞報導中顯 示出「符號貶抑」的作用；女性在「職業角色」上的地位偏低，很可能與女性在

「訊息角色」上的地位受到貶抑有相同的結構（張錦華，1994）。

張錦華（1994）也發現，影劇版往往以刊登性感照片為賣點，女性藝人往往 以性感形象出現，報導對其演技、藝術等成就則甚不重視。對此她進一步指出，

女性在新聞媒體中仍侷限為傳統的依附性、從屬型的弱者角色，甚至被消費社會 化為男性的性對象（張錦華，1994）。

而陳靜華（2003）則從男明星陳奕迅的影劇新聞文本觀看當中的女性呈現，

其也發現到影劇新聞的性別論述，仍傾向於再現傳統的性（別）規範，也強化了 父權文化的意識型態。在大眾媒體的性別建構裡，女性在傳統的父權的道德規範 及情慾紀律下，仍是男性慾求與男性宰制的客體（陳靜華，2003）。

由上可知，其實影劇新聞對於女性的再現存在某種既定的價值觀，這或許也 能回歸新聞學的知識去理解。傳統新聞學強調新聞是客觀公正、忠於「事實」的，

但實際上新聞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其是一種對於「事實」選擇、安排、解釋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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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化」過程（林東泰，2008；張錦華，1994）。周月英（1991）在研究媒介 中的女性意識時也指出，新聞報導即使是客觀引用各式各樣的新聞消息來源（如 民眾、執法者），但在報紙所建構的論域中，都必然符合了某些權力／知識對事 物正當／不正當、合法／非法等的界定。也就是說，記者再現新聞人物時都會牽 涉到整個權力與知識的運作，即意識型態的運作。

由於本研究處理的是影劇新聞話語對於女明星婚姻的再現，所運用的研究方 法為 Fairclough 的批判話語分析，故以下研究者將整理出相關文獻，希冀能用此 抽絲剝繭出影劇新聞話語內潛藏的權力結構。

第五節 Fairclough 的批判話語分析

1970 年代開始，「話語」（discourse）這個術語在人類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普遍 被使用（Wodak, Cillia, Reisigl, & Liebhart, 2009）。批判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稱 CDA）是從批判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發展而來，其大約從 1980 年開始發展為一學術領域，是跨學門的研究（Fairclough&Wodak, 1997；轉 引自 Fairclough, 2006: 9）。不過，無論是批判語言學或批判話語分析，其學者皆 認為書寫與再現的關係是密切的，而透過對語言學（linguistics）要素的分析，

可將當中的誤現（misrepresentation）或歧視（discrimination）揭露出來（倪炎元，

1999：90）。

CDA 成為學術網絡是始於 1990 年代。學者 van Dijk 於 1990 年透過發表期 刊 Discourse and Society；1991 年，在 Amsterdam 舉行的一場會議上集合了 van Dijk、Fairclough、Kress、van Leeuwen 和 Wodak 等學者，不同取徑的學者們彼 此間有了交流的機會，CDA 也得以有很好的發展（Wodak, 2001: 4）。CDA 漸漸 被學者用以研究和分析社會，學者 Richardson（2007: 37）指出，CDA 可用來分 析具體語言使用與更寬廣的社會文化結構間的關係。

語言使用與社會情境脫離不了關係。話語做為一個傳播事件不僅指涉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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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策略、談論等層次，也包括了脈絡（van Dijk, 1998）。Weiss &Wodak（2003:

13）指出 CDA 學者們都同意，必須合併語言學與社會學才能適當分析話語和社 會間複雜的交互關係。CDA 視話語（包含書寫和口說）為「社會實踐」的一種 形式，而將此等話語視為社會實踐其實是認為特定話語事件與情境、機構、社會 結構間存在辯證關係：話語事件被情境、機構、社會結構所形塑，同時也形塑它 們（Fairclough, Mulderrig, & Wodak, 2011;Weiss&Wodak, 2003: 13; Barker &

Galasinski, 2001: 64）。

CDA 旨在聯繫社會文化實踐以及話語內的價值與假設兩者，換言之，CDA 欲揭露人們在其話語中所說的和所做的，並揭露與此相關的人們的世界觀、人們 本身及其與別人的關係（Paltidge, 2006: 183），而這種研究宗旨乃源於話語分析 的本質。Phillips & Hardy（2002）指出話語分析嘗試探索社會建構，其最重要的 貢獻在於提供了一個剖析產製社會真實的方法。它與其他質性研究方法不同之處 在於，前者是致力揭露社會真實是如何產生的，而後者僅是在了解或詮釋這個既 存的社會真實（Phillips & Hardy, 2002: 6）。CDA 取徑將話語和社會視為循環的 相互辯證關係，社會實踐透過形塑脈絡與其被產製的模式來影響文本，另一方面，

文本也透過形塑閱讀和消費的觀點來影響社會（Richardson, 2007: 37）。

Fairclough&Wodak（1997）曾指出 CDA 取徑具備了八項主要原則：

（一） CDA 關注社會問題。

（二） 話語會反映出權力關係。

（三） 話語建構了社會文化。

（四） 話語是意識型態工具。

（五） 話語存在於歷史的脈絡之下。

（六） 文本與社會間的連結是被「話語秩序」中介的。

（七） 話語分析是詮釋性的和解釋性的。

（八） 話語是種社會行動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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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 是以理論的「批判─辯證」觀念為基礎，而理論與方法的多樣性則是 該分析取徑的優點（Weiss & Wodak, 2003）。目前 CDA 取徑中最被推崇的學者當 屬 Fairclough，所以本研究也就以其架構為分析方法；儘管 Fairclough 的取徑被 部分學者指出不夠「批判」，但倪炎元（2012）認為研究者只要將其架構以分析 途徑視之，就不至於會陷入理論建構上所隱藏的定位爭議。Fairclough 的 CDA 取徑結合了語言學、語言分析方法、社會學等理論，他認為語言是社會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傳統上，社會科學對語言是缺乏興趣的，語言被認為是簡單、

透明的；不過社會科學的「向語言轉」（linguistic turn）改變了這種傳統思維，語 言在社會現象裡被視為更中心的角色（Phillips & Hardy, 2002; Fairclough, 1992:2）。

Fairclough（2003:2）指出語言與我們社會生活中其他元素是有連結的，因此社 會分析和研究必須考量到語言。

Fairclough（2003）進一步將「語言」及「話語」做一學術上的區別，指出

「語言」（language）通常是指文字語言像是單字、句子，而「話語」（discourse）

則用以表示語言的特定觀點，指涉的是做為社會生活元素、和社會生活其他元素 緊密關聯的語言。Weiss & Wodak（2003）則指出，話語是社會性地建構，其建 構了一種認知，去幫助維持與再生產社會現狀，或是去改變它。

話語不只反映或再現社會實體與關係，也建構或「組成」社會實體與關係；

話語不只反映或再現社會實體與關係，也建構或「組成」社會實體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