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體與台灣國族權力的連結

討論完新移民成為台灣好女人的生命歷程後，我們看到新移民女性從國族之 外的「外來性」(foreignness)轉變為國族之內的「台灣性」(Taiwaness)的過程。

這個過程的具體運作機制，藉由創造某種連續性與一致性來達成。但是這個運作 機制背後的權力邏輯，並沒有在前文中清楚指認出來，即：國族想像與性／別操 演的權力邏輯如何接合(articulate)與相互建構。形成一套遮掩社會差異與不平等 權力關係的霸權式認同想像。

一、自我是一種反思計畫：主體的轉變

Foucault（1980b）在《性史》中提到，現代性的身體技術不是壓制性，而具 有生產性，誘導出關於性的討論與知識，因此性與權力無所不在。Foucault 的看 法關注論述與權力技術如何塑造與生產出現代性的主體。

在 Foucault 的基礎上，Giddens 提出對於現代性主體不同的看法。Giddens

（2003）同意權力之於現代性主體的特色是「能動」，但他更在乎主體與主體之 間，是如何透過互動建立自我，以及性／別因素在日常生活中的操作。Giddens 認為私領域的民主化是現代性主體在親密關係中最重要的轉變。由其在二次大戰 以後，資本主義在國族國家、勞動市場、全球通訊傳播技術、貿易等層面歷經「結 構的轉變」，同時帶動社會構成的關係轉變，即：「主體的轉變」（涉及家庭、

性／別關係、情感、身體與空間劃分的轉變）。在這種轉變中，高度的反思性是 將主體推向現代化進程的特徵。人們的確會像 Foucault 所說的接受規訓與自我規 訓，但同時自我也是一個反思的籌劃（Giddens, 2003: 194）。因此，Giddens 拉 抬了在現代化的社會生活中個人主體的能動性，自我經由協商、斡旋、選擇重組 與更新自我的生命歷程，而得以標示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將是誰？」的問 題已經緊緊纏繞另一個問題「我將怎麼生活？」（ibid., 202），即：生活風格的 建構與自我認同是難分難捨的連結。

總之，Giddens 眼中的現代性主體，是去傳統化、自我監視、高度反思、積 極能動生產（甯應斌、何春蕤，201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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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說明了現代性主體的爭辯，我們可以發現，新移民女性被期待成為台灣 好女人，落入像 Spivak 所說「…內化了性／別化的內涵與價值，在「文化」的銘 寫中被視為一種倫理的選擇，只因為她們相信這是一個好女人應該做的，甚至乃 是女人應有的倫理」(Spivak, 2006: 438)的狀況。她們開始產生焦慮，被國家、社 會與婆婆教導如何成為一名台灣的好女人。這個性／別操演的反思籌劃，又由於 她們是台灣國族之外的「外來性」（低劣她者混雜著階級主義的歧視）所致。外 來性的低劣與邊緣，必須被常態化（normalization），她們是不完善（inadequate）， 他們代表的不是「差異」，而是「欠缺」（lack）（甯應斌，2005: 11）。這麼說 來，自我的反思籌劃對於遭受到壓迫與歧視的新移民女性來說，並非如 Giddens 所言如此輕鬆與浪漫，也並非只是一種生活風格營造的人生政治(life politics)。

自我反思籌劃下的主體轉變，往往是面臨外部壓力時的無奈與被迫。

於是，要成為台灣國族之內的「台灣性」，新移民女性就必須更小心經營自 我反思的籌劃，投注更多心力，更在乎一切成為台灣好女人的各種細節、撇步、

訣竅（閩南話方言：鋩角）（若轉變失敗，接踵而至的後果與風險也是巨大的）。

因此，她們渴望被「正常」地對待，渴望被「認可」。這種渴望在日常生活中經 由「性／別化」的自我打造與被打造之手段一再被確立。這些手段不只確立了性

／別化主體的生產，亦是主體與國族想像與國家權力的接合。就此而論，自我反 思的籌劃其實是一種社會改良的意識形態（甯應斌、何春蕤，2012: 131）。

二、過去、現在與未來：昔日越南與今日台灣的對立

接續著 Giddens 對現代性主體的觀點，自我不斷地重新打造，便拉出了時間 與空間的軸線，即：改寫過去與計畫未來（甯應斌、何春蕤，2012: 132）成為現 代性主體要時時刻刻要求自己的事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差被連結在一起，

