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雍乾三朝御窯琺瑯彩瓷之花卉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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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中國美術史組碩士論文. 清康雍乾三朝御窯琺瑯彩瓷之花卉紋研究 The study of the floral patterns of the enameled porcelains in the imperial kilns by the K'ang-hsi,Yung-cheng and Ch'ien-lung reigns.. 研究生：郭冠猷撰指導教授：曾肅良博士曾永寬博士.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 謝誌經過三年半的碩士研究生活，終於畢業了。回想在台灣師大的求學生涯中，遇見了許多引導、啟發我的良師益友，使之在論文研究上獲得諸多協助。首先，感謝擔任我論文指導的曾肅良教授，在論文的撰寫與思考概念上，給予許多寶貴的意見。其次，擔任畢業口考的潘憣教授、曾永寬教授和盧泰康教授，更是不辭辛苦的趕到台北，對論文的內容進行指正和修改，讓學生受益良多。不僅如此，在論文寫作前，若沒有習得各科藝術史學門的課程引導，則無法進行論文的繕寫和資料收集，故感謝在師大開設各類藝術史課程的巴東、林麗江和白適銘教授等師，在初學中國藝術史的過程中，啟迪對問題的概念思考的學習。另外，感謝同窗的研究所同學，立筠、千涵、怡安、士綸、文曦學姊、廉穎學姊和國畫組的美姿，均是一路陪伴求學的最佳好友，不僅在學業和生活上，提供許多幫助和意見分享，更於論文寫作遭遇瓶頸時，願意傾聽和鼓勵我渡過一切不順心的事情。還需致謝最初來台北時，幫助我打理生活瑣碎的大學好友香圻，讓我能快速的安頓求學的各項事宜。最後，則要感謝引導我進入藝術史的黃冬富教授和全力奉獻支持的爸媽，若是沒有黃老師的循循教誨和經常的關心，想必今日也不會有畢業成果的發表。而遠在高雄的爸媽，雖無法時時相處和分享學業事宜，卻仍是經常給予我鼓勵和支持，讓我能全心的投入研究。於此，內心的感謝仍是源源不絕，無法以片段字語能通述之。不管如何，感謝所有幫助我的人，並將此論文成果獻給他們。.

(3) 摘要清初中西交流的頻繁連結，促使科學藝術廣泛地進入宮廷，其中西洋畫琺瑯的多彩技法引起康熙皇帝的注意，開啟了琺瑯洋技於內廷紮根的契機，經過不斷努力與優秀人才的協作，琺瑯工藝於十八世紀快速展開。而西洋琺瑯的同質模仿僅是清帝初步的成果，愛好新奇的異質擬作劃開清宮藝術的新頁，又尤以瓷質成作的成功極具顯著。琺瑯彩瓷的製作轉化了中國釉上彩的發展，僅在宮中製作的彩繪技術由於雍、乾時代的開展卓越，遂而下放景德鎮御窯廠，而琺瑯彩瓷的豐富性也於乾隆朝達到鼎盛，這一光榮的建立乃象徵清帝的積極重視。上層愛好決策了瓷繪表現的特色，三朝琺瑯彩瓷的共通紋飾－「花卉紋」亦是明顯例子。康熙朝多為規律的盛花主紋樣，雍正朝則承襲前代風格和發展彩地開光或寫意的風格。而乾隆朝紋飾更較康、雍時代的廣泛豐富，如剔彩或著彩錦上添花，顯然風格的形塑在三朝是承襲創新。本文以三朝花卉紋風格的角度，來探究西洋琺瑯技藝在清朝的建立，以及影響清宮御瓷風格的製作創新和皇帝品鑑的品味。. 關鍵字：畫琺瑯，琺瑯彩瓷，御窯廠，花卉紋。.

(4) 目錄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限制………………………………………………………..4. 第三節. 研究內容…………………………………………………………………………...7. 第四節. 文獻探討……………………………………………………………………………9. 第二章清宮琺瑯彩瓷的演進發展………………………………………..14 第一節. 天主教入華與貿易交流的催化.……..………………………………..14. 第二節. 法國耶穌會刺激－西洋奇技的狂熱…………………………………22. 第三節. 宮內玻璃廠成立的引導…………………………………………………….30 (一)、洋琺瑯技術的轉化再造..................................................................37. 第四節. 琺瑯彩瓷的名詞釋義………………………………………………………..48 (一)、粉彩概括總稱的疑義...................................................................... 48 (二)、琺瑯彩與洋彩的重新詮釋.............................................................. 61. 第五節. 宮廷作坊與江西御窯的連結…………………………………………….70 (一)、御坊擴充和景德鎮御廠的配合……………………………………………….70 (二)、皇權主導下督陶官與協造的配制…………………………………………..74. 第三章花卉紋飾的形象特質….……………………………………….81 第一節. 花卉圖樣的轉化創新………………………………………………………..81.

(5) (一)、器型分析………………………………………………………………………………… 82 (二)、紋飾分析………………………………………………………………………………… 88. 第二節. 圖繪詮釋及人才的善用………………………………………………….100. 第四章彩瓷紋飾的皇家品味…………………………………………113 第一節. 外國風尚的交融與再造……………………………………..…………..113. 第二節. 帝王的陶瓷鑑賞觀..………………………………………………………..120. 第五章結論………………………………………………………………………………130 附錄一…………………………………………………………………………………………….135 參考書目…………………………………………………………………………………………287.

(6)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清代宮廷藝術的誕生與發展，乃體現二千多年的中國文化基礎下，注入了新的元素，極致的傳世珍品則呈現出時代中文化、政治、經濟等因素所交融的結果。尤其是康、雍、乾盛世中，上位者不僅愛好收藏珍奇古玩外，也將自身對藝術的品味落實於皇家御瓷的發展上。在明清相交之際，歐洲人陸續的抵達神秘的國度－中國，物產豐饒的亞洲大國成為積極結交的對象。或許是受到新奇科技的影響，當朝的清帝們無不熱衷洋學奇器，1691 年來華的白晉及張誠神父就曾為此提及：中國皇帝之所以開始對我們抱有好感，受惠於國王陛下在我們出發前讓我帶給中國皇帝的機械、數學儀器和我們極富價值的科學書籍(你們尌是這些著作的作者)。……當你們除了對我們的國家以及你們個人的榮譽以外，對其他東西都不再感性趣的時候，那麼先生們，你們不要忘記自己的義務，即從今以後至少每年一次向我們提供所有學者的學術論文以及你們為了藝術與科學的完善而不斷取得的偉大發現。1 眾多的西洋貢品內，持續讓康熙帝鍾情不已的物品乃是洋琺瑯器。它的特殊性與中國傳統的掐絲琺瑯器相差甚大，其華麗光亮的細膩外表是展現琺瑯釉彩的色彩特質，促使康熙積極的將琺瑯技術落實於宮廷中。特別的是，除有研製西方的銅胎琺瑯器外，康熙中後期更獨創瓷胎質地的琺瑯彩瓷，為中國瓷藝劃開了新頁，嗣後繼位的雍、乾二帝也努力自產這難得的精品工藝，直至乾隆中末期後才逐漸消弱。2在外來技藝的刺激下，琺瑯彩瓷從康熙經常傳旨尋找來華洋人進京效力，到雍正、乾隆時的下放地方成作，足徵琺瑯瓷技在長期研發試煉，已有相 1. 博西耶爾著，辛岩譯(2009)，《耶穌會士張誠－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五位數學家之一》，鄭州：大象，頁 88。 2 楊伯達(2001)，〈從檔案館窺清代官窯之盛衰〉，《中國古代藝術文物論叢》，北京：紫禁城，頁 142。 1.

