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入華與貿易交流的催化

天主教至中國傳教，最早源於唐貞觀年間波斯教使傳入景教，但經武宗朝「會 昌法難」後，景教遭受侵滅，在中土消失湮沒，直到十三世紀的元朝才日漸復甦。

當時崛起漠北的蒙古人饒勇善戰、西征東伐，佔領疆域幅員廣闊，歐洲無不聞之。

於是在歐亞互通往來、中西文明接觸之際，傳教活動頗為發達。元世祖御極之初，

義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波羅(Nicolas Polo)偕其弟瑪竇(Matteo)，於 1260 年搭載 商船至君士坦丁堡行商，隨後遇述烈兀使臣之邀，至中國覲見大汗忽必烈。在《馬 可波羅書》中曰：

他弟兄二人抵大汗所以後，頗受優禮。大汗頗喜其至，垂詢之事甚夥。先 尋諸皇帝如何治理國土，如何斷決獄訟，如何從事戰爭，如何處理庹務。復次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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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諸國王宗王及其他男爵。³⁰

經過一番詢問後，忽必烈對於羅馬教皇、教會及歐洲諸事等一切風土習俗，

皆感好奇。即命尼古刺兄弟二人為使臣，前往教皇所(Apostolle)引進西洋文化來 華。馬氏在回憶錄提到：

大汗命人用韃靼語作書，交此弟兄二人及此男爵（豁哈塔勒，Cogatal)，

命他們齎呈教皇，並命他們面致其應達之詞。此類書信之內容，大致命教皇遣送 熟知我輩基督教律，通曉七種藝術者³¹百人來。此等人頇知辯論，並用推論，對 於偶像教徒及其他共語之人，明白基督教為最優之教，他教皆為偽教。如能證明 此事，他(大汗)同其所屬臣民，將為基督教徒，並為教會之臣僕。此外並命他們 將耶路撒冷(Jérusalem)救世主墓上之燈油攜還。³²

由此可知，忽必烈派遣使臣遠赴西洋一事，加速了東西融合的腳步，中國境 內設有傳教區，元一朝的受洗入教者更有三萬多人，教務也為一時之鼎盛。可惜 的是，如此壯盛的傳教活動，也隨著蒙古王朝的落敗中斷。塵封兩百年後，隨著 葡萄牙的叩關來訪，天主福音才又有新的契機。這一過程的轉變，來自於明初王 國的接替，傳統漢族文化再度復興中原，西風東漸的情形逐漸消去，開始萌芽成 長的天主教也黯然退場。

早年明帝國的主事者朱元璋，亦不同元初大汗對外國諸事的好奇，加上中國 的局勢乃經元末天下大亂之際，中原各方戰事不斷等因，都促使明太祖積極維護 政權的統一。尤其是沿海情勢的混亂不安，海上盜匪流竄擾民的事件讓他更加重 視海防的鞏固，經常派兵驅趕剿亂，此類皆詳實的載錄於史冊中。亦如：

國朝洪武四年五月，海寇鍾福全、李夫人等寇，海晏下川等地，廣州左衛 僉事楊景追捕至陽江帄之。十四年，海寇饒隆作亂，邑人蕭子明捕之。二十年，

海寇周三作亂，邑人蕭子明討帄之。二十六年八月，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金，

30 沙海昂著，馮承鈞譯(2000)，《馬可波羅行紀》，台北：台灣商務，頁 13。

31 中世紀時的博士習知之文法、論理學、修辭學、算數、幾何學、音樂、天文學等七種學術。

沙海昂著，馮承鈞譯(2000)，《馬可波羅行紀》，頁 16。

32 沙海昂著，馮承鈞譯(2000)，《馬可波羅行紀》，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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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致仕武官往廣東訓練沿海衛所□，以備倭寇。³³

繁多的海寇生事，形成明朝政府的心頭大患。故洪武初年，便以海上猥盜橫 行、濱海地區滋亂侵略頻繁一事為由，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並加強練軍造船、

築城駐兵等禦敵之法。³⁴然多次的明令嚴誡海上活動，對傍海居民的生計造成阻 礙，於是為求溫飽，下海冒險私販者為數眾多，終不能絕。究其因沿海活動的封 鎖為上位者所堅信斷絕海寇紛亂、穩固疆域的方針，雖遏止百姓於海上的一切作 業，但卻無法阻隔各國覬覦明朝實為可觀的豐厚利益的吸引，私下暗自交易互 市，屢見不鮮，國人也趨利接引走私。為此，中央獲悉種種私相勾結、牟取暴利 的違法事件大為光火，便下令民間禁止使用番貨，以斷市場供需。即

甲寅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先是，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

真臘、暹羅許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命，禮部 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 見有者，限以三月銷盡。民間禱祀止用松柏、楓桃諸香，違者罪之。其兩廣所產 香木，聽上人自用，亦不許越嶺貨賞，蓋率其雜市番香，故併及之。³⁵

律例的制定，反映當權者積極嚴守海防及鎖國自居的心態，面對廣大的商業 利益仍是無動於衷。但中央的畫地自限似乎非能有效斷絕瀕海百姓不斷私賣的陋 習，為徹底實施法令，又於洪武三十年，再度嚴明「申禁人民者無得擅出海與外 國互市」，其違罪之罰條係多且明確申論，如：