也塑造了「昔日越南」與「今日台灣」的對立。「昔日越南」是個落後、低劣、

衛生不足、敗壞與不民主的國族領域形象，因此「今日台灣」就必須逼迫著越南 姊妹們要學習進步、優越、加強衛生、美好與民主。儘管姊妹們一定不完全認同

「昔日越南」的形象：

我們家以前在越南也不是窮的，還是生活過得不錯，雖然有些鄉下地方 還是很落後，可是胡志明市就跟台北一樣很進步……(阿枝)

她們還是對於進步／落後有想要擺脫的慾望。不論這種擺脫的慾望是來自現代性 普遍對進步思想的意識形態，或是來自越南國族遭到汙名而急於澄清，但改寫過 去與計畫未來拉出的對立都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道地台灣人來說，對於外來性的焦慮也是明顯地展現在民眾的言論中。

我曾經在一次演講開放觀眾提問時，有位民眾問我：「如果我們取消了對東南亞 移民的嚴格健康檢查，我們怎麼知道她們會不會從東南亞帶一些傳染病過來？還 有，我們政府對她們的衛生輔導其實也都是好意……」。焦慮如影隨形，因此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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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合格的」越南姊妹，道地台灣人會給予稱讚與認同：恭喜妳，成功成為台灣 的好女人了。至於那些「不合格的」女人，通通就是「彼個越南來的啦！」。

對於越南姊妹來說，自我反思籌劃的壓力如此龐大，好像不改寫過去與計畫 未來就會帶來危機感。但她們個人的努力，只可能帶來個人成果的保障。昔日越 南國族的汙名（透過前述的含蓄或多元文化觀來淡化對越南國族的歧視）仍然造 成她們成為今日台灣國族的障礙，也就是她們不可能完全變成道地台灣人，不可 能完全重建，例如：一開口說話就被指認出她們的非道地台灣口音。即便如此，

她們還是必須努力不懈地改寫過去與計畫未來。改變的契機便在於，以集體的方 式改寫過去與計畫未來，以集體的方式參與、現身和攪動台灣社會。

三、公開展示的愛：公私模糊─異性戀體制─國族認同

近年來有些關於新移民女性的友善現象，值得討論。有不少電影文本描寫新 移民女性的故事，如鄭有傑《野蓮香》、周旭薇《金孫》、蔡銀娟《候鳥來的季節》， 還有由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製作的電視節目：《愛上這一家》、《緣 來一家人》，甚至官方與民間有各種「幸福計畫」。

這些現象我們當然可以很樂觀地看待，它代表台灣社會開始注意到新移民在 數量上與社會影響力上的重要，但太快地給予評價，很容易抹除了中間隱含細緻 的意識形態，而會直接導向多元文化主義的樂觀看法。我先來討論一下台灣社會 是如何建構一套「幸福劇本」，例如《愛上這一家》的節目介紹：

每一集節目都將邀請不同故事的新住民朋友，以新住民為主角，新住民 朋友在台灣的家庭、生活、感情、親子、就業等；同時，也讓國人透過 節目認識、理解新住民朋友在台灣生活、融入台灣社會的心路歷程，增 加彼此更多的理解與認同。¹⁶

道地台灣人對新移民的理解與認同，必須透過「公開」展示新移民女性在私─家 戶、工作領域的議題，才能夠達成在公─國族國家領域的溝通。她們在公領域現 身時，必須訴說她們在私領域中的事。這說明了一個現象，當台灣國族主義與異 性戀霸權聯手時，「愛」不僅必須由異性結合，隱含了性／別化的向度，這個愛 還得延伸到「我也是台灣人」的國族國家之愛。

新移民女性的現身說法，是自我反思籌劃的民主化與異性戀婚家體制，和國 族主義攜手合作的結果。所以，種種道德保守主義下的再生產必須被確立，而保 護了台灣國族國家領域的形象。

我在第一節的最後討論了三種從不同角度切入的國族與性／別關係，暗示著 國族與性／別交纏的複雜，也是本文的核心討論之一。文獻回顧時提到，有別於 由上而下的國家計劃，新移民女性會自我發展出由下而上的豐富生活，而有另類

16 節目官方網站：http://www.ctitv.com.tw/FallinLoveFamily/about.htm 46

的國族與性／別交織關係。我將在下一節呈現由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實踐。