(7) 當成效。換言之，琺瑯工藝的落實展開，凸顯三帝在成作中給予不少影響和刺激，故藝術品味的承襲轉化，係是探究三帝對瓷品概念的重要課題。另一方面，2008 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華麗彩瓷．乾隆洋彩」的特展，得見琺瑯彩瓷在乾隆朝極具創新的獨特性，而花卉紋飾的填彩佈局，唯是說明高宗鍾愛中國傳統與西洋層疊的異質結合。特別的是，策展者將展品中的琺瑯彩與洋彩之定義作了簡單的區別，即以瓷胎產地、彩繪完工地點、釉彩、繪畫技法、題詩印記、款識、紋飾等論之。這些辨別的方式提供初步檢視二者的差異，但鉅細審視傳世品的圖象表達卻是具有許多相擬的共通性，尚無全同前述的判別論之。然而，關於琺瑯彩瓷的判別，在查閱相關圖錄的稱謂，博物館內同為琺瑯性質的藏品訂稱屬名殊異，常見「粉彩」之詞稱述，洋彩的使用鮮少，導致學界研究清代彩瓷的專題內多闢章節探討，至今仍是各說紛紜，無有定見。回溯前言，西洋琺瑯器引起帝王鍾愛的啟端，經在華形塑的改變後，風格呈現花鳥、山水、人物等題材設計，其花卉紋的比例占為多數。雖花卉紋在中國瓷器的裝飾傳統頗為普遍，但細察康熙至乾隆的式樣設計，卻是彰顯異同皆俱的樣貌，這樣的傳承創新對清宮藝術的影響為何，想必與主事者的背景、時代風格及審美品鑑的關係有關，正如周思中言道：在用物、觀物和造物三個過程中，人類關注物的不同性質。在用物的過程中，人類往往關注物的有用性與可靠性，而忽視物的形式性與象徵性，更不論及其觀賞性；在觀物過程中，人類往往關注物的形式性與象徵性，更強調觀賞性，而忽視其有用性和可靠性；在造物過程中，人類既注重物的有用性和可靠性，又關注物的形式性、象徵性及觀賞性。簡言之，人類的造物融合了人類用物及觀物的性質。用物產生了人類的生活方式，觀物導致了藝術的生產，造物導致了設計的生產。3. 3. 周思中(2008)，《清宮瓷胎畫琺瑯的藝術及歷史研究：1716-17891》，北京：文物，頁 5。 2.

(8) 綜合上述提及琺瑯彩瓷的正名與瓷面多繪花卉紋樣的選取，具有何種文化思想和審美品味的意義，方為值得觀察研究的方向，故本文欲以康、雍、乾三代琺瑯彩瓷（不含宜興胎）4的花卉紋作為研究方向，引藉前人文獻的成果、清宮史料和傳世實品的輔助，剖析琺瑯彩瓷在中西流通的演進與催化影響下，如何形塑帝王主導御品的過程，進以論述皇帝品鑑的標準、中西文化的交融表現，及御窯督陶人的溝通連結等時代意涵。. 4. 由於用紫砂泥燒成的無釉陶器與瓷胎不同，故不在論述範圍內。關於宜興胎的解釋，可參見呂成龍(2008)，《明清官窯瓷器》，北京：中央編譯，頁 133。 3.

(9)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範圍限制現今典藏博物館的清宮御瓷品項眾多，且相關的清檔史籍也隨研究人員的積極彙整下印製出刊。故本文針對康、雍、乾朝琺瑯彩瓷的花卉紋一項，作為研究的方向，對於龐大的資料與實物的選取採用，擬以下列的研究方法來探討申論，進而有益研究花卉紋樣在琺瑯彩瓷上的文化意義與藝術價值。. (一)、文獻分析使用文獻分析法陳述清代琺瑯彩瓷的源起與發展過程，本文以《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為主，並配合相關的清史資料和前人所研究之論見，作為深入研究的基礎。《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隸屬內務府造辦處的工務記錄。現今皆存放中國第一例史檔案館，共計千餘冊，時間起於雍正元年(1723 年)，迄至宣統三年(1911 年)。活計一詞即是工藝製品，此檔主要詳載皇帝下諭的日期、製作的物件、原料的選用、物品的形制、操作的人員、竣工的日期、攜出的動向、安放的方法以及承作物品的來源與去向。5而以年作為記錄的《活計檔》在本文研究整體清宮成作發展的概念上，可謂是最接近真實的史實陳述。其次，至華服務的洋人書信，經由西洋學者的編排整理陸續出版，提供中國傳統史料的不足性，透過研究外國修士在宮內生活的真實陳述，來佐證清帝愛好洋技的熱切性與洋人影響中國技藝的轉化意義，使得論述西洋工藝於中國皇廷內的展開過程，能作深入性的詮釋。. (二)、風格、圖像學分析運用風格和圖像學分析，來探究琺瑯彩瓷的製作風格與帝王品味間的脈絡觀。試圖以瓷面繪畫的構圖、造形、色彩等方面著手，從中觀察花卉紋的形式在. 5. 侯皓之（2006），〈活記檔的由來與其中的滿語漢譯〉，《故宮文物月刊》，285 期，頁 74。李國榮 (2007)，〈清宮造辦處檔案及其編纂〉，《清代宮史探析(下)》，北京：紫禁城，頁 713–725。 4.

(10) 三朝中的承襲轉變，進而更深入探究琺瑯彩瓷在外觀塑造的內在意涵，是如何被賦予上位者的思想和鑑賞觀，甚至於政治權力的展現。6. (三)、統計分析以統計分析將康、雍、乾朝繪有花卉紋飾的琺瑯彩瓷，作出一個整體的統整，進而歸納康熙至乾隆間，帝王對琺瑯彩瓷的藝術展現與審美的品味。另一方面，從製作的表格中，觀察琺瑯彩瓷在三朝裝飾風格的特色，予以輔助清宮檔案的對照，係能清楚地詮釋上用御瓷的發展脈絡。. 二、範圍限制康熙至乾隆朝的琺瑯彩瓷屬於清宮上層的御用品，燒造件數日愈倍增，多數樣器皆有花卉紋的裝飾表現，故文中探討的器品僅選有明確具體的花形圖樣為主，帶有模糊不清的花紋樣式則不在本範圍探討內。又因填彩的器型種類多樣，逐一區分略顯得龐雜凌亂，所以考量三朝樣本的統一性，所收錄樣式以基本器類作為標準。在圓器方面有碗、盤(碟)、杯器三類，琢器有瓶、壺器二類。其次，身為上用的彩瓷，製作工法詳細精美，底款多會落得年號官款，俱為象徵皇室御府的專用品，是標準典型的清宮品味，更代表御瓷使用的獨特標誌，以讓地方百姓不能隨意參用，這一規制在雍正時即有明確諭示。《宮中檔》載錄：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兩廣總督臣鄂邇達上奏：『雍正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臣接准部覆浙江按察司劉章條奏一件，內開嗣後窯廠製造御用磁器書寫國號，其燒造尋常貨賣磁器不得擅寫，致干褻慢，如敢違禁將該窯戶懲治，仍每歲取各窯戶不違甘結，加具印結送部查考。其器具字跡破損散軼者，通行各省飭仙地方官曉諭鄉保敬謹檢拾，務於潔淨處所收貯等。因臣奉准部咨隨即出示曉諭，並通行該地方官一體欽遵示諭外，伏查六書尊嚴，國號煌煌字跡奚容輕褻，該司 6. 王正華(1997)，〈傳統中國繪畫與政治權力一個研究角度的思考〉，《新史學》，8 卷 3 期，頁 161– 216。 5.

(11) 議飭該地方官曉諭鄉保敬謹檢拾收貯。所奏誠當為磁器製造年號，本以垂之永久俾萬世後，咸知本朝之美器群相寶貴且我國幅員廣闊，聖德覃敷兩間精華之氣，因物斯呈是以磁器精良，較往付尤稱駕軼。今各洋外域梯山航海爭相購買，正宜製以年號俾中國之器流通廣播，並仙遐方異地均識天朝美製卓越尋常。況錢文傳布與他物製造年號者甚多，總以昭示臣民彰一統無外之規。今該司恐零星破磁落於汙穢之地，因有是奏尚未周知磁器流通之廣遠，臣思國家體統攸關不應逐末遺本，緣不揣冒昧妄獻蒭蕘，請嗣後磁器零落有字跡者，仍飭地方官曉諭加謹檢拾收貯外，其餘窯戶燒造貨賣器具仍聽照舊。製造年號以垂永久是否有當，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奏。』地方官員為求謀利，上書希冀能通用年號御款一事，令雍正不以為然，更直言斥責：「至於外洋遐域爭利購買者，乃因聖祖六十年成平時久，工匠傳以優游盡力製造，取磁器之可獻耳，與年號之書否何涉可以不必，頻頻更張者死見淺小。」 7. 由此得知，落有款式的御瓷是宮內選用的標準，係本文僅以燒有底款且附於圖. 錄上的琺瑯彩瓷作為選樣的標準器，予以符合研究的主旨。. 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77–78)，《宮中檔雍正朝奏摺》，24 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132– 133。 6.