凡沿海去處，下海船隻除有號票文引，許仙出洋外，若姦豪勢要及軍民人 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 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亦眾，全家發邊 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私將應禁軍器下海，因而走泄 事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衛充軍。……但糾通下海之人，接買番貨，與

33 (明)陳大科、戴修、郭棐等撰(1992)，《廣東通志七十二卷(下)》，卷 70，江蘇：中國書店，頁 90。

3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1964–1966)，《明太祖實錄(三)》，卷 70，洪武四年十二月丙午 條，台北：中研院史語所，頁 1300。

35 《明太祖實錄(三)》，第八冊，卷 231，洪武二十七年正春月甲寅條，頁 3373–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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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聽下海之人，番貨到來，私買販賣蘇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發衛充軍，番 貨並入官。³⁶

邇後繼位的明帝無不遵照祖制，謹慎恪守「寸板不許下海」之禁海令。雖然 明廷採取激烈的手段來管理近海主權的發展，但身為天朝大國，藩屬的朝貢與交 流是無可避免的。為了對外國來華的使團易於識別管理和防止私舶乘機混入，中 央採取貢舶貿易的施行。貢舶制度一詞即海外諸國欲以中國建立通商，需派遣使 節前來，接受朝廷的敕封並效忠稱臣，進而頒發勘合文冊作為往來符信的憑證，

亦可進行交易。再者，明律沿其舊規，設立市舶司於浙江、福建、廣東三處，掌 理諸番來朝進貢和採辦皇室所需事務。《江南經略》云：

『凡外裔入貢者，我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在廣東者，專為占城、暹羅諸 番而設；在福建者，專為琉球而設；在浙江者，專為日本而設。其來也許帶方物，

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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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言之，番貢進朝均有專地專職負責辦理，非為藩屬國呈進，一概不允入朝 互市，以防臨海政事動盪紛起。不僅如此，欲讓市舶通行流暢，往來貢期亦有限 制，明諭：

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蕃邦遠國，

則為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仙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 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仙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

止以所產之布十匹足矣，毋仙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洋瑣里、

爪哇、渤尼、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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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貢條例多而煩雜，經商貿易需有中央官方的查核，種種侷限皆以杜私番奸

36 明太祖敕撰(1969)，《明律集解附例》，卷 15，第三冊，〈關津〉條，台北：成文，頁 1201–1202。

37 (明)鄭若曾(1983~)，《江南經略》，卷 8 上，〈開戶市辨〉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三四，

兵家類》，728 冊，台北：台灣商務，頁 446–447。

3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1964–1966)，《明太祖實錄(四)》，卷 76，洪武五年九月甲午 條，台北：中研院史語所，頁 140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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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之弊，這些情況卻無礙於外邦和宗主國間的互動交流，仍持續地來朝從事經濟 買賣，究因於貨物換價所得可觀的厚利有關。朝貢制度是天朝懷柔夷狄的的撫外 政策，對其來華貿易的使節們給予禮遇款待亦顯國恩天威，且進呈方物加倍豐 賞，其又以販售附屬貢物為獲利來源。進朝貢品中，除正貢為番國聊表忠誠所獻 之物外，隨使團而至的買賣貨品則是來華通商的主因，這類外國物產多為政府收 購，照價給值，所給價金即遠於市價過多，故日後附進物進貢數量逐年增多，獲 得利益甚高。《禮部志稿》一書中詳錄當時換價情形，並指出番國來朝熱絡須應 加節制財用：

景泰三年禮部奏，日本國王有附進物及使臣自進附進物，俱例應給直。考 之宣徳八年賜例，當時所貢以觔計者，硫黄僅二萬二千、蘇木僅一萬六百……腰 刀九千四百八十五，其餘紙扇箱盒等物，比舊俱増數倍。蓋縁舊日獲利而去，故 今倍數而来。若如前例給直，除折絹布外，其銅錢總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二貫 一百文，時值銀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二兩，有奇矣。計其貢物時值甚亷，給之 太厚，雖曰厚往薄来，然民間供納有限，况今北邊及各處進貢者衆，正宜撙節財 用，議仙有司估時值給之，已得旨，從議。³⁹

明朝禮遇下的高價給值情形使番國萌生投機之心，為擴大高收益的貿易獲 利，各方諸國不僅巧立名目叩關入貢，許多冒禁私販事件也層出不窮。而同時間 地處遙遠一方的歐洲大陸正積極拓展航海探索的路線，多國開始競相前往海外找 尋通商利益及經貿航路，西方天主教的傳播也與之漸入。

在 1498 年，葡萄牙人達迦瑪(Vasco de Gama)繞過好望角，首次發現印度新 航路後，帶給葡國獲取東方利益的立足點，進而促成日後開拓中國市場的基礎，

成為當時歐洲國家來華的先行者。印度半島的東邊有一個商業的大城馬六甲，引 起了葡人的關注。馬六甲擁有摩鹿哥群島的丁香、班達群島的荳蔻、地摩爾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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