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為主導的父權社會秩序

躲避球是小學生最喜愛的體育活動，但是它在不知不覺中卻複製了 社會中傳統男女性別的角色。……把球傳過去！砸啊！但是，我越看越 覺得不對勁，心情也跟著沈重起來。在歡樂的景象背後，我見到女人無 法逃開的「服從」與「作為照顧者」的角色。

──畢恆達，《找尋空間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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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恆達（1996：39-41）從躲避球這項小學生最喜愛的體育活動中看出了以 男性為主導的樣貌：在球場上，男生享有主導權，女生只是居於輔佐和陪襯的角 色，她們一撿到球就立刻將球傳給男生，男生因而成為球場上的「英雄」。此等 日常生活瑣事無疑反映了華人社會對於性別的價值觀。

華人是一父系社會，長久以來父系霸權這個優勢意識型態主導社會的運作，

男性被認為是是家庭自然的領導者，兩性的權力關係奉行著男尊女卑的結構秩序

（陳姿羽，2001：27）。所謂的「尊」「卑」二字也道出了一高一低的權力關係，

在這套秩序結構裡，男優於女、男高於女、男主女從的性別階層顯而易見。

然而，這種權力關係與傳統性別角色分工密切相關。華人社會的家庭分工模 式是「男主外、女主內」，男性因體力優勢從事農耕，女性則主要在家庭內治理 家務、事紡織、養老育幼，這樣的內外分工使得男女兩性的勞動及活動空間有所 區別，進而也派生出兩性角色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價值；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後，女 主內的「內」就具有兩重意義：主內與守內（李長莉，2004：402）。而主外的男 性成為了家中的經濟支柱，女靠男養、女依附男的家庭型態由焉產生，女性因而 被要求要順從丈夫、以丈夫為依賴，也就形成了「男主女從」的觀念（李長莉，

2004；蔡文輝，2003）。「三從」、「三綱」是這種父權思維中延伸出的教條，它指 導著女性要從父、從夫、從子（任寅虎，1998：130），女性被放置在一個從屬的 地位，必須以男性的主導為依歸，即便這個男性角色是自己的晚輩。

「男性主導」的觀念依舊存在於現代社會。周麗端等人（1999：75-77）指 出，由於男性在成長過程中常被教導著要去擔任生計負責人，故在其社會化的過 程裡會著重在培養競爭力與強化支配能力的部分，女性則被賦予依賴者角色，這 也造就了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男性握有較多的權力並扮演支配者角色，女性則 為從屬者。基本上，男性的權力基礎是社會經濟地位、知識以及身體力氣，女性 則為美貌和性，然隨著兩性在一段關係中的發展，男性往往因累積權力基礎而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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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其支配者角色，女性的權力基礎除因生兒育女轉而為依附子女外，只是越形 消失，故也越依賴男性（周麗端等人，1999：77）。性別階層也更清晰可見。

其實從「大汪戀」的新聞也可發現媒體將這種父系意識型態挹注，新聞文本 中的汪小菲有著豐厚的社會資本，使其能夠在這段婚姻關係擔任掌權的支配者，

而擁有美麗資本的大 S 在此一權力結構顯然是位居下風，因為就連屬於自身的美 貌最後也被收編為汪小菲的附屬品。文本再現出一個「一切以丈夫為主導」、「歸 老公管」、「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大 S，即便她的明星身分使其常有對外發言 的機會，但對於婚姻等家務事她顯然是無話語權的，因為她有汪小菲這個新發言 人在公開場合出聲，必須以丈夫的聲音為依歸。雖說大 S 與古代傳統婦女到底是 不同，因她有著可以不用依附丈夫的經濟能力，但顯然地，大汪婚姻關係依舊是 男主女從的權力秩序在運行。

基本上，華人在針對結婚的用語多少也提示了這種男尊女卑的權力模式。我 們總以「嫁娶」來指涉結婚，「嫁」是指女性出嫁，而「娶」是指男性迎娶。劉 道鋒（2009）從「嫁娶」的動詞所體現出的句法特徵來看，婚嫁活動中的男主人 出現在主語位置上，而女主人出現在賓語位置上，反映出古代男權社會根深蒂固 的男尊女卑。這顯示了在嫁娶時，男性對自己的婚姻負責，在婚姻中有其主動權 與選擇權；女性則往往聽令男性（父兄或當權者），甚至被作為財產和禮物送來 送去（劉道鋒，2009）。

又從「嫁」和「娶」這兩個字來拆解亦能窺見當中的父權意涵。所謂的「嫁」，

《說文解字》解為「女適人也，從女家聲」（劉道鋒，2009）；然從字面上也不難 發現該字是「女」和「家」的結合，似乎就是「給女性一個家」。而所謂的「娶」，

《說文解字》解為「娶婦也」，《史記》也寫作「取」（劉道鋒，2009）；然從字面 上來理解似乎就是「把女性取走」。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男尊女卑的權力結構秩 序於文字浮現，無論是「嫁」抑或「娶」，女性多半是被動的、無主導權的、甚 至作為物品被取走的一方，而男性則享有主動的給予和主導權。換言之，在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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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人生家庭大事裡，女性往往需聽令於男性的主導。