(12) 第三節研究內容本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為論文主旨的綱要，說明清代琺瑯彩瓷在清宮藝術的特殊性質，遂於產生研究之動機。希冀藉由博物館珍藏康、雍、乾三朝傳世品的蒐集，作出詳細的風格比較。並配合史料文獻的對照，考證琺瑯彩瓷的真實定義及對清代帝王的審美品味、文化思想脈絡作出論述。於是，耙梳前人文獻的資料和統整傳世的標準器，進以歸納目前學界在琺瑯彩瓷議題上的研究成果，以使本文寫作時的思考和研究過程的論證獲得啟發。第二章探討琺瑯彩瓷的演進，闡述西方貿易及傳教士的引入，催化了中國藝術的新面貌。而清宮琺瑯彩瓷的形成與研發過程，便受此影響。由於自產琺瑯瓷的成功促成清代彩瓷釉的轉化，使之今日對琺瑯彩瓷的稱謂和風格詮釋，莫有統一。由此，考據前人研究清代琺瑯彩、洋彩與粉彩的多方觀點，進行歸納，並耙梳清宮檔案的資料來配合排比，進而提出有利的考究論證。其次，聚焦於清代瓷藝的興盛和御窯場的發展關係方面，從中論證皇帝和督陶官的交流，在琺瑯彩瓷的生產過程中具何關鍵性，甚至皇室品味的主導如何掌握控制，以此詳述督陶官的任用及內廷作坊的開辦在御器成作的影響。第三章關注於實品和檔案間的連結，以傳世品的排比來觀察三帝使用花卉紋的風格表現，闡述圖像的形成與畫樣的選擇有其一定的官方流程，而這一最終的中心源頭都和清帝的決策連結。透過個人因素來決策宮廷藝術生產的風格，在琺瑯彩瓷製作中係俱特殊性，紋飾品味的傳承創新則是從實物的觀察足以印證。因此，進一步解析圖像製作的來源與意涵，當是有效理解皇帝選取的意圖及形塑風格的偏好。第四章由上述的圖像分析與皇帝主導的意圖進行延伸，探討來自西洋風格的琺瑯器，如何轉化為在地中國御用的琺瑯彩瓷，之間的文化傳遞和應用，又與清帝的想法有何連結啟發。另外，更需注意的是，這一發展過程中，皇帝主導審美. 7.

(13) 風格的延續創新和鑑賞品評的概念落實，乃是反映清帝對窯務的寄望和重視，而中心本源的形塑，無非與帝王承襲悠久的文化傳統有關，諸多的刺激使得琺瑯彩瓷快速於清宮藝術內推動，是故，透過實物和史料的整合，從中審視重陶觀念的成因。第五章為結論，乃綜合上述各章節之研究成果，進行探討歸納。依史料與傳世品的分類對照，的確表示帝王積極主導琺瑯彩瓷的運作，其發展的過程中均與皇帝的個人品味、御窯生產的開辦，亦或東西文化的融合等，有實質影響。. 8.

(14) 第四節文獻探討清代(1644–1911 年)為中國傳統封建帝制的最後朝代，扮演承接歷朝文化的底蘊，進而融合並開創新局，係象徵古代宮廷文化的光輝總結，琺瑯彩瓷即是在這樣盛世王朝中被孕育而生。由於這類彩瓷的製作細膩精巧且秘藏於內廷，其實物的完整性頗高，加上清宮所記之檔案詳實繁多，皆促使在研究清廷藝術的發展脈絡能充分考證。近年來，隨著清代藝術品的市場蓬勃發展和博物館的古物開放交流，使得內府珍藏的御品和清檔史料，陸續被發表探討。在前人文獻的探究方面，多數以圖版專書和主題式的研究文獻為主。刊載傳世琺瑯系彩瓷的圖版專書，於 1936 年出版《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8一書有揀選展示，嗣後陸續有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撰《清康熙琺瑯彩瓷》、《清雍正琺瑯彩瓷》、《清乾隆琺瑯彩瓷》等專業的圖書，在琺瑯彩瓷的各件珍品做全面向的清晰圖文對照，益於實物考證。9而近期專書以《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10《琺瑯彩、粉彩》、11《中國清代官窯瓷器》、12《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13《静嘉堂蔵清朝陶磁：景徳鎮官窯の美》等，14針對清代御瓷的收錄廣泛且詳細。較特別的是郭興寬、王光堯主編《官樣御瓷：故宮博物院藏清代製瓷官樣與御窯瓷器》和廖寶秀主編《華麗彩瓷：乾隆洋彩》二書。前者以御窯製瓷的樣稿為主旨，收錄北京故宮內藏的畫樣與清宮傳世品互相對照，說明皇家御用物品在 8.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編 (1936)，《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上海：商務。 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67)，《清康熙琺瑯彩瓷》，香港：開發；(1967)，《清雍正琺瑯彩瓷》，上下冊，香港：開發；(1967)，《清乾隆琺瑯彩瓷》，上下冊，香港：開發。 1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1992)，《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1 葉佩蘭主編(1999)，《琺瑯彩、粉彩》，香港：商務。 12 南京博物院編(2003)，《中國清代官窯瓷器》，上海：上海文化。 13 北京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編(2005)，《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上下冊，北京：紫禁城。 14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2006)，《静嘉堂蔵清朝陶磁：景徳鎮官窯の美》，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9.

(15) 選材、構圖、配色、製作等細節，有著專注嚴謹的態度，也印證了《活計檔》中繪製官樣的真實性。15後者挑選了台北故宮典藏的珍貴琺瑯彩瓷，展示了原清宮落有詳細刻名的帶匣「磁胎琺瑯彩」和「磁胎洋彩」器，並從標準件的器型、繪畫紋飾、題句上的風格，比對《活計檔》、《陳設檔》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的記載，遂而闡述琺瑯彩與洋彩的異同特徵。16 另一方面，琺瑯彩瓷的獨特性與稀有性，在學界也引起一番討論。早期的研究由於珍藏內廷的檔案未曾曝光，且數量龐大難以短時彙整，僅能從實品的特徵與清末的著書如《飲流齋說瓷》或《匋雅》等，進行了解。17 任職於北京故宮的朱家溍先生有鑑於此，係藉編目文物的過程，將其清檔史料蒐集整理後，對琺瑯彩瓷作初步的探究。其文〈清代畫琺瑯器製造考〉中節錄了清宮檔案的內容，以琺瑯料燒煉的技術人員、畫琺瑯的畫家、書家、繪製過程中的設計和修改、燒造地點的方面討論，並於附錄撰寫藏於端凝殿左右屋裡，配置刻有品名且存放楠木匣內的四百件瓷胎琺瑯彩珍品目錄。18還原原始的宮廷製作記錄，是有效提供琺瑯彩瓷在宮廷發展的研究價值，隨著博物館進行舊藏秘檔的整理後，則陸續出版一系列專業的清廷活計製作檔冊，如朱家溍的《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19馮先銘的《中國古陶瓷文獻集釋》20或鐵源、李國榮的《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專書。21 由於檔案的如實公佈，讓研究琺瑯瓷器的特質出現許多值得思考的議題，其中乾隆朝《活計檔》所載的「磁胎洋彩」一語，愈是成為今日學界討論的重點，各方學者多有提出定見來申論探討。一般認為琺瑯類彩瓷的基本形成，與西洋琺瑯釉的傳入和中國釉上五彩的調和影響甚大，乃是具有砷元素的琺瑯玻璃白料的. 15 16 17 18 19 20 21. 郭興寬、王光堯(2007)，《官樣御瓷－故宮博物院藏清代製瓷官樣與御窯瓷器》，北京：紫禁城。廖寶秀主編(2008)，《華麗彩瓷：乾隆洋彩》，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經莉主編(2003)，《中國古代陶瓷文獻輯錄》，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朱家溍(1982)，〈清代畫琺瑯器製造考〉，《故宮博物院院刊》，3 期，頁 67–76。朱家溍(2003)，《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北京：紫禁城。馮先銘(2000)，《中國古陶瓷文獻集釋》，台北：藝術家。鐵源、李國榮(2008)，《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 10.

