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運動的社工我思

親愛的媽媽 請你毋通煩惱我

原諒我 行袂開跤 我欲去對抗袂當原諒的人 歹勢啦 愛人啊 袂當陪你去看電影

原諒我 行袂開跤 我欲去對抗欺負咱的人 天色漸漸光 遮有一陣人

為了守護咱的夢 成做更加勇敢的人 天色漸漸光 已經不再驚惶

現在就是彼一工 換阮做守護恁的人 已經袂記哩 是第幾工 請毋通煩惱我

因為阮知影 無行過寒冬 袂有花開的彼一工 天色漸漸光 天色漸漸光

已經是更加勇敢的人

天色漸漸光 咱就大聲來唱著歌

一直到希望的光線 照著島嶼每一個人 天色漸漸光 咱就大聲來唱著歌

日頭一(足百)上山 就會使轉去啦 現在是彼一工 勇敢的台灣人

─島嶼天光（滅火器樂團）

「我思故我在」－關於壓迫

2014 年 4 月 10 日，太陽花運動以「出關播種、轉守為攻」做號召，撤出了 對立院的佔領行動。隨著從密集的運動狀態沉澱回顧，我也對社工增進幾分理解。

其中較為深刻在於，社工實踐並非全然來自理論與書堆，它更可能是自身與土地 環境的實踐，形塑與社會國家或族群對象有所「連結」（connection）的主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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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帶著從太陽花運動中所獲得的意識，及配搭對我自己在參與太陽花運動之前的；

身為社會工作異鄉人的反思與回顧，讓我得以用更為寬廣的視野重新對台灣社會 工作狀態進行聚焦和窺視。以下將針對我在太陽花運動裡對於當前台灣社會工作 服務現狀的理解與思考，並嘗試著藉由這些面向的梳理找出社會工作與社會運動 之間的可能關係。

壹、在太陽花運動中遇見壓迫的實存

為期 24 天太陽花運動，我有大半時間是獨自在街頭上度過，無論在濟南路 和青島東路原地靜坐、還是遊走駐足在不同組織團體聆聽吸納議題的論述，或直 接與不同類型的公民夥伴席地對話、甚至拿起麥克風上台分享自己的想法感受，

相較於我先前的社會運動經驗累積，太陽花運動更讓我清楚洞悉整個社會結構都 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權力壓迫」，也讓我意識到，或許自己也都存在著被壓迫者 與壓迫者的兩種角色可能。例如在研究所的期中實習，督導就曾提醒我可能帶著 自身的家暴經驗和這群孩子在團體裡互動。但我卻沒能自思，反而展露自私，想 從團體「找到」我幼時歷經家暴的影子以獲得某程度的「彌補」或「釋懷」。這 讓我有所深深省察：「社會工作者是否也會帶著自己未竟的議題在服務過程中？」， 那麼對於服務對象而言，看似平權的互動就有可能造就不平等的關係，甚至是一 種被壓迫的關係。這是否也對映了 Paulo Freire（2013）的認為？

「『被壓迫者』身上是住著『壓迫者』的身影與價值觀，若沒有經過不斷地 反省、對話，那獲得自由之後，就會以另一種『壓迫者』姿態出現。因為許多被 殖民者，其『殖民壓迫者』的形象已經內化到自己心中，因此同化於殖民壓迫者 的價值觀：食衣住行要像他，連言行舉止也想模仿他。」

照這樣來看，若我們社會工作者本身都不仔細看待或正視這層「隱形的壓迫」， 就很有可能讓服務對象更坐擁弱勢的環抱。而當「被壓迫者」若想盡可能地卸除 壓迫的囹圄，就必須跳脫壓迫的結構與環境，同時反思、澄清那些來自「壓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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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建構。另一方面，被權力所壓迫的人，往往起身反抗的是「最近」的敵人，

卻不是「真正」的敵人（王增勇、陶蕃瀛，2006），這也是我們要思考的。那麼，

社會工作與社工到底是存在於甚麼樣的壓迫矛盾中呢？這樣的矛盾應該要怎麼 克服？而社工在協助服務對象脫離壓迫情境的同時，是否只是造就其另種壓迫的 陷入？我一邊好奇也一邊深覺，成為懂得「反抗」的社工學生，或許是重要的。

某天晚上我曾這樣在議場外帳篷中和自己對話：「會不會社會工作就像一條 河川，它有著上游與下游，我們總是努力地用所謂『社工專業』在整治這條河川 的下游；鞠躬盡瘁地做著個案、方案、及殘補式的福利輸送，反而有意無意忽略、

排除了上游可能被汙染的事實？且若真如此，我們豈能不往上游一探究竟？」， 而如果社會工作如我所想是一條河川，那麼引領我們走向上游的過程，是否可以 視作為一種運動？－「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跟社工的關係，其實非常密切，因為社工不只是帶活動，不只是 做小組，也更不只是做個案管理。社工，是社會工作者，他們是在社會工作，是 為社會工作，也是去改變這個社會。」(香港獨立媒體網，2014)

接續香港社工對社會運動的反思，或許能幫助我們對於社會工作與社會運動 彼此關係的思考。Morales & Sheafor （1998）提到社會工作者的使命有其 3C’s：

