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清代宮廷藝術的誕生與發展，乃體現二千多年的中國文化基礎下，注入了新 的元素，極致的傳世珍品則呈現出時代中文化、政治、經濟等因素所交融的結果。

尤其是康、雍、乾盛世中，上位者不僅愛好收藏珍奇古玩外，也將自身對藝術的 品味落實於皇家御瓷的發展上。在明清相交之際，歐洲人陸續的抵達神秘的國度

－中國，物產豐饒的亞洲大國成為積極結交的對象。或許是受到新奇科技的影 響，當朝的清帝們無不熱衷洋學奇器，1691 年來華的白晉及張誠神父就曾為此 提及：

中國皇帝之所以開始對我們抱有好感，受惠於國王陛下在我們出發前讓我 帶給中國皇帝的機械、數學儀器和我們極富價值的科學書籍(你們尌是這些著作 的作者)。……當你們除了對我們的國家以及你們個人的榮譽以外，對其他東西 都不再感性趣的時候，那麼先生們，你們不要忘記自己的義務，即從今以後至少 每年一次向我們提供所有學者的學術論文以及你們為了藝術與科學的完善而不 斷取得的偉大發現。¹

眾多的西洋貢品內，持續讓康熙帝鍾情不已的物品乃是洋琺瑯器。它的特殊 性與中國傳統的掐絲琺瑯器相差甚大，其華麗光亮的細膩外表是展現琺瑯釉彩的 色彩特質，促使康熙積極的將琺瑯技術落實於宮廷中。特別的是，除有研製西方 的銅胎琺瑯器外，康熙中後期更獨創瓷胎質地的琺瑯彩瓷，為中國瓷藝劃開了新 頁，嗣後繼位的雍、乾二帝也努力自產這難得的精品工藝，直至乾隆中末期後才 逐漸消弱。²在外來技藝的刺激下，琺瑯彩瓷從康熙經常傳旨尋找來華洋人進京 效力，到雍正、乾隆時的下放地方成作，足徵琺瑯瓷技在長期研發試煉，已有相

1 博西耶爾著，辛岩譯(2009)，《耶穌會士張誠－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五位數學家之一》，鄭州：

大象，頁 88。

2 楊伯達(2001)，〈從檔案館窺清代官窯之盛衰〉，《中國古代藝術文物論叢》，北京：紫禁城，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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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效。換言之，琺瑯工藝的落實展開，凸顯三帝在成作中給予不少影響和刺激，

故藝術品味的承襲轉化，係是探究三帝對瓷品概念的重要課題。另一方面，2008 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華麗彩瓷．乾隆洋彩」的特展，得見琺瑯彩瓷在乾隆朝 極具創新的獨特性，而花卉紋飾的填彩佈局，唯是說明高宗鍾愛中國傳統與西洋 層疊的異質結合。

特別的是，策展者將展品中的琺瑯彩與洋彩之定義作了簡單的區別，即以瓷 胎產地、彩繪完工地點、釉彩、繪畫技法、題詩印記、款識、紋飾等論之。這些 辨別的方式提供初步檢視二者的差異，但鉅細審視傳世品的圖象表達卻是具有許 多相擬的共通性，尚無全同前述的判別論之。然而，關於琺瑯彩瓷的判別，在查 閱相關圖錄的稱謂，博物館內同為琺瑯性質的藏品訂稱屬名殊異，常見「粉彩」

之詞稱述，洋彩的使用鮮少，導致學界研究清代彩瓷的專題內多闢章節探討，至 今仍是各說紛紜，無有定見。

回溯前言，西洋琺瑯器引起帝王鍾愛的啟端，經在華形塑的改變後，風格呈 現花鳥、山水、人物等題材設計，其花卉紋的比例占為多數。雖花卉紋在中國瓷 器的裝飾傳統頗為普遍，但細察康熙至乾隆的式樣設計，卻是彰顯異同皆俱的樣 貌，這樣的傳承創新對清宮藝術的影響為何，想必與主事者的背景、時代風格及 審美品鑑的關係有關，正如周思中言道：

在用物、觀物和造物三個過程中，人類關注物的不同性質。在用物的過程 中，人類往往關注物的有用性與可靠性，而忽視物的形式性與象徵性，更不論及 其觀賞性；在觀物過程中，人類往往關注物的形式性與象徵性，更強調觀賞性，

而忽視其有用性和可靠性；在造物過程中，人類既注重物的有用性和可靠性，又 關注物的形式性、象徵性及觀賞性。簡言之，人類的造物融合了人類用物及觀物 的性質。用物產生了人類的生活方式，觀物導致了藝術的生產，造物導致了設計 的生產。³

3 周思中(2008)，《清宮瓷胎畫琺瑯的藝術及歷史研究：1716-17891》，北京：文物，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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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提及琺瑯彩瓷的正名與瓷面多繪花卉紋樣的選取，具有何種文化思 想和審美品味的意義，方為值得觀察研究的方向，故本文欲以康、雍、乾三代琺 瑯彩瓷（不含宜興胎）⁴的花卉紋作為研究方向，引藉前人文獻的成果、清宮史 料和傳世實品的輔助，剖析琺瑯彩瓷在中西流通的演進與催化影響下，如何形塑 帝王主導御品的過程，進以論述皇帝品鑑的標準、中西文化的交融表現，及御窯 督陶人的溝通連結等時代意涵。

4 由於用紫砂泥燒成的無釉陶器與瓷胎不同，故不在論述範圍內。關於宜興胎的解釋，可參見呂 成龍(2008)，《明清官窯瓷器》，北京：中央編譯，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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