(16) 引入傳統五彩釉內，所催化成新式的彩瓷－「粉彩」。22而周麗麗以此概念為基礎，採用清檔資料的記載配合傳世品的分析，並加上具體的科學分析結果印證。她認為琺瑯彩和洋彩之名在清檔中，確實區分明顯。二者混淆，究因於顏料使用的部份相同、對西洋名稱的看法產生誤解，及缺乏全面性的科學分析所致。其次，贊同洋彩即粉彩的觀點，將上海博物館藏的官窯粉彩與民窯粉彩瓷做化學分析，發現釉料的主要成分基本相同，差別只在繪畫技法上的精緻度而已，又因清後期洋彩與中國傳統紋樣的不斷結合，所受西洋風格漸弱，則晚清、民國時期便由粉彩一詞代之。23相對之下，外國學者則藉歐洲畫琺瑯史的發展切入研究，如哈利．迦納(Harry Garner)和艾莉卡．斯皮爾(Erika Speel)選擇以歐洲畫琺瑯技藝的起源演進作為主旨，論述洋琺瑯的生產過程，如釉料成分的使用、燒造溫度的控制和填繪加彩的技術等方面，進而探討歐洲及中國琺瑯工藝的連結影響。24 除有化學分析和檔案對照的探討外，一方學者開始關注十八、九世紀中西交流的傳遞連結，於是以文化品味的角度出發，對琺瑯御瓷在華紮根與轉化的機制重新詮釋。例如，施靜菲著眼於西洋琺瑯技術在內廷催化的特殊性為題幹，從原始的清檔與洋人書信，來剖析康熙帝如何建構琺瑯工藝於作坊紮根開展。她認為關鍵的所在，乃出於本國帝王對洋學奇器的好奇趨使，進而培植專業人才於宮內成作的決心。這不僅反映了清宮有意接觸西洋文化的吸收學習，更具意義的是，傳統製瓷彩繪的技法也重新變革轉換，創造了難得一見的極致工藝，也替近代文化交流史上增添不凡的意義。25 至於余佩瑾的研究，則聚焦《陶成紀事碑》與《陶冶圖冊》的宮廷史料，認為雍、乾二帝在江西瓷廠的主導性，是透過內廷出身的督陶官來進行直接的溝通 22. 張福康、張志剛(1980)，〈我國古代釉上彩的研究〉，《硅酸鹽學報》，8 卷 4 期，頁 339–350。周麗麗(2000)，〈有關琺瑯彩幾個問題的探討–兼述琺瑯彩與洋彩的區別〉，《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八集，頁 391–405；(2005)，〈關於洋彩與粉彩的討論－兼述清代各朝官窯粉彩的特徵〉，《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十集，頁 210–226。 24 Harry Garner(1967–1969),“The Origins of Famille Rose”,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37,pp 1–16. Erika Speel(2008),“Painted enamels : an illustrated survey 1500–1920”, Burlington, VT: Lund Humphries. 25 施靜菲(2007)，〈十八世紀東西交流的見證–清宮畫琺瑯工藝在康熙朝的建立〉，《故宮學術季刊》，24 卷 3 期，頁 45–94。 11 23.

(17) 傳作，遂使有效強化帝王的鑑賞觀於京城、江西二地。另一方面，余氏也以乾隆朝的特殊新樣瓷－「轉心瓶」的製作和樣式解析，發現該器的製作與西洋機械輪動的概念相近，而有如此連結的表徵，或許和皇帝喜愛西方文物的新奇及熱衷新樣製作的偏好有關，均是說明十八世紀的清宮是強烈關注西洋技藝的學習，另亦反映西洋文化的頻繁傳遞特點。26其次，庫爾提斯(Curtis)等外國學者們，多使用歐洲博物館藏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洋人書信，進行歸納剖析。藉以當時西洋人的視覺印象而陳述的宮廷文化特徵，作出探究，認為帝王愛好洋學技藝、傳教士傳播教義的使命及商業貿易的價值性有著緊密關聯，進而論述清廷和西洋間的交流關係，可謂是有助於對照傳統文獻的新興材料。27 眾述琺瑯彩瓷交流傳播的源流是關注文化層面的課題，同樣地，將此回歸到中國工藝的本質論述，則御窯廠的配合展開當是刺激琺瑯彩瓷量產形成的主因。於此，從生產管理的概念來解析清廷工藝的成作過程之因，想必與監督窯廠的陶官互有影響，故宋伯胤以雍、乾時代的御窯管理人唐英為題，論述唐氏參與江西窯業的學習過程，及如何落實皇帝對瓷品標準的應對。28而蔡和壁則從監督官與協造的運作關係，對乾隆後期御窯的發展論之，認為皇家製瓷的精緻度和御窯管理者的處理態度十分密切，一旦監督者的思想有所偏差，御窯生產的標準則會開始動搖、與之崩解。29 歸納上述的文獻成果，得知琺瑯彩瓷研究多為全面性的探討，前人關注的議 26. 余佩瑾(2008)，〈轉心瓶初探及中西交流意象的聯想〉，《故宮文物月刊》，307 期，頁 26-37；(2009)，〈匠作之外－從唐英《陶成紀事碑》看雍正官窯燒造及帝王品味的問題〉，《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414–427；(2002)，〈別有新意－以乾隆官窯的創新為例〉，《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281–295。 27 Loehr George(1962–1963),“Missionary-artist at the Manchu Court”,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vol30,pp51–67; Rosemary E. Scott(1993),“Jesuit Missionaries and the Porcelains of Jingdezhen”, The porcelains of Jingdezhen : held June 15-17 1992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Sir Percival David an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opening of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 London :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pp 233–256. Emily Byrne Curtis(2009),“Glass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1500–1800：diplomatic,mercantile and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s”, Farnham, England. 28 宋伯胤(1997)，〈陶人唐英的知陶與業陶－試論唐英在中國陶瓷史上的地位與貢獻〉，《故宮學術季季刊》，14 卷 3 期，頁 65–84。 29 蔡和璧(2003)，〈監督官、協造與乾隆御窯興衰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1 卷 2 期，頁 39– 57。 12.

(18) 題，不外乎琺瑯彩瓷的正名和文化傳遞的連結等，但針對單一紋飾課題的聚焦，則莫有深入陳述，使之理解琺瑯彩瓷的風格意象僅限通論性的探討。是故，依前人在清宮琺瑯工藝的研究成果為立基，重新觀察文本與傳世品的連結對照，欲使本文能對琺瑯彩瓷正名的標準提出客觀的判讀，並進一步論述，清初三帝對圖像意義的形塑目的及承攬活計的標準選定，還有外來文化刺激下的瓷繪特質，均是本研究關注琺瑯彩瓷的重點題旨。. 13.

(19) 第二章、清宮琺瑯彩瓷的演進發展十五世紀中末期，隨著西方國家興起航海探險的風潮下，歐洲社會對於神祕的東方國度心有嚮往，積極的拓展海外貿易的交流。嗣後經過不同上位者的替換更迭，外國文化的傳播也與之增減。直到十七世紀晚期，中國與西洋的商業活動逐漸開放熱絡，歐洲的科學與藝術文化多元地湧入傳統的東方社會裡，複雜且先進的技藝吸引了當時京師的皇帝、貴族和高級官僚們的目光。這波強大的西進活動中，莫屬得力於各國耶穌會士的來華發展最為積極。諸多才華洋溢的傳教士們，藉由自身的學養及專門的科學技藝，廣泛地與中國上層社會來往互動，透過為皇室的服務取得宣揚天主教義的許可，進以傳遞福音。在眾多傳教的修士中，清初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的企圖心日與俱增，努力地經營中國的友好關係，逐步成為當時重要的傳遞媒介，引進許多西洋貢物深獲皇城主事者的重視，促使中西科學與藝術在華發展的興盛，而歐洲的琺瑯工藝也於此時嶄露萌芽。故天主教東進與中西貿易交流的刺激催化，係為日後清宮御製洋琺瑯傳遞的重要關鍵。. 第一節、天主教入華與貿易交流的催化天主教至中國傳教，最早源於唐貞觀年間波斯教使傳入景教，但經武宗朝「會昌法難」後，景教遭受侵滅，在中土消失湮沒，直到十三世紀的元朝才日漸復甦。當時崛起漠北的蒙古人饒勇善戰、西征東伐，佔領疆域幅員廣闊，歐洲無不聞之。於是在歐亞互通往來、中西文明接觸之際，傳教活動頗為發達。元世祖御極之初，義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波羅(Nicolas Polo)偕其弟瑪竇(Matteo)，於 1260 年搭載商船至君士坦丁堡行商，隨後遇述烈兀使臣之邀，至中國覲見大汗忽必烈。在《馬可波羅書》中曰：他弟兄二人抵大汗所以後，頗受優禮。大汗頗喜其至，垂詢之事甚夥。先尋諸皇帝如何治理國土，如何斷決獄訟，如何從事戰爭，如何處理庹務。復次詢 14.