而隨著工業化發展和教育普及，投入職場的女性增加，傳統社會「男主外、

女主內」的分工模式於現代社會逐漸崩解，女性不再完全主內，也會在外打拼。

但由於「女主內」的父系意識型態過於鞏固，不僅使女性在就業之餘還得操持家 務，也使台灣社會仍舊保有以男性為主導的觀念。社會大眾習慣由男性主導，女 性則應服從與依附，童年時在躲避球場上就被指導應讓男孩擔任丟球的主導角色，

長大後在婚姻關係裡，似乎也將這種主導權順理成章給了男性：

舌尖牙利的陶子關注男女平權，昨天她站李李仁身邊完全是個小女 人，她這樣介紹自己：「我是李太太，永遠不會改變的身分。」

媒體問到家庭或孩子，陶子會朝李李仁方向示意，回答「要問戶長」

或「要問爸爸」（王雅蘭，2010 年 3 月 24 日）。

在兩性平權的世界裡，有能力的女性在職場或社交上也能表現得很 亮眼，但這並不意味著走入婚姻後能一樣順利。如果要男人提出選擇配 偶的條件，相信大多數都以溫柔為優先考量。

……

而我大妹年紀輕輕就走入婚姻，但她處處以家庭為念，夫唱婦隨，

生活美滿，讓我深切體認到，只有柔能克剛啊（可凡，2010 年 7 月 4 日）！

上述兩篇引文分別出自影劇新聞及《聯合報》副刊的內容，從中可觀看到當 代社會樣貌。無論是公眾人物還是普羅大眾，都會要求女性應以家庭為重、夫唱 婦隨，此等父權思維不僅是社會對於女性的規訓，也是女性對於自身的規訓。女 性在婚姻中是沒有主導地位的，像陶晶瑩一旦與李李仁結婚後，她的頭銜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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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小姐」，而是「李太太」；丈夫的姓不斷提示著妻子所處的依附地位，婚前女 性所享有的主體性於婚後似乎就不存在，因為凡事需以丈夫的主導為依歸。此外，

就連教育部網路重編國於辭典修訂本（2012）對於「新好女人」的定義，仍舊跳 不出舊有「男性主導」的父系框架：

新好女人的特色為：以家庭為生活重心、愛慕先生、照顧子女，盡 力維持婚姻生活的美滿和諧（教育部網路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12）。

從上可知，若想成為「新好女人」，就應該以家庭為重、愛慕先生，並且盡 力維持婚姻生活的美滿。新女性仍被舊思維所指導，藉由教育部的話語女性又再 一次被規訓：倘若跳出家庭和丈夫的範圍，妳就不夠資格做一個新時代的好女 人。

總之，父權社會中男性為主導的形象未被媒體翻轉，媒體的社會實踐也進一 步傳遞了父系霸權，從而鞏固了男主女從、男尊女卑的社會結構。當代社會的「家 庭」依然是一個傳統父權宰制的空間，媒體於產製新聞時也不斷實踐這樣的意識 型態，於是儘管大 S 本身是個常於公眾場合發言的女星，在「大汪戀」新聞中卻 仍被書寫為是須以丈夫發言為主的女性，彷彿進入家庭就理應受到傳統父權收編，

汪小菲被再現為是對外的發言人，女星在外頭對於自身的家庭事務則沉默無聲。

三、 結語：

傳統父權的力量依然在現代社會轉動。「男高女低」婚配模式依舊主宰著現 代人類，這種婚配彰顯出性別權力的不對等，男強女弱的觀念歷久不衰，女性希 冀依附一個比自己強的男性做為避風港，男性則希望被一個美麗的妻子依附以享 受權威感。一線女星大 S 所結婚的對象是社經地位比自己高的汪小菲，經濟獨立、

高學歷、高成就的「三高女」理想伴侶仍舊是樣樣比自己強的「三高男」，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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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挑選伴侶仍舊傾向先以外貌為標準，如同新聞文本裡的汪小菲娶得了美麗的 大 S。新世紀的擇偶標準依然在複製舊時代的條件，無論男女皆然。

從另一個角度，「階級」也成了這種社會交換當中的商品，而之所以夠格被 賦予交換價值，也象徵了其在現代社會裡是被大眾認可的。當我們觀看豪門新聞、

接收豪門相關訊息時，其實也就將社會大眾做了一種階級的區辨（劃分為豪門與 普羅大眾），承認了階級地位在當代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即便人們總將「人人 平等」奉為圭臬，可依舊無法抹煞階級賦予的社會身分。

在大汪婚姻新聞中，新小布爾喬亞階級的大 S 成功地以一種資本交換的方式 跨越至上層階級，這樣的轉變讓大汪戀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媒體不斷地去鋪陳 豪門身家背景、財富、品味從而強調汪小菲「非大眾」的豪門貴氣；然而之所以 會有如此龐大的新聞文本被產製，實則因其具有高度新聞價值，不僅僅是男女雙 方擁有高知名度，也因這種「階級的跨越」讓人心生好奇、欽羨或嚮往。在現今

在大汪婚姻新聞中，新小布爾喬亞階級的大 S 成功地以一種資本交換的方式 跨越至上層階級，這樣的轉變讓大汪戀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媒體不斷地去鋪陳 豪門身家背景、財富、品味從而強調汪小菲「非大眾」的豪門貴氣；然而之所以 會有如此龐大的新聞文本被產製，實則因其具有高度新聞價值，不僅僅是男女雙 方擁有高知名度，也因這種「階級的跨越」讓人心生好奇、欽羨或嚮往。在現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