照顧（caring）、治療（curing）、改變社會（changing the society），另甘炳光（2010）

認為所謂社會工作專業應重拾「社會」目標，重新理解以及關注社會工作的真正

「社會」涵義。身為社會工作的我們，似乎可以作得更多，而社工或許亦能不再 只是個「助人工作者」，而是一群能從結構統治與壓迫中意識與自覺的「反抗者」。 尤其在面對荒謬，人就必須反抗，知覺自己的人生，才能徹底的活著（Camus；

引自簡春安、趙善如，2008：214）。尤其當「壓迫成為事實，反抗就是義務」的 時候，該適可而止的，從來不是我們這群靜坐抗議的公民，而是這個體制和政府。

於是在太陽花運動中，我除了看見社工角色的可能翻轉（從「助人工作者」到「助 人反抗者」），更也看見社會工作與社會運動存在的可能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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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談到了壓迫，那我們就必須要對權力有所同步的理解。從謝盛瑛（2013）

對於權力的詳實整理中，他以自己曾經是社工職場的逃兵為切身的經歷作書寫。

他在縣府擔任管理老人安養機構與基金會的約聘社工員時，為了避免讓自己成為 權威者的代罪羔羊，所以只好以「離職」作為逃避的藉口，轉往暨大社工所重新 面對一個「新的權力」。這不禁讓我思考，若我們想要擺脫權力的障礙與囿束，

是否也必須要能試著練習將個人生活的體驗及反省，連結到公共領域來做爭取，

不論是柔性的遊說或是強硬的抗爭，都會是我們捍衛社工權力與權利的可行蹊徑？

而這邊所說的「公共領域」與「遊說抗爭」，不也正是社會運動所囊括的範疇？

那麼權力的來源究竟源自於何處？權力是在人際關係中被創造的，權力和權力關 係也是會改變的（Nanette & Cheryl，1999），換言之，權力來自於我們每個人。

說明了權力並不一定只歸屬於某個特定組織團體（如企業、財閥）甚至體制結構

（國家、政府），那麼權力是具有影響他人與改變結果的能力，它本身可以是流 動的、沒有好壞，它可以是一種控制、強迫、宰制、生產和保護的工具，而我們 社會工作實務者的責任是要引導出權力的變換與擴大，讓我們與他者能共同獲取 參與決策與分配資源的機會，並且要求掌權者釋放權力，讓彼此間一起共享權力？

還是以專業塑造不對等的權力壓迫，阻隔對權力的流轉與分享，好維穩¹或鞏固 自己的專業地位？而 Askheim（2003）對「增強權能」的指出；左派認為資本主 義的市場模式增加了社會階級的差距和分化，導致沒有效率與能力的服務使用者 經常受到壓迫與歧視，唯有透過增強權能的目標與策略去挑戰社會結構的不正義，

才能夠獲得公平的權利（力）與資源。然而，右派強調個人責任與自助，重視福 利服務市場 化的福利消費主義，讓服務使用者擁有更多的選擇權。

種種跡象牽引著我們覺察，或者道出一件現實是，當我們越能理解權力的樣 貌，我們就似乎越能不容易受到其工具化或宰制，那麼除了以社會運動看見壓迫 的實存之外，我們也能否從其他的面向或途徑，更實質且直接認知權力的運轉？

1 社會工作者為求薪資穩定、工時固定，而轉往社工師、公職社工師、專科社工師、社會行政 等證照（國考）的考取，「維穩的社工實務」成為變相的生存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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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即為眾人之事」、「對政治冷漠的下場就是被糟糕的人統治」，這是在 太陽花運動前期最常看見的兩大精神標語，也是公民夥伴上台分享自身經驗或者 論述時最常呼喊的口號。為甚麼？對一個自詡為正常且進步民主的中華民國殘存 國家而言，這理應是我們每個「公民」該要具備的常識，甚至也是參與社會運動 最基本的「入場券」，怎麼會等到在街頭上才開始思考這兩句話的意涵？彷彿對 許多人來說，這似乎是相當新穎的「概念」。而你我又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意識到 政治的呢？或許我們該是時候能稍微停下來閱讀或書寫，問問自己這個問題。

就鉅視的觀點來看，中華民國的結構源頭其實有著許多值得我們探究的脈絡，

若隨著對於這個外來政權是如何「身在」而非「生在」台灣的史實理解，並思考 它是如何成為今時我們所「習慣」的「合理狀態」，或許在某種層面上便能明瞭 我們多數人為甚麼會在太陽花運動中對這兩句口號感到新鮮或長期對政治冷感 的原因。尤其自戰後以來，台灣先後歷經二二八、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等實質上 威權的壓迫，逐漸導致台灣民眾普遍養成對政治冷感甚至無感的習慣。同時更對 政治產生不少刻板印象；例如「政治是骯髒的、是有權有勢才能主導的」，反而 在日積月累的生活中，釋出或放棄了自己個人珍貴的「權力」與「權利」，甘願

若隨著對於這個外來政權是如何「身在」而非「生在」台灣的史實理解，並思考 它是如何成為今時我們所「習慣」的「合理狀態」，或許在某種層面上便能明瞭 我們多數人為甚麼會在太陽花運動中對這兩句口號感到新鮮或長期對政治冷感 的原因。尤其自戰後以來，台灣先後歷經二二八、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等實質上 威權的壓迫，逐漸導致台灣民眾普遍養成對政治冷感甚至無感的習慣。同時更對 政治產生不少刻板印象；例如「政治是骯髒的、是有權有勢才能主導的」，反而 在日積月累的生活中，釋出或放棄了自己個人珍貴的「權力」與「權利」，甘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