(20) 及諸國王宗王及其他男爵。30 經過一番詢問後，忽必烈對於羅馬教皇、教會及歐洲諸事等一切風土習俗，皆感好奇。即命尼古刺兄弟二人為使臣，前往教皇所(Apostolle)引進西洋文化來華。馬氏在回憶錄提到：大汗命人用韃靼語作書，交此弟兄二人及此男爵（豁哈塔勒，Cogatal)，命他們齎呈教皇，並命他們面致其應達之詞。此類書信之內容，大致命教皇遣送熟知我輩基督教律，通曉七種藝術者31百人來。此等人頇知辯論，並用推論，對於偶像教徒及其他共語之人，明白基督教為最優之教，他教皆為偽教。如能證明此事，他(大汗)同其所屬臣民，將為基督教徒，並為教會之臣僕。此外並命他們將耶路撒冷(Jérusalem)救世主墓上之燈油攜還。32 由此可知，忽必烈派遣使臣遠赴西洋一事，加速了東西融合的腳步，中國境內設有傳教區，元一朝的受洗入教者更有三萬多人，教務也為一時之鼎盛。可惜的是，如此壯盛的傳教活動，也隨著蒙古王朝的落敗中斷。塵封兩百年後，隨著葡萄牙的叩關來訪，天主福音才又有新的契機。這一過程的轉變，來自於明初王國的接替，傳統漢族文化再度復興中原，西風東漸的情形逐漸消去，開始萌芽成長的天主教也黯然退場。早年明帝國的主事者朱元璋，亦不同元初大汗對外國諸事的好奇，加上中國的局勢乃經元末天下大亂之際，中原各方戰事不斷等因，都促使明太祖積極維護政權的統一。尤其是沿海情勢的混亂不安，海上盜匪流竄擾民的事件讓他更加重視海防的鞏固，經常派兵驅趕剿亂，此類皆詳實的載錄於史冊中。亦如：國朝洪武四年五月，海寇鍾福全、李夫人等寇，海晏下川等地，廣州左衛僉事楊景追捕至陽江帄之。十四年，海寇饒隆作亂，邑人蕭子明捕之。二十年，海寇周三作亂，邑人蕭子明討帄之。二十六年八月，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金，. 30. 沙海昂著，馮承鈞譯(2000)，《馬可波羅行紀》，台北：台灣商務，頁 13。中世紀時的博士習知之文法、論理學、修辭學、算數、幾何學、音樂、天文學等七種學術。沙海昂著，馮承鈞譯(2000)，《馬可波羅行紀》，頁 16。 32 沙海昂著，馮承鈞譯(2000)，《馬可波羅行紀》，頁 15。 15 31.

(21) 率致仕武官往廣東訓練沿海衛所□，以備倭寇。33 繁多的海寇生事，形成明朝政府的心頭大患。故洪武初年，便以海上猥盜橫行、濱海地區滋亂侵略頻繁一事為由，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並加強練軍造船、築城駐兵等禦敵之法。34然多次的明令嚴誡海上活動，對傍海居民的生計造成阻礙，於是為求溫飽，下海冒險私販者為數眾多，終不能絕。究其因沿海活動的封鎖為上位者所堅信斷絕海寇紛亂、穩固疆域的方針，雖遏止百姓於海上的一切作業，但卻無法阻隔各國覬覦明朝實為可觀的豐厚利益的吸引，私下暗自交易互市，屢見不鮮，國人也趨利接引走私。為此，中央獲悉種種私相勾結、牟取暴利的違法事件大為光火，便下令民間禁止使用番貨，以斷市場供需。即甲寅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先是，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真臘、暹羅許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命，禮部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月銷盡。民間禱祀止用松柏、楓桃諸香，違者罪之。其兩廣所產香木，聽上人自用，亦不許越嶺貨賞，蓋率其雜市番香，故併及之。35 律例的制定，反映當權者積極嚴守海防及鎖國自居的心態，面對廣大的商業利益仍是無動於衷。但中央的畫地自限似乎非能有效斷絕瀕海百姓不斷私賣的陋習，為徹底實施法令，又於洪武三十年，再度嚴明「申禁人民者無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其違罪之罰條係多且明確申論，如：凡沿海去處，下海船隻除有號票文引，許仙出洋外，若姦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亦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私將應禁軍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衛充軍。……但糾通下海之人，接買番貨，與 33. (明)陳大科、戴修、郭棐等撰(1992)，《廣東通志七十二卷(下)》，卷 70，江蘇：中國書店，頁 90。 3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1964–1966)，《明太祖實錄(三)》，卷 70，洪武四年十二月丙午條，台北：中研院史語所，頁 1300。 35 《明太祖實錄(三)》，第八冊，卷 231，洪武二十七年正春月甲寅條，頁 3373–3374。 16.

(22) 探聽下海之人，番貨到來，私買販賣蘇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發衛充軍，番貨並入官。36 邇後繼位的明帝無不遵照祖制，謹慎恪守「寸板不許下海」之禁海令。雖然明廷採取激烈的手段來管理近海主權的發展，但身為天朝大國，藩屬的朝貢與交流是無可避免的。為了對外國來華的使團易於識別管理和防止私舶乘機混入，中央採取貢舶貿易的施行。貢舶制度一詞即海外諸國欲以中國建立通商，需派遣使節前來，接受朝廷的敕封並效忠稱臣，進而頒發勘合文冊作為往來符信的憑證，亦可進行交易。再者，明律沿其舊規，設立市舶司於浙江、福建、廣東三處，掌理諸番來朝進貢和採辦皇室所需事務。《江南經略》云：『凡外裔入貢者，我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在廣東者，專為占城、暹羅諸番而設；在福建者，專為琉球而設；在浙江者，專為日本而設。其來也許帶方物，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明矣。』 37. 總言之，番貢進朝均有專地專職負責辦理，非為藩屬國呈進，一概不允入朝互市，以防臨海政事動盪紛起。不僅如此，欲讓市舶通行流暢，往來貢期亦有限制，明諭：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蕃邦遠國，則為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仙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仙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產之布十匹足矣，毋仙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渤尼、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 38. 入貢條例多而煩雜，經商貿易需有中央官方的查核，種種侷限皆以杜私番奸 36. 明太祖敕撰(1969)，《明律集解附例》，卷 15，第三冊，〈關津〉條，台北：成文，頁 1201–1202。 (明)鄭若曾(1983~)，《江南經略》，卷 8 上，〈開戶市辨〉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三四，兵家類》，728 冊，台北：台灣商務，頁 446–447。 3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1964–1966)，《明太祖實錄(四)》，卷 76，洪武五年九月甲午條，台北：中研院史語所，頁 1400–1401。 17 37.

(23) 詐之弊，這些情況卻無礙於外邦和宗主國間的互動交流，仍持續地來朝從事經濟買賣，究因於貨物換價所得可觀的厚利有關。朝貢制度是天朝懷柔夷狄的的撫外政策，對其來華貿易的使節們給予禮遇款待亦顯國恩天威，且進呈方物加倍豐賞，其又以販售附屬貢物為獲利來源。進朝貢品中，除正貢為番國聊表忠誠所獻之物外，隨使團而至的買賣貨品則是來華通商的主因，這類外國物產多為政府收購，照價給值，所給價金即遠於市價過多，故日後附進物進貢數量逐年增多，獲得利益甚高。《禮部志稿》一書中詳錄當時換價情形，並指出番國來朝熱絡須應加節制財用：景泰三年禮部奏，日本國王有附進物及使臣自進附進物，俱例應給直。考之宣徳八年賜例，當時所貢以觔計者，硫黄僅二萬二千、蘇木僅一萬六百……腰刀九千四百八十五，其餘紙扇箱盒等物，比舊俱増數倍。蓋縁舊日獲利而去，故今倍數而来。若如前例給直，除折絹布外，其銅錢總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二貫一百文，時值銀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二兩，有奇矣。計其貢物時值甚亷，給之太厚，雖曰厚往薄来，然民間供納有限，况今北邊及各處進貢者衆，正宜撙節財用，議仙有司估時值給之，已得旨，從議。39 明朝禮遇下的高價給值情形使番國萌生投機之心，為擴大高收益的貿易獲利，各方諸國不僅巧立名目叩關入貢，許多冒禁私販事件也層出不窮。而同時間地處遙遠一方的歐洲大陸正積極拓展航海探索的路線，多國開始競相前往海外找尋通商利益及經貿航路，西方天主教的傳播也與之漸入。在 1498 年，葡萄牙人達迦瑪(Vasco de Gama)繞過好望角，首次發現印度新航路後，帶給葡國獲取東方利益的立足點，進而促成日後開拓中國市場的基礎，成為當時歐洲國家來華的先行者。印度半島的東邊有一個商業的大城馬六甲，引起了葡人的關注。馬六甲擁有摩鹿哥群島的丁香、班達群島的荳蔻、地摩爾島的檀香、婆羅洲的樟腦、里吉約的白銀等，此外，印度洋中的多國商旅會來這交易 3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1964–1966)，《明英宗實錄(三四)》，卷 236，景泰四年十二月甲申條，台北：中研院史語所，頁 5139–5140。 18.

(24) 商品，如秘魯的寶石和漆片、孟加拉的織品、錫蘭的肉桂、馬拉巴海岸的胡椒與各種香品等，這仿佛是一個東方的貿易中心。40於是幾年後，葡國攻入馬六甲並納為前進東方的新據點。在這期間裡，葡人掌握整個經濟的脈絡，從中得知距離不遠的中國有著莫大的豐厚財源，像似在馬六甲購得的胡椒到中國賣價有十五杜卡特，獲利高達四倍，或是帶著上千的禮品前去，皇帝也加倍的賜還等消息，41 都吸引葡政府的高度關注。早在 1508 年，葡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就開始注意到明朝這一神祕國度，隨即派使臣去馬六甲時，特別指示探尋中國的一切，其曰：你應詢問有關中國人的情形，瞭解他們從哪裡來，從多遠來，何時來到馬六甲或其他地方進行貿易，帶來哪些商品，每年來多少條船以及船隻的形式，是否在來的當年返回，是否在馬六甲或任何其他國家有付理人或商家，是否富商，是軟弱者還是武士，有否武器或大炮，穿何衣服，是否身材魁悟，以及有關他們的一切其他情報……。42 邇後，從馬六甲不斷傳來關於明廷的報告信函，讓葡王決心和這國家的通市交流，希冀藉由此加速開拓東方的市場。透過皇室的支持，費爾南‧佩雷斯‧德‧ 安特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與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組成船隊，於 1517 年抵達中國廣東屯門。但可惜的是，來華經過與交涉通商貿易一事，非如葡王想像的平順，多重的挫敗讓他們敗興而歸，事件的始末，忠實的記錄於《靜虛齋惜陰錄》一書裡。佛郞機銃，原岀于佛郎機國。43正德間，予為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巡海副使汪鋐進表赴京，予帶管海道。驀有番舶三至省城下，放銃三個，城中盡驚。蓋 40. H.Bernard 著，蕭濬華譯(1964)，《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台北：台灣商務，頁 45。引唐納德．弗格森(1901)，〈1534 和 1536 年廣州獄中葡萄牙囚犯書簡〉，頁 421。轉引費克光 (1993)，〈最初的中葡接觸〉，《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頁 364– 365。 42 費克光(1993)，〈最初的中葡接觸〉，頁 366。 43 佛郎機為明人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稱呼，因明中後期西洋各國來華，故明人作史不能辨析，竟置誤將古稱佛郎機的葡國與西班牙相混，明朝西洋人艾儒略在《職外方紀》卷二〈拂郎察〉條，已有將葡萄牙國名作明確解釋。見張維華(1982)，《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上海古籍，頁 1–56；戴裔煊(1984)，《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頁 1–2。 19 41.

(25) 前此番舶俱在東莞千戶所海澳灣泊，未有徑至城下者。市舶提舉吳洪賜稟，予親至懐遠驛審視。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稟稱此乃佛郎機國遣使臣進貢，其使臣名加必丹，不曾相見。予即差人徃梧州呈稟。三堂總鎮太監甯誠、總兵武定侯郭勳俱至，其頭目遠迎，俱不拜跪。總督都禦史陳金獨後至，將通事責治二十棍，分付提舉：遠夷慕義而來，不知天朝禮體，我系朝廷重臣，著他去光孝寺習儀三日方見。第一日始跪左腿，次日跪右腿，三日纔叩頭，始引見。……人皆髙鼻深目如回回狀，身穿鎻袱披裘，以皮為袴。……頭目常看書，取而視之，乃佛經也。 44. 後奉旨許仙進貢，至京見禮部亦. 不拜跪。武廟南巡，留于會同館半年有餘，. 今上登極，將通事問罪，發回廣東，逐之岀境。45 基於外交禮節，葡國船隊一到廣東便鳴升禮炮三響，這一聲響驚恐當地的管理者，且明政府以萬邦來朝的優越感自居，行跪禮儀係讓不諳國情的使臣們深感困擾，兩國交涉通商的美意產生了芥蒂。後續接連發生行賄武宗寵臣江彬，譯使恃寵而驕且葡人在廣橫行違紀、買賣人口和蓋房築屋等情事，皆悖逆國法律令，遂明示葡國即刻返回廣州，逐出國境。這次西洋入貢的挫敗讓原本的海禁政策更加緊縮，中央考核外邦通行更加保守謹慎，亦使走私盜亂情況復加猖獗。然而，葡人並未放棄與明朝進行商業會談與傳教機會，1552年葡政府派遣蘇薩(Leonel de Sousa)到中國洽談貿易事宜，經過斡旋調解之下，於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得到前往廣州行商的許可。同時間，傳教的腳步並非停止，在耶穌會成立不久後，46教廷派遣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修士前往亞洲傳遞天主福音。傳教的過程中，他深感日本以中國為馬首，入教受洗難獲得認同，故他決定前往中國，藉由打開明朝帝國的大門，將天主的恩德遍及四方。因此，1551年他獲得印度果阿的葡萄牙總督與主教的首肯，前往明廷傳教。但事與願違，沙勿略. 44. 明人謂之佛經，乃天主教聖經。見 H.Bernard 著，蕭濬華譯(1964)，《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台北：台灣商務，頁 51。 45 (明)顧應祥(1988)，《靜虛齋惜陰錄》，卷 12，〈雜論三〉，《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4，子部，雜家類》，北京：書目文獻社，頁 156。 46 耶穌會在 1534 年由西班牙貴族聖依納爵‧羅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成立，1540 年教皇保祿三世批准。 20.

(26) 的中國行在諸多困難的阻撓下，他到達距離廣州不遠的上川島，伺機偷渡於中國境內傳教，惋惜的是，這樣的計畫在1552年的十二月，因身染熱病逝世，畫下中止。之後陸續到來的耶穌會士，在中葡允許互市下進行宣揚天主教義，但成效並非預期的成功。47 直到1577年，被選為傳教團東方視察員的義籍會士范禮安(Alex Valignano)，試圖著手改變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方式，他認為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是能贏得明朝漢人的認同，不僅能來往密切且講解教義更可明白易懂。於是1579年及1582 年來華的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hew Ricci)等神甫，遵循范禮安的指示努力研習漢字文化，廣泛地結交上層官員和士紳，把中國思想與天主信條融合貫通，終究取得中國權貴的歡欣好感。另一方面，羅明堅和利瑪竇也積極介紹西洋科學及藝術來輔助天主教的傳播，成功打入中國的保守社會，這類富有巧思的洋禮讓皇帝、權臣、士大夫等為之驚豔。當羅明堅在廣州時，就有聽聞「為獻給皇帝最好的禮品是一架富麗高大的自鳴鐘及一架形式較小，同奧西尼(Cardinal Orsini)總主教在一五七七年獻給教皇的一架鐘相類似的。」耳語。因此，他引進了各國製作的鐘錶，並在當地指導工人製作。相似的情形也發生於1584年的秋季，眾修士在肇慶接待中國官員參訪明廷允許建立的仙花寺教堂，寺中的西洋藝術品吸引著官員的目光，會士盡可能的展示一切珍奇寶物，如西洋畫法製成的聖母抱嬰與西洋皇宮圖，它運用透視寫實的處理手法，描繪出立體生動的真實感；還有精美的鐘錶及利瑪竇親手製作的各樣式日晷，皆受到官吏們的讚賞。48在中國士大夫的幫忙下，利瑪竇等人於1601年進入北京面見萬曆皇帝，獻呈西洋寶物，帝王欣喜接受，款待為上賓，並於城中賜居宅第，之後天主教便於中國廣泛地流傳發展。 47. 葡萄牙在明人觀念中，因佔領明朝屬國麻六甲，則被視為詭詐惡行之國。在明嘉靖後期的地方官員默許下，進行半開放的通商，即使後來協助明軍弭平拓林軍變一事，仍是無法完全開放，直至萬曆十年(1582 年)覲見兩廣總督陳瑞後，耶穌會士羅明堅等人獻上方物獲得讚賞，得到廣東最高官員的入澳正式承認，天主福音的傳遞開始發展。見張天擇著，姚楠、錢江譯(1988)，《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頁 68–80。萬明(2001)，《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頁 77–113。 48 H.Bernard 著，蕭濬華譯(1964)，《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頁 276–283。 21.

(27) 歷經長時間的努力，耶穌會士終於找到符合中國上層社會的喜好，天主教義得以日漸快速發展。神父的在中漢化，優異精確的理性科學深植於朝廷知識份子心中，卓識遠見的文人們知其洋學活用欲借振興中國傳統學理的不足。萬曆四十一年(1610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心有所感，便振筆上書〈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曰：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華民、熊三撥、陽瑪諾等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多與講論。……其書非特曆術，又有水法之書，機巧絕倫，用之灌溉濟運，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書，不用珠算，舉筆便成；又有測望之書，能極論天地之體與變化之理；有日執之書，能立表於地，刻定二十四氣之影線，能立表於牆面，隨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節氣，種種製造不同，皆與天合；有萬國圖志之書，能載各國風俗山川，險夷遠近；有醫理之書，能論人體血脈之故，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凡各鐘琴笙管，皆冸有一種機巧；有格物窮理之書，備論物理事理，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圓帄直，以為製作工器本領。……但系有益世用者，漸次廣譯，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 49. 疏文詳論西學書典之益處，真實反映歐洲科技文明的精進實用，不難想見晚明飽學士人都願與修士積極互通見聞，從中學以致用的盛況。廣泛交流的結果，持續隨著清王朝入主中原後繼續沿用下去，不久來自法國的耶穌會使團也大量引入西洋藝術品及科技，讓清初宮廷充滿了濃濃的西洋味，希冀福音能在華穩固紮根。. 第二節、法國耶穌會刺激－西洋奇技的狂熱十六世紀中葉，天主教搭著葡國貿易船隊到達中國後，上帝的信條再度至華生根。隨著朱明王朝的頹敗崩解，取得中原文化的新霸主愛新覺羅家族，成功建. 49. 引鞠文註 24。見鞠德源(1989)，〈清代耶穌會士與西洋奇器〉，《故宮博物院院刊》，1 期，頁 16。 22.

(28) 立滿清政權。由於入關主政不久，多數的政策律法沿襲舊規，故入值明宮廷的西洋教士也收編己用。其中湯若望制定的時憲曆，深得君心。古有云：古者聖王，仰觀俯察，敬天勤民，於是有治歴之法，分周天躔度，置閏月，定四時成歲，使民有所準節，以各遂其生，出入作息，農桑畜牧，諸務無差忒焉。故自開闢以來，歴法至今不廢。……夫西洋習天主一教，惑世誣民不可以仙而用，其長以治歴則班孟堅，所謂專門之裔精算之士者，仰見我國家隨材器，使知人善任，度越前王，煌煌乎文治之盛也。50 清初君王雖非漢族出身，但尊儒習養漢學文化，初登天下便知曉聖王之大道，於是重修曆法以匡正統。於此，清帝明白西洋曆法沿革已久，特命湯若望教士職掌欽天監且訂立新曆，此舉讓耶穌會士在清廷獲得尊重及禮遇。由此可見，上位者深知外國雖遠邦，可若有博學淵源者入朝辦事，益於社稷民生，亦是好事，遂於積極召喚外國會士來華供職服務。然而，過去歐洲渡華的傳教士都由葡萄牙政府來管理，乃因於 1493 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劃定「教皇子午線」並翌年再次重新修定後，給與葡萄牙在亞洲、非洲、巴西等地的保教權，使所有前去東方的每一修士都須在里斯本獲得許可，方能行動，這無疑是讓葡人在亞洲獲得最大的益處。但在 1622 年後，羅馬教廷欲想收回傳教事務的主控權，係成立傳信部專職處理傳教活動，讓葡國十分不滿。再者，歐洲各國皆想分食東方航路的經濟，難免造成海上的貿易衝突，葡政府在多重壓力的迫使下，獨攬的傳教事業已無法掌控。由於清帝熱愛西洋文化，來華教士需一面替王室服務，一面傳遞福音，皆疲於奔命、無法分身，迫切需要大量優秀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協助。為使佈教能順利發展，擔任內廷欽天監的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在 1678 年寫信告知全歐洲的耶穌會士們，請求教廷增派修士前去中國宣揚福音。這封信在歐洲廣泛地流傳. 50. (清)藍鼎元(1983~)，《鹿洲初集》，卷 14，〈歷代曆法考〉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二六六，別集類》，1327 冊，台北：台灣商務，頁 802–804。 23.

(29) 開來，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51也得知這項令人雀躍的消息。路易十四是位雄心勃勃的君王，他熱愛科學與藝術的事業，下令成立皇家科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52全力提供優秀的教士鑽研天文星象等科學研究。加上歐洲各國積極向東擴展疆域和不斷引進的中國精品，使他醉心不已，加速啟發對中國世界的探索，強化他籌劃法國耶穌會士來華的決心，不久路易十四便指派法國財政大臣考爾伯(Colbert)負責此事。關於來華一事，早在 1669 年擔任巴黎天文台台長的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就曾向考爾伯提出派遣神甫去東方進行天文觀測的建議，此刻又獲悉南懷仁的招募訊息，全有助於出訪開端的好兆頭。1680 年後，考氏招集天文學家卡西尼和數學家洪若翰修士等人，一同討論赴華考察天文科技的事宜。53但一年後，考爾柏的逝世，也使計畫陷入停擺。直至 1684 年，從中國返回的比利時籍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會士及暹羅國使節來訪等人士的謁見，將中國的一切事物介紹予路易十四，便又燃起法王對先前停擺的中國行產生興趣。經過重新的安排策劃，由耶穌會司庫韋朱(Antoine Verjus)選擇了六名才華洋溢的修士們前往，分別為洪若翰(Jean de Fontancy)、張誠(Jean Francisco Gerbillon)、李明(Louis Daniel Le Comte)、白晉(Joachim Bouvet)、劉應(Claude de. 51. 路易十四為君權專制的國君，掌政前為馬扎然(J. Jules Mazarin,1602-1661)紅衣主教主導法國，故親政後便以「朕即國家」為原則，強調不受教皇的管轄，自稱享有教權的獨立性，對羅馬教皇的權限重新修訂。不顧羅馬教廷與葡國的阻擾，法國以「向中國的天文科學進行交流」之名義來自行籌組一群效忠法王為中心的會士團隊，往中國展開傳教與科學藝術、商業貿易交流的使命。曹青(2007)，〈法國耶穌會士白晉事跡綜述〉，《漢學研究》，第十集，北京：學苑，頁 184–187。 52 法國皇家科學院於 1666 年 12 月 22 日成立，中譯為「格物窮理院」，成員中網羅了惠更斯、卡西尼、萊布尼茲、畢卡爾等傑出科學家，進行天文科學、地圖測量、解剖學、動植物科學等研究，對康熙晚期的科學活動之研究與成果，有其高度影響性。詳見韓琦(1999)，〈格物窮理院與蒙養齋－17、18 世紀之中法科學交流〉，《法國漢學》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302–324。 53 當時的提議內容清楚說明了出訪的動機，即「考爾伯先生同意卡西尼關於派遣耶穌會士數學家和優秀觀察員到東方諸多地區以及中國測量經緯度、磁偏差的提議。為了國家的榮譽與強盛，國王陛下對基督宗教仍懷有最大的熱情，要利用中國正在實行令人讚嘆之佳法這一難得良機，使這廣大帝國內無數異教徒改宗皈依。數學家傳教士們會覺得入境之路始終平坦並能在中國自由傳播福音。我們的神甫將為能受聘擔負這項偉大而神聖的工作而倍感榮耀，他們將會為因此奉獻自己的才智與生命而感到幸福。」轉自巴黎國立圖書館，法文寫本 17240 號，頁 246。見魏若望著，吳莉葦譯(2006)，《耶穌會士傅聖澤神甫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鄭州：大象，頁 22–26。關於此文獻的相關考析辦正，魏若望有作詳細的解說。 24.

(30) Visdelou)、塔查爾(Guy Tachard) 。54這批被法國太陽王賦予「國王數學家(King's Mathematicians)」稱號的傳教士們，身負著法國之榮耀於 1685 年出航，歷經海上波濤的載浮，兩年後抵達中國寧波。然適逢孝莊文皇太后及南懷仁神父的相繼離世，一行人在華佈道的開始並不順利，經過多方的努力不懈，在 1688 年 3 月(康熙二十七年)有幸獲得聖祖的召見，皇上對於遠道而來的法國教士們感到好奇，詢問一切有關法國君主的治理之道與歐洲大陸的風土民情，才學廣博的修士和珍貴奇器受到高度賞識，遂將白晉和張誠留於宮中服務，其餘神甫允許至各省傳教並恩賜百兩金幣供用。能獲如此禮遇乃是洋技的神妙引起清帝的興趣，而這些奇器的引入，在明末時就深受皇親權臣的喜愛，於是洪若翰神父目睹洋物在華的重要意義，便在八月二十五日寫信給巴黎的司庫韋朱，請求運送大量的歐洲藝品來華，並明確地書寫十一樣的物品，強調這些將是中國欠缺的，即： (一)刀、剪刀、匣(盒)子；(二)望遠鏡；(三)各種顯微鏡；(四)鐘錶(自鳴鐘、擺鐘)；(五)眼鏡(近視鏡、普通鏡與防風御沙鏡)；(六)多面體玻璃、凸透鏡；(七) 鏡子；(八)彩色畫像，反映狩獵、戰爭、風景與宮殿的版畫；(九)來自法國宮中的扇子；(十)小形畫、細密畫、琺瑯畫、琺瑯工藝品、琥珀製品；(十一)玻璃製品(瓶、蠟燭臺、溫度計)。55 另一方面，先進的科學知識吸引聖上的目光，狂熱勤學的求知慾使他經常和教士獨處談論西洋科學。在 1703 年，洪若翰回憶起宮中神父為達成佈教的使命感，忍著疲累痛苦來滿足皇帝的好學，種種經歷都匯報給遠方的拉雪茲會長，寫道：. 54. 在 1685 年 9 月行經暹羅，國王和大臣康斯坦斯(Constance)對耶穌會士的學識感到欽佩與欣賞，遂請求塔查爾(Guy Tachard)停留暹羅國服務，並在 1687 年返回法國組織十二名耶穌修士至暹羅傳教。見杜赫德編，耿昇等譯(2005)，《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上)》，鄭州：大象，頁 250–299；魏若望著，吳莉葦譯(2006)，《耶穌會士傅聖澤神甫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頁 38–39。 55 轉引 Henri Bernard,“Le voyage du père de Fontaney au Siam et à Chine(1685~1687) d´après des letters inédites”見蒂爾貢、李晟文(1999)，〈試論 17–18 世紀法國耶穌會士在華傳教策略之一：西洋奇器的使用〉，《第七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吉林：東北師範大學，頁 460–465。 25.

(31) 當人們最初給他講授這些課程時，皇帝的興致極高。他在去離北京兩法里的暢春園時也不中斷課程。神父們只得不管天氣如何，每天都去那裡。他們早晨四時離開北京，到夜幕初降時才回來。他們一回來馬上尌要工作，經常為準備次日的講課忙到深夜。來回奔波與熬夜使他們極度疲憊，有時候使他們難以忍受；但是要使皇帝到滿意，使皇帝能對我們神聖的宗教好依些的願望支撐著他們，減輕了他們的痛苦。56 不僅如此，還派遣徐日昇(Tomé Pereira)、安多(Antione Thomas)、張誠、白晉神甫編寫滿文的算數、哲學、幾何學等理論的相關著作，來幫助理解西學的奧妙真理。法國耶穌會士的首航與成功覲見皇帝，宣告西洋文化繼明中葉利瑪竇後更跨一步的獲得肯定的，除了主事者的恩寵外，政策的影響似為重要。滿清入主初年，政局尚未穩固，明代遺族勢力處處伺機而動，又以海逆鄭成功聚眾作亂為首要，帝曾諭「能設計擒斬鄭成功等賊渠來獻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職，同來有功人等，顯官厚賞。」道出剷除復明餘孽之決心，57另亦實行海禁。順治十二年下旨海船除有官府執照，許令出洋外，其餘者禁行海上交易。次年則明確敕諭，言曰：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督撫鎮曰：『海逆鄭成功等，竄伏海隅，至今尚未剿滅，必有姦人暗通線索，貪圖厚利，貿易往來，資以糧物。若不立法嚴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後，各該督撫鎮著申飭沿海一帶文武各官，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58 雖明清一朝各因其事施予禁海令，但藩屬國緬懷德化、效慕尊親之情，蔚為難擋，故多方來朝御進方物，清帝也對此舉允以接納，示出友好。西洋大國為得君心，無不攜帶靈巧的西洋寶物入宮，使其獲得恩寵賞識。而絕妙工藝擄獲上層皇族的愛好，貢品視為珍寶隨側君旁。有鑑於此，康熙朝抵華的法國傳教士們投. 56 57 58. 杜赫德編，耿昇等譯(2005)，《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上)》，頁 264。華文書局輯(1964)，《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三)》，卷 102，台北：華文書局，頁 1204。《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三)》，卷 102，頁 1203。 26.

(32) 其所好，陸續地進獻稀奇寶物，益於日後行使傳教的便利性。透過耙疏史冊，清初各國恭進御品的項目裡似乎能與洪若翰一信中互相吻合。 (順治)十三年，荷蘭貢使嗶嚦哦哾嘢哈哇喏等到京，貢……玻璃鏡四面、鑲銀干一鏡、八角大鏡各一面、琥珀五十觔、珊瑚珠、琥珀珠各二觔、珊瑚樹二十枝……恭進皇后鏡一面、玳瑁匣、玻璃匣、烏木式人物匣各一個、珊瑚珠、琥珀珠各三串、琥珀四塊、哆囉絨二匹、嗶嘰緞三匹、西洋布十八匹、白倭緞一匹、花氊一牀、花被面二牀、玻璃杯四個、花石盒三個、白石畫二面、薔薇露十壺。 59. (康熙)六年五月，國王噶嘍吧王油煩馬綏極遣陪臣奉表文，入貢方物…… 大玻璃鏡、玻璃鑲燈、荷蘭地圖、小車、大西洋白小牛……並玻璃器皿一箱。60 九年六月，西洋國阿豐肅，遣陪臣奉表入貢方物：國王畫像、金剛石、飾金劍、金珀書箱……大玻璃鏡等物。61 又或《熙朝定案》書中，明確記錄康熙愛好西洋的明示表徵：澤(殷鐸澤)攜方物八種，隨侍衛趙趨朝上獻，皇上閱畢，傳諭云：『不收他獻老人家心理不安，收玻璃彩球，余著帶回。』……十九日趨朝，侍衛趙出，問良(潘國良)曰：『從杭州隨不上，今日才到，趨朝謝恩，並進獻方物六種。』侍衛進奏。傳旨：『不受人獻，你們大西洋人不比冸人』取進御覽畢，傳旨問小千里鏡來歷。良奏：「是好的，是西洋磨尌帶來之物。』侍衛引良坐西側進奏，傳諭收小千里鏡、照面鏡、玻璃瓶二枚。62 接二連三的呈進，使順、康二帝的皇城充滿著異於中國文化的獨特風味，亦彰顯清初國勢鼎盛之狀。甚至 1721 年 3 月，馬國賢接受聖祖御旨，帶領俄國公使伊斯梅洛夫伯爵等隨員參觀陛下的鐘錶收藏，一踏進房間，為數眾多的珍貴鐘錶讓俄使大感震撼，曾一度認定為膺品。經過觀詳及馬氏說明這類鐘表將是準備. 59 60 61 62. (清)梁廷枏(2006)，〈粵道貢國說〉，卷 3，〈荷蘭國〉條，《四海國說》，北京：中華書局，頁 204。 (清)梁廷枏(2006)，〈粵道貢國說〉，卷 3，〈荷蘭國〉條，頁 208。 (清)梁廷枏(2006)，〈粵道貢國說〉，卷 4，〈西洋諸國〉條，頁 219。韓琦、吳旻校注(2006)，《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頁 173。 27.

(33) 用來送禮，更讓俄使臣驚訝萬分，也凸顯洋物在內廷的普遍眾多。63值得注意的是，馬氏提及的房間，或許是清宮特別設置專門納存西洋鐘表的殿室。按《國朝宮史續編》宮殿四‧內廷一條云：再南三楹，為舊設自鳴鐘處。聖祖仁皇帝御筆匾曰：『敬天』。高宗純皇帝御筆聯曰：『簾縈香篆齋心久，座殷鐘聲問夜遲。』其地向因貯藏香及西洋鐘表，沿稱為自鳴鐘。64 西洋奇技的迷人風采，係得龍顏不勝喜悅，進御寶物皆有專庫收貯。這些神妙的藝品無不啟發他的好奇，經常詢問宮內傳教士相關的科學及藝術知識，試圖嘗試發展東方少有的新技術，以揉合中西之菁華，使能納其外來而自用，遂顯帝國人才濟濟之勢。為求達成洋物的自產化，皇帝積極植入西洋工藝於內廷大苑，成立專門的作坊配合生產。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養心殿造辦處條就有明示， 65. 曰：「 (康熙)三十二年，造辦處設立作房。」且《欽定大清會典》唯是明確指. 出作坊的性質：養心殿造辦處，管理大臣二人……凡治器之作十有四。曰如意館；曰金玉作；曰鑄爐處；曰造鐘處；曰礮槍處；曰鞍甲作；曰弓作；曰琺瑯作；曰玻璃廠；曰銅錽作；曰匣裱作；曰油木作；曰鐙裁作；曰盔頭作，其玻璃廠又有窯房燒造玻璃。66 成作洋物的宮坊建立，可知康熙時已有意識主導西洋工藝在宮闈中活絡展開，其意在凸顯上位者對複製洋技的期盼及雄心，但這一心願似乎非預期的順利，屢次成作皆無法贏得滿意的評價，康熙還為此心煩不已。鑒於造辦處的御匠手藝尚未熟稔通曉，宮內神父的需求轉為大增，康熙經常傳旨找尋西洋巧藝之人. 63. 馬國賢著，李天剛譯(2004)，《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頁 99。 (清)慶桂等編(2001)，《國朝宮史續編(上)》，北京：北京古籍，頁 437。 65 (清)崑岡等修，劉啟端等纂(1995~)，《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卷 1173，《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814 冊，上海：上海古籍，頁 286。 66 (清)崑岡等修，吳樹梅等纂(1995~)，《欽定大清會典一百卷》，卷 90，《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794 冊，上海：上海古籍，頁 914